4 月 18 日
上午 9 时,去紫阳同志处,谈学生上街问题。我主张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紫阳同志认为,目前只能正面引导和劝说,只要不搞打砸抢,就不激化矛盾。
中午,还找了杨尚昆同志。他认为在开追悼会前只好如此(不能不允许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大琳到耀邦同志家小灵堂悼念。李昭希望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希望将灵堂开放两天,让群众瞻仰遗容。可不开追悼会,理由是怕老同志出意外。我表示,开追悼会已昭告天下,如果不开恐怕造成更坏的影响。
学生开会的口号矛头针对邓,也涉及赵、李,中心是对八六年反自由化重新作出结论。数千人深夜冲击新华门,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
上午 9 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赵紫阳同志办公室,讨论对学生上街游行,悼念耀邦同志的问题。我主张中央应该对这类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应该通过加强思想工作,引导和制止学生这种自发的悼念活动,以避免出现社会的动荡。我特别强调,现在中国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经济上有困难,群众也有不满情绪,学生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其他社会矛盾。赵紫阳通知说,中央已决定耀邦治丧办公室由乔石、温家宝主持。我提出,由于治丧活动与高校学生有关,建议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也参加治丧工作,以便统一协调有关悼念活动的事宜。赵紫阳同意李铁映同志参加治丧工作,但是对于学生自发的悼念活动加以引导和制止的问题,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赵紫阳说:“只要学生不搞打砸抢,我们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赵紫阳大有放任其自流的味道。这就表明,从悼念活动一开始,我和赵紫阳在处理学生游行的问题上就存在分歧。
开完会后,我到姚依林副总理办公室,向他了解在我访问日本期间国务院工作情况。我们还对由于耀邦同志逝世所产生的问题和形势交换了意见。我们两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学生正在酝酿一次新的大规模学潮。
我找李铁映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来谈话,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悼念活动中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的动态。
我还到国家主席、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商量如何才能处理好学生上街游行问题。杨尚昆说,对学生的行动要提高警惕,但为了缓和矛盾,在开追悼会前,允许学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动。
晚上,我和朱琳到胡耀邦同志家里。在小灵堂向耀邦同志表示深切悼念。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我不禁热泪泣下,向耀邦同志遗像深深地鞠躬以致哀悼。耀邦夫人李昭对我说:希望把耀邦的骨灰撒在共青城。这是他五十年代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时期,亲自倡导、亲子培植,在鄱阳湖畔建设的一座农垦城市。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个城市有着深厚的感情。李昭又代表家属提出,希望把耀邦同志的遗体公开开放两天,供人民群众瞻仰。李昭同志甚至提出只要公开瞻仰遗容,也可以不开追悼会。她要我把家属意见向中央转达。我思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让群众瞻仰耀邦遗容,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更大的混乱,给那些企图利用耀邦逝世的机会制造混乱的人以可乘之机。耀邦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若他在天之灵有知,我深信他也不会同意家属这一要求的。党中央 4 月 15 日发表的治丧公告中已明确宣布,在人民大会堂为耀邦举行追悼会,并同时向遗体告别。我不得不对李昭通知说:你们的要求,我将报告中央,但是,我认为,为耀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已昭告天下,这体现了党中央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他的哀悼和尊敬。不开追悼会,势必产生极为不好的影响,恐怕难以改变。
李昭同志与我在北京共事多年,她担任纺织局长,我担任电力局长,经常在一起开会、议事,共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段困难的岁月。她是一位忠厚、善良,又讲原则的老大姐。此时此刻她悲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她提出瞻仰遗体这样的要求,却又令人不可理解。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学生不断增加,已达到 3000 余人。学生喊的口号矛头针对邓小平同志,也针对到赵紫阳和我。中心一条是要求中央对 1986 年反自由化决定导致耀邦下台一事重新作出结论。有的学生头头公开提出要为耀邦平反。悼念游行活动的政治目的已经十分清楚了。到晚上 23 时,有人带领近千名学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涌到中南海新华门前聚众闹事。
次日清晨零时 20 分,又有一群游行者抬着三个花圈向新华门冲击,被执勤的警卫人员制止,未能进入中南海。这是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的。凌晨 4 时 20 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新华门发布了通告,说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是不允许的。广播后,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群逐渐散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所在地,新华门是国家的仪门。就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混乱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人敢冲击新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