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记者 冯兆音 发自美国
在一个昏昏欲睡的周五下午，我接到一通让我肾上腺素急速分泌的电话。
“你是哪位啊？在调查我的事情。”电话那头传来沙哑但爽快、又夹杂几分警惕的男声。对方的电话号码无法显示，但我知道他是谁：一个正被全球通缉的男人。
2015年4月的一天，华裔商人陈衞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中用衞星电视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赫然发现，自己被全球通缉了——他登上了国际刑警组织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以下简称“红通”）。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15年3月发起“天网行动”，意在全球追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指他们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协同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在全球范围追捕。
“红通”上刊登了陈衞多年前证件照，照片之下是他的本名：贺业军。名单中下一人名为黄红，是陈衞的前妻，因面容姣好曾被媒体戏称为“颜值最高”的红色通缉犯。两人涉嫌的罪名是挪用公款。
1999年离开中国前，贺业军是唐山豪门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还当选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如今，他已改名为陈衞，是一家美国房地产投资谘询公司的老板，而且，成为了美国公民。
接到陈衞电话前，我曾调查他在美公开记录、采访曾与他接触过的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陈衞的直接交流，竟是始于文章开头那通他主动拨来的电话。在这次通话中，陈衞老道地回避了所有提问，反客为主核实起我的身分背景、估摸文章的传播程度。虽然谨慎躲避媒体聚光灯，但同时，他似乎亦想利用媒体的传播力发声。
经过多番周旋，在红通发布一年后，陈衞终于同意在他位于佛州庄园市（Plantation）的办公室中受访，端传媒是红通后唯一专访他的华语媒体。始终对媒体怀疑与警惕的陈衞提出要求：不能带摄影师、不能拍露脸照。
于是，我敲开了这位全球通缉犯的门。开门迎接我的就是陈衞本人，57岁的他比通缉令证件照里的贺业军苍老了些，穿着衬衫西裤，头发半白，略微发福，看起来跟一个普通中年商人无异。
他并不显得紧张，卸下了之前的戒备，自在地陷坐在会客室的沙发椅里，拿着一个装有普洱茶的保温水瓶，滔滔不绝地说起话来——此时的他嗓门大，语速快，豪放粗野。
“一不躲，二不藏，该干嘛干嘛”
“我一不躲，二不藏，电话也不换，该住哪住哪，该干嘛干嘛。”陈衞这样形容被通缉一年来的生活状态。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陈衞并非过着不见天日、狡兔三窟的逃亡生活，相反，可以说悠然自得。
他住在佛州阿文图拉（Aventura）一处价值220万美元（约一千七百万港币）的豪宅，热爱奔驰的他只开黑色奔驰车，偶尔打打高尔夫。他自诩爱吃、懂吃，会自己开车到超市买菜回家下厨，对美国各大城市各菜系名餐厅如数家珍。
他的投资谘询公司也照常营业，住处和公司地址都是公开信息。只是办公室外，不见公司招牌，正门紧闭，十分低调。陈衞坦言，生意受到了很大打击，与几家中国企业断联，多个项目搁置。“红通”前，办公室坐满了人，“红通”后，他让好几名员工“暂时放假”。办公室里有许多格子间已空置，采访当天只有陈衞一人办公。
“我绝对是一个受害者。”陈衞斩钉截铁地说。
尽管受红通打击，陈衞并非惶惶不可终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很淡定。迄今为止，中美的执法人员还没有找上门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对各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中美之间也没有签署引渡条例，这意味着，只在美国有犯罪记录或违反移民法的中国人，才会面临遣返。美国一位不具名的前安全人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说，中国基本上没有提供能证明被通缉人员曾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更何况，陈衞已是美国公民。“在美国，凡事讲证据，实事求是。”他说。
