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2 日
上午,找罗干来,让他告诉启立同志,研究非法学生组织清远市的对策。学生七条要求降低了,但中心是要承认其合法性,为“五·四”游行找借口。
我的心情总是静不下来,为我们党腐败感到十分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想泛滥的结果。现在攻我的是,周总理可以出来见学生,你为什么不可。我出来,等于承认非法组织,把自己推到第一线,不能上当,也不为闲言所动。
必须恢复正常的国务活动,不能完全陷到处理闹事中去。邓也说过要分两条战线。
上海学生下午已开始游行。
上午,我找罗干同志来研究,研究昨天非法学生组织向中央和国务院递交的请愿书。这封请愿书比耀邦同志追悼会后提出的七条要求调子降低了,不再提为耀邦同志平反,为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承认闹事组织的合法性。我们分析,请愿书的目的是为“五·四”组织更大规模的游行打下舆论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学生背后有人在指挥。
今天是加入,天空晴朗,风和日丽。10 时左右,我和朱琳去中南海瀛台散布,以求扫除忧虑之心。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平静不下来,为动乱在继续升级,为党内腐败的现象而痛心。这是多年来思想教育薄弱,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我在想,经济上的私有化与思想上的自由化是什么关系,他们也许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学生攻击我,说“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出来见学生,如今李鹏当总理,为什么不敢出来见学生。我也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与周总理相比,但我是不是为保全自己,惧怕群众?我虽是一介书生,但在苦难环境中成长,受党教育多年,对党的事业一片忠诚。动乱一开始,我也做了最坏的估计,就是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能让中国再度发生“文化大革命”那种悲剧。我之所以不出来见学生,是因为我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出来见学生,弊大于利。想当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国家虽已打乱,但毛主席的威信真比天高,可谓一呼百应,周总理代表毛主席向群众讲话,所以才有作用。如今中央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我讲话,讲什么,代表谁。如今,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一把手,对这样重大的问题,理应由他出来见学生,代表中央说话。我已识破,学生拱我出来亮相,醉翁之意不在酒,实际上是把我推到第一线,当靶子来打吗从而在全国挑起更大的事端。我还考虑,如果我在北京出来见学生,那么各省市的领导人势必也要出来见学生,那他们如何来回答学生的质问。中央究竟对当前形势是什么态度,现在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也摸不清。中央本来意见不尽一致,小道消息满天飞,他们听谁的。现在已经没有中央的声音了,只有公安部和国家教委向本系统发情况通报和要求,这两个部门是将绝执行中央关于制止动乱的精神的。
赵紫阳已于 5 月 1 日给政治局写了一封信,要求澄清他两个儿子的问题。信中说:“我有两个儿子在公司工作。一个叫赵大军,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技术发展公司工作;一个叫赵二军,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业开发工作”。“社会上关于赵紫阳的儿子倒卖菜单、倒卖粮食、倒卖硅铁之类的传言甚多”。赵紫阳在信中请求政治局责成中纪委、监察部组织以希尔,最好请党外人士也参加,一件一件地进行查证。如查明却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如查明没有问题,也予以澄清。看了这封信,我认为赵紫阳态度上是好的,组织上有责任把这些传言澄清,以清除党中央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后才知道,5 月 2 日下午,赵紫阳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几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来谈话。他们谈到学潮、新闻立法、党内腐败、高干子女经商等问题。关于世界经济导报问题,赵紫阳说:“最后双方体面下台,淡化处理。”赵紫阳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谈话结束后赵紫阳对阎明复说,“四·二六”社论对学潮定性错了,现在这个弯子很难转,关键在说服小平同志。只要小平同志说一句,“当时吧情况看得重了一些”,就可以在党内转弯子。他要阎明复去找杨尚昆同志和他一起去见小平同志。阎在五十年代曾在中央担任过俄文翻译,因此和尚昆比较熟悉。阎确实找了尚昆,转达赵的意思,但遭到尚昆的拒绝。尚昆说,小平同志对动乱的看法是深思熟虑的,不能改变的。
下午我处理了大批积压的文件。国务院日理万机,必须恢复正常工作,不能长期把精力完全陷到处理学生闹事中去。小平同志说,一条处理动乱,一条战线抓日常工作。
法国费加罗报:“从现在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与‘文化大革命’初期拥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反对老前辈与政府的口号”。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应当向对待苏联、匈牙利、东德那样对待中国,既促使她走向民主,同样敦促她走向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