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 29 日
上午,去乔石、胡启立处,商量“五·四”游行对策。北京市提出组织游行方案,启立提出在广场召开群众大会。
下午 3 时,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讲话。他只一般提安定团结,但没有讲学潮和动乱。
北京负责同志来说,这次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可真要亡党亡国。下面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袁木、何东昌、袁立本与陆宇澄与各界学生举行长达三小时的对话。据反映,效果尚好,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作用。
东昌来谈了彭真的三条意见:一、中央方针和决策是正确的。二、27 日战术上失败,学生提出口号,得到人民的支持。三、目前要做好揭露。
上午,我和乔石、启立同志商量,即将来到的“五·四”青年节,可能出现更大游行,中央应采取什么对策。为此北京市委提出,由党和政府出面主动组织群众大游行,把主动权拿到党的手里。胡启立提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规模群众大会,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我和乔石在权衡利弊后,认为这两个方案都欠妥当,可能引发“群众斗群众”。但又提不出更好的办法,准备再议一次。
下午 3 时,我出席了总工会召集的庆祝“五·一”会议,由胡启立代表中央讲话,他只一般提出安定团结问题,但对有针对当前的动乱讲几句话,这显然是不够的。
我要求北京市针对“五·四”学生搞游行的事,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方案。李锡铭等同志在几次谈话中都流露出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们说,中央反动乱方针不能再变。再变,北京市也无能为力了。我认为中央的方针是明确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动乱虽然决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够有力。
今天,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代表举行长达 3 小时的对话,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学生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袁木在对话中特别向学生代表转达我的意见,说“四·二六”社论说的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这样,就把少数坏人与大多数学生区别开来。袁木说,他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要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生说的“官倒”问题,实际上指的就是社会上普遍流传的赵紫阳的两个儿子倒卖彩电、牟取暴利的事。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袁木还对学生说,对党要有个基本估计。这十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说明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袁立本说,北京市对游行示威有十条规定,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是违反规定的,所以,政府不赞成。袁木还说,我们国家正面临不少困难,如果再不稳定,再动乱,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这场对话录了像,并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播放。据反映,这次对话产生一定的效果,对于争取学生中间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有一定的作用。
何东昌同志来我办公室,转达彭真同志的意见。彭真认为:一、中央对制止动乱的方针是正确的;二、要承认 27 日的大游行学生是占了上风,原因是提出“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机关干部的支持;三、目前党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坏人,让广大群众认清动乱的真面目。
北师大贴出一份题为《老朽下台》的大字报,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北大学生在校内举行中外记者记者会,宣布要争取“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