美方执法人员未有行动，而中方跟陈衞的接触，目前只有一通来自河北省检察院的电话。陈衞称，对方表示中纪委正调查他的案件，但未说明通缉他的原因。对方还说，检方没有向媒体提供任何资料，只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至于它从哪来的，你也能想出来。”
红通发布后，《华尔街日报》引用河北省1999年发出的通缉令，指时任河北唐山豪门集团总经理的贺业军挪用公款人民币100万，转到情妇父亲的户口，充当“分手费”。
陈衞对端传媒说，他没有挪用公款。“完全是胡说八道。”他激动地说。他认为，《华尔街日报》获取的“通缉令”文件是内部调查材料，而且，据河北检方所言，线索并非由当局直接提供。
“如果我有问题，能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吗？如果我有问题，能够入籍美国吗？”陈衞连连反问，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称，自己经过严密的政审，才在1998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9年就离开中国，“哪有机会挪用公款？”
谈及过往的荣耀时，陈衞尤其意气风发。他一一展示20多年前以他为封面的杂志、在《人民日报》等党媒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十大杰出青年”证书复印件。“我是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一直在往上走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是全中国评出来的。”对陈衞来说，这是他在中国取得的最大荣耀，也是洗脱自己贪腐罪名的重要证据。
而在2005年获得的美国公民身份，不仅是他在美居留、做生意的保障，在红通发布后，还成为了他至关重要的护身符。
一面大号美国国旗立在办公室一角，宣示着他的美国人身分。会客室墙上挂着的两幅大照片，一幅是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他颁发结业证书的留影，另一幅是他与美国前总统老布殊（George H. W. Bush）和杰布布殊（Jeb Bush）的合照。他与美国下任总统的合照，也早就准备好了。1994年，当时仍是贺业军的他曾与时任总统克林顿及第一夫人希拉莉在白宫合影；另一幅年代更近的照片中，陈衞与杜林普并肩站在后者的高尔夫球具乐部里，笑容满面。书架上还放着他与美国前驻华大使骆家辉、佛州政商名人的合照。
当我问起他与这些美国名人的关系，陈衞都会先豪迈地说：“我们很熟！”细问之下，他改口为“打过几次球”，并补充：出事之后，跟他们都不联系了，“不要给人家惹麻烦”。我无法得知陈衞与美国最高层政治人物仅限于一面之缘，抑或交情匪浅。毋庸置疑的是，陈衞近期都不可能跟他们打上高尔夫了。
1994年，当时仍是贺业军的他曾与时任总统克林顿及第一夫人希拉莉在白宫合影
“这下坏了，上面来查了”
自称淡定的陈衞此前没有预料到的是，“红通”发布一年多来，风声远未平息，还越来越紧。
截至今年6月，“红通”百人中30多人被追回，部分被遣返，部分“劝回自首”，还有人“自愿返回中国居住”。
“红通”百人中有38人被认为逃往美国，现状各异。名录中排名第三、前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主任乔建军因涉嫌欺诈和洗钱等在美国被起诉，目前下落不明，正被美方通缉。
排名第四、涉嫌贪污受贿的前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黄玉荣则在2015年12月返回中国，中纪委称，她是“在法律威慑和政治感召下，主动回国投案自首”。
红通头号人物、被称为“中国第一女钜贪”的前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因使用伪造护照入境美国，目前被收押在德州的一处移民看守所。2015年9月，她的弟弟杨进军成为美国向中国遣返的首名“红通”嫌犯。12月，中国外交部宣布，中美正在磋商遣返包括杨秀珠在内的五名“红通”嫌犯。
今年7月，有传杨秀珠将放弃政治庇护，返回中国。但她本人接受媒体探监时，没有证实这一消息，仅称“还没想好怎么说”。纽约移民律师李进进认为，百人名单中有些并不是贪污犯，而真正更大的“老虎”却没有包括在内。他的一名红通榜上有名的当事人，今年2月成功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为保护个人隐私，李进进并未透露当事人姓名和入籍途径。
“我跟杨秀珠不一样，我没有问题。”陈衞轻松地说，自己不特别关注红通相关的新闻。“有时手机蹦出来（新闻），就看一眼。”但他对杨秀珠案的新进展并不陌生。
