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3 日

11 时,铁映来电话,说北京各学校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他希望紫阳主持听汇报.锡铭也给紫阳打电话,要他推迟访问.紫阳告铁映,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你们向他汇报吧.

下午一时半,我请乔石,启立,铁映等听汇报。锡铭,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校长或书记也来了。学生不满集中到一点,即追悼会结束后,有三个学生跪在大会堂东门外要李鹏总理出来接见,有人说,李鹏答应了,却迟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治丧小组澄清事实,却没有任何人说过李鹏答应出来。

下午 4 时 20 分,去车站送紫阳。他说,不是简化礼宾吗,你来破格了。我说,破一次值得,不是说我们不团结吗,送送可现实团结。

晚 8 时半,去尚昆同志处,分析形势。他也认为形式在发生变化。他鼓励我去找小平。我要他同去,他同意。

晚上 12 时,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谣言的问答,我发现一些文字和描述事实上的漏洞。我与李锡铭共同商量,问答不发了。发表澄清谣言的问答等于把矛盾引向中央,既然是利用谣言搞人身攻击,不必上圈套。

昨天晚上 7 时至今天凌晨,在长沙发生了打砸抢事件。不法分子在繁华闹市区捣毁了一批商店,大肆抢劫财物,维持秩序的民警被打伤,数辆汽车被掀翻或劫走,闹得乌烟瘴气。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所未闻的一次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学潮伴随着打砸抢事件,大有蔓延全国之势。

上午 11 时,李铁映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则谣言,说追悼会期间李鹏总理拒绝接见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三位学生代表拿着请愿书,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阶梯上请求李鹏出来与学生见面,长达 3 小时之久,始终也不为李鹏理睬,因此学生情绪激动,酝酿明天罢课,以示抗议。由于我在追悼会后就离开大会堂,对那里所发生的事并不知道。我请铁映同志把这件事经过查清楚,再商量对策。铁映说,他刚才也给赵紫阳打过电话,认为学潮正在升级,矛盾直指邓小平同志,形势紧迫,希望赵紫阳同志组持召开常委会,听一次汇报,决定对策。但赵紫阳告他,已委托李鹏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没有空,你们有事向李鹏汇报吧。很明显,赵紫阳已经把这个“烂摊子”,推给我了,不知居心何在。我才到中央工作不久,自知能力有限,但我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党和国家危难之时,也只好挑起重担了。

李希明同志也来电话,他说他刚给赵紫阳打电话,说李鹏很难应付当前的混乱局面。在全国这样紧急的状态下,作为党的第一把手,应推迟出国访问,但也遭到赵紫阳的拒绝。锡铭与我在电力系统共事多年,对我不能说不了解。我本一介书生,技术型干部,如何能应付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从内行李十分赞成惜命的建议,但他也说服不了赵紫阳。

下午 1 时半,锡铭把背景五所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带来了,他们是清华,北大,师大,人大和钢院的领导。我请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志一起听汇报。他们反映学生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李鹏总理为什么拒绝接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代表呈交请愿书?据汇报,请愿书共有七条要求,中心一条是要为耀邦平反。学生代表称,治丧办一位工作人员曾告诉学生,说李鹏总理已答应出来见学生,但等了几个小时,李鹏也不出来,因而激起群情激奋。

经过核实,事情是这样的:乔石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治丧事宜,得知学生要递请愿书时,就指示治丧小组派工作人员出去接受学生的请愿书。在这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到中南海办公室了。治丧办的工作人员没有说过,也不可能说李鹏总理答应出来见学生。

在会上,这件事已澄清了,我要求各校领导回去给学生做工作。几位学校领导认为他们回校可以对学生做工作,但由他们去讲缺乏说服力。因此,他们提出要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消息澄清这一谣传。我同意由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出面,发表一个谈话对这件事加以澄清。李锡铭讲,现在有点像“文革”开始的样子,市委和学校领导心中都没有底,有人传说中央有黑手,想借学生闹事打倒谁,现在看,目标可能集中到李鹏总理身上。

汇报会结束后,我和乔石同志商量,以赵紫阳刚走时说的三条原则为内容,发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并由中央向各地发一电报通知,提出处理当前学潮的三条原则,强调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做好学生工作,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坚决制止一切打砸抢不法行为。

下午 4 时 20 分,我到北京火车站去欢送赵紫阳出访。看来,他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他说,不是简化礼宾规格吗,你这一来就破格了。我说,破一次格也值得,现在社会上传闻多得很,不少人说中央内部不团结吗,今天我来送你,可以显示中央的团结。他听后也未知可否。

形式在不断变化,紫阳一走,这副担子就落在我肩上。我对目前发生的事很警惕。“文化大革命”中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学生不上课,整整乱了十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家遭受灾难,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但我对如何处理当前的混乱,也苦于没有办法。在这时,尚昆同志建议我主动找小平同志请示,他也一同去。

晚上 12 时,锡铭同志报来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关于澄清“总理据见递交请愿书的学生代表”谣传的谈话稿。但是锡铭认为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权威不够,要求由新华社发通稿。锡铭讲的有一定道理。因为追悼会是中央主持的,谣传学生是向总理请愿,有北京市来做说明显然不合适。何况这篇谈话稿就事论事,也缺乏说服力,可能产生相反效果。我和锡铭商量,一致同意,此稿不发了。

晚上,我在批阅大批文件和简报的同时,不断接到公安,安全,教委负责人关于各地学生动态的电话,电报。处理完这些事,已过深夜 12 时。我静静地陷入沉思,不仅向自己提出两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赵紫阳说他最敬重邓小平同志,对邓的指示从来不折不扣加以执行,为什么在这次学潮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就在 3 月 4 日,邓小平和赵紫阳谈话说:“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中国不能允许随便游行示威”,“如果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中国不允许乱”。这是针对国际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政治多元化,出现社会动乱,以及在中国西藏拉萨发生民族分裂分子骚乱事件讲的。邓小平言犹在耳,但赵紫阳对目前的学潮,事实上是抱以纵容的态度。

第二个问题,学生为什么非要向我递交请愿书,而不是向赵紫阳递交?学生请愿书的中心意思是要求重新评价耀邦同志,为自由平反,这本来应向总书记提的有关党务方面的问题,耀邦在政府中并没有职务,为什么向政府总理提出。我判断,让学生向总理递交请愿书,事前是有预谋的,他们把斗争的目标对准我,把我推到第一线。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这一套惯用的手法,我太熟悉了。那时,造反派总是先把领导人引出来,公开亮相,然后再借群总的力量把 2 领导人搞臭。

上海市委对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一事十分重视,江泽民同志深夜找钦本立谈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将这期鼓吹自由(后面的没有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