办公桌案头的两份文件，也隐隐透露着他对“红通嫌犯”身份的顾虑——《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和印有《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一章第九条的文件，后者第一句是：党员有退党的自由。陈衞摆摆手说：“这些年都没交党费，早就不是党员了。”在“天网”红色通缉令上，像陈衞一样曾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的外逃人员，共有48名，其余人员包括公司会计、办公室出纳、支队民警、银行信贷员等。涉嫌贪污和受贿人员占60%，其他涉嫌罪名包括挪用公款、合同诈骗、滥用职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
陈衞是因挪用100万元公款而登上红通的吗？1999年，个人声誉正如日中天的他，又为何突然选择离开中国？
陈衞给出的理由是：来美国治疗心脏病。他称，在当年5月赴美治疗心脏病，写了辞职报告表明赴美目的，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签证，身上只带了5000美金。约莫在6、7月，豪门集团因亏损严重，被大力打击国有企业贪腐的时任总理朱镕基责令审查。
“这下坏了，这下要出事，上面来查了。”陈衞回忆当时心境，风波骤起，不知豪门亏损的责任会被算到谁的头上。他自称“不愿掺和这事”、不愿指责老领导，顺势留在了美国观望，希望等国内风声过去，“谁知道，越听越热闹。”
豪门集团前身是河北玉田县一家濒临倒闭的化肥厂，1986年转型为啤酒厂，经营逐步起飞，一度跻身中国五大啤酒厂行列，业务迅速扩张。1995年，法国达能集团入股豪门，是豪门经营的关键转折点。陈衞称，那是一笔不公平的交易，资产评估过低、折价出售，豪门由此欠下大笔债务，两名前总经理先后离职，他在1997年接任总经理一职。陈衞说，他上任后进行全面审计，发现豪门因合资产生重大亏损，马上向河北省政府报告，也正因这份亏损报告，豪门集团才引起了朱镕基的注意。
根据澎湃新闻报导，1999年，国家审计署曾对豪门集团进行审计，发现豪门有巨额欠款，无力偿还；5亿元贷款开支不明，法定代表人贺业军有重大贪污嫌疑，1999年10月起被通缉。但这与《华尔街日报》引用文书的“挪用公款100万”罪名并不相同。
陈衞坚称没有牵涉这两项罪名，只是替罪羔羊。他认为，《华尔街日报》掌握的“地方通缉令”是有人刻意栽赃——行贿官员取出当年的内部调查文件，加以删改，泄露给媒体。而且，陈衞心中早有认定的罪魁祸首——他曾经的商业伙伴、如今对簿公堂的对手杜振增。
模范移民？还是公款惯偷？
在被全球通缉前，陈衞在美国的模范移民故事似乎就已出现裂痕。
2014年4月，陈衞的生意伙伴、掌管唐山港陆钢铁有限公司的商人杜振增起诉陈衞将两人的生意当做“个人的储钱罐”，购买游艇、房产、珠宝等奢侈品，重施当年挪用公款的伎俩。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陈、杜两人曾共组公司，投资庄园市时尚购物中心（Fashion Mall）项目。杜自称前后注资了1.6亿美元，但近5000万美元的资金丢失；他打算解雇陈衞之际，陈拿出了一份宣称有杜振增签名的文件，上面注有未经过陈衞同意，不得将其解雇的条款。法庭之后裁决，那份文件上的签名并非出自杜振增之手，但是无法判断是谁的签名。2015年3月，陈衞申请购物中心破产清算，他在美国的生意看似满盘皆输；4月，红通百人名单公布，他在中国的往日荣耀也付诸东流。
废弃的时尚购物中心外观
记者在庄园市现场观察到，时尚购物中心的原址外观失修、大门紧锁，从玻璃门望进去可见，里面四处散落建筑废料，如同废墟。2005年，飓风威尔玛（Wilma）袭击佛州，购物中心曾遭到重创，主要商户搬离，之后因违反安全条例被勒令关闭整改。2007年，陈衞的公司宣布计划将中心改造为商、住、办公用的多用途建筑，以此招徕寻求投资移民美国的中国客户。这个半路流产的项目设计图，至今还挂在陈衞办公室的墙上，就在胡锦涛和老布殊之间。
目前， 陈、杜两人的诉讼及公司破产案仍在审理中，中心原址已被债权人拍卖。2016年8月，债权人起诉陈衞、其前妻黄红以及二人名下公司， 指他们对时尚购物中心项目故意管理不善，涉嫌欺诈转账、篡夺商业机会，掠夺债权人的数百万资产，以支撑陈衞百万富翁般的奢靡生活。一张由陈衞和黄红掌握的公款信用卡，从2010年至2016年，产生了约190万美元的开销，大多用于珠宝和餐饮消费、高档酒店住宿、乘坐私人飞机等。
在庄园市商会主席Siobhan Edwards眼中，陈衞是一个体面的中国商人。他总穿着一身高档西服，少不了系上正式的领带，开着奔驰车前来开会。他不会讲英文，随行带着多个秘书作翻译，低调从不谈过往，出手却很阔绰，几乎每年都向商会捐款过万美元赞助活动。在购物中心项目破产前，陈衞曾担任庄园市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而且，中心位于庄园市核心地段，上至市政府，下至市民，对陈衞野心勃勃的大计划不仅有耳闻，而且抱有期待。在华人不多的庄园市，商界中几乎无人不知那个慷慨大方的、即将改造庄园市的“中国商人”。如今，他已在商会和市政府“老朋友”间销声匿迹。
“他应该逃到天涯海角去了吧。”看了“红通”报导的Edwards猜测说。她全然不知道，陈衞依然在庄园市办公，办公室离时尚购物中心原址只有几步之遥。
曾经在法庭取证会上向陈衞提问的杜振增代表律师Lida Rodriguez-Taseff对陈衞的印象是“推诿”、“躲闪”、对关键问题经常回答“不记得”。在杜方看来，陈衞挪用公司资金的作为，跟当年挪用豪门集团公款如出一辙。律师称，陈衞目前用于办公的房产，也是用两人公司公款购买的。
端传媒查阅法庭资料和房产交易记录发现，陈衞在2013年至2014年4月确有多笔大额支出，先后买下一辆新的奔驰汽车、价值61万美元的办公室现址、79万美元的私人游艇，他还与前妻黄红购入220万美元、约390平方米大的住宅。
陈衞否认杜振增的全部指控，他的故事版本是，杜承诺的投资款没有全部到位，还想来讨工程款抵付千万美元的赌债。挪用公款买游艇的指责是“瞎说”，游艇曾属于另一个他主理的公司，用于业务，并非个人娱乐，如今已出售。至于他拥有的两辆奔驰汽车，“都是分期贷款买的”；居住的豪宅则是“借弟弟钱买的”。他最初用他与杜振增的公司资金购买办公室现址，但他之后“从朋友处借款还上了”。至于奢侈品，则是杜授意购买，最终也归杜所有。
关于贿赂官员、篡改公文、栽赃陈衞、向媒体透露信息的说法，杜振增透过律师全数否认。杜振增向端传媒表示，他是在起诉陈衞后、看到红通百人名单的新闻时，才认出贺业军的照片、得知陈衞的过往。撰写相关报导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没有回应端传媒的询问。
在红通公告天下前，或许没有人留意过陈衞“美国梦”故事的重重疑点：陈衞不会英文，是如何取得公民身份的？为何移民17年，从未返回中国？他与黄红一起身在美国，却在中国成功申请离婚？
贺业军还当选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河北省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在中国法治健全前，绝不回去”
从时间上看，陈衞是紧随前妻黄红的步伐离开中国的，他们先后在1998、99年赴美。两人育有的女儿1999年在美国出生，身在美国的两人次年完成中国的离婚手续。
谈其他话题时口若悬河的陈衞，唯独对自己如何取得公民身份和婚姻问题三缄其口，低下头、压低音量，恢复到我们交流最初的警惕状态。他形容，前妻黄红是红色通缉令上“最冤的人”，黄红赴美前的职务并非“红通”中注明的唐山豪门集团驻京办事处的会计，只是合作的融资公司员工。
端传媒经查证发现，黄红的绿卡身分很可能是通过结婚取得的。她在2003年与一位华裔美国公民结婚，2006年离婚。然而，在2010年，美国移民局拒绝了黄红的归化入籍申请。如果移民局认定她以假结婚骗取绿卡，有可能将她遣送出境。据陈衞说，目前黄红的案件仍在上诉审理阶段，她仍生活在陈衞所在的佛州。
端传媒查阅公开房产信息发现，陈衞居住的价值220万美元的住宅在两人名下，黄红还在同一小区拥有另外两个单位。陈衞称，他与黄红已经分手，并不住在同一屋檐下。
在黄红之前，陈衞还有过一段婚姻，育有两名子女。他们目前在中国大陆居住，自从“红通”发布以来，儿女叫他不要再主动联系，由他们到美国来探望。作为一个“通缉犯”，他躲闪家庭相关问题，不愿近照曝光，为家人带来不便；但作为一个平凡的外公，他又兴致勃勃地翻出手机里小外孙女的照片，递给我看。而陈衞与黄红的17岁女儿，正忙于在美国申请大学。“我希望她以后读法律，不要像老爸一样，被冤枉。”
陈衞办公室的书架上装饰着数十本精装的佛州英文法典，他都没看过，权当摆设。在美国生活17年，陈衞的英文仍未达日常交流水平，凡事需依赖秘书翻译。开车时，靠记路名的前几个字母认路；独自吃饭点菜时，他会冒出一两个简单的英文单词，剩下的靠比手划脚。想吃牛舌，他就吐舌头，用手指一指，含糊地说“tongue”；要点牛腰肉，他就比划一下自己的腰部，热切地望向服务生，渴望被理解。
他的书桌上，放着两本崭新的中文书、中美两大地产大亨记录人生几度浮沉的励志自传—《野心优雅任志强》和杜林普的《永不放弃》。
如今是他的人生低谷吗？“呵，我什么风浪没见过。”陈衞笑着说。
陈衞始终坚称，身在国外的他为豪门集团的没落背了黑锅，又被误放到“红通”上。他认为中纪委已意识到，将他纳入“红通”是仓促之下的错误，因此至今从未派人当面接触他。
“中国政府反腐败，走向法治国家，我是认同的。可是呢，要对重大的冤假错案平反，”陈衞说，“是错就要认错。别冤枉一个好人。”
端传媒尝试联系中纪委核实以上说法，中纪委举报网站上提供的电话多次拨打无法接通，记者随后向中纪委官方网站提供的邮箱地址发信约请采访，亦没有得到回覆。
陈衞希望，中纪委终有一天撤下对他的通缉；同时，他又不敢抱太多希冀。“他们可能会说：『既然你这么冤，你回来说啊？』”陈衞话锋一转：“但在中国法治健全前，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昔日的国企干部、赴美后仍以“中国商人”形象与美国人交际周旋的陈衞，如今却不得不对中国人退避三舍。采访结束后，他提议一起吃饭，问：“吃中餐，还是西餐？”没等我回答，他就低声地自问自答说：“吃中餐会遇到中国人，就不要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