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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舍先生应该为他的人生选择承担多大的责任？
答：今天是老舍先生自杀50周年的纪念日。在1966年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不堪忍受文革中红卫兵的凌辱和折磨，以自沉太平湖方式自杀，时年67岁。
与数月前杨绛女士辞世一样，老舍自杀50周年纪念也引发了知识人的一波争议。其中争议的主要焦点就是老舍先生的自杀，到底是被无辜迫害致死，还是求仁得仁，为自己的选择表态买单而已。
从下面引的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为例，可以清晰地反映出老舍先生对于当时的新政权是有着热烈的拥护，身体力行的参与，以及积极有所追求的。
1951年，新政权才控权两年，文艺界并没有感受到有多大的言论压力，因言治罪的“反右”尚在6年之后；逼人表态的文革也还有15年之遥。老舍先生热情洋溢地表态积极参与对他人的“该打！该打！”的批斗，坦陈“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在社会变革期间的态度做出了明确而积极的选择。在这一年，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15年之后，他热情讴歌和积极赞美的“群众的力量，义愤”也最终反噬了他，在“该打！该打！”的革命运动中，不堪其辱，自沉湖底。如果从现象上看，不言而喻，老舍先生为自己当初的态度选择买了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仅仅将老舍先生的自杀视为“求仁得仁”，因而嗤之以鼻可能有失简单。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开始张牙舞爪时，主动地、积极地厕身其中，并不算人生污点。由于新政权所蛊惑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民主、宪政的“口炮”伎俩；而且原来的民国政府所呈现的一片乱象，这些因素的交织足以迷惑到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以感性而非理性来认知社会，对新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做派做出误判，乃至错误的选择，也算是情有可原。别说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对前苏联以及本朝持积极好感的也不在少数。像曾经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热情讴歌过前苏联。
从心理学角度，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初始就积极表态参与到新社会的改造浪潮中，与他自身的性格、认识水平以及动机、抱负有关。曾与老舍先生有过共事的作家林斤澜认为老舍是“应该有心机的，智慧过人的、知人知世的人，他八面玲珑，以‘外场’和‘交游’闻名，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两面人！”
在新政权建立初期，通过积极拥抱新政权来获得地位、荣誉、权力和声名虽然乏善可陈，却也无可厚非。在历史并不明朗的时候，随波逐流本身并不必然是什么大错；而在历史日渐明朗的时候，卷入其中的当事人却常常因为造化弄人，或者性格的懦弱，或者价值观的缺陷而深陷其中难以重新抉择。
因此，尽管老舍先生在新政权之初的选择表态“吃相”相当难看，但也不是他就应该承受、遭受15年后迫害和凌辱的缘由。如果这个逻辑要成立，现时代恐怕绝大多数所谓的知识人（1958年之后，本朝“知识分子”一词已经绝了，再用就是误导）如果日后遭到老舍类似的迫害也逃不脱“咎由自取”四个字。
在我看来，老舍先生的投湖自尽根本就是一件值得后人反思和唏嘘的悲剧。正如鲁迅先生在《再论雷峰塔的倒下》中曾说过，“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老舍的自杀就是一个性格软弱，缺乏笃定的健全的价值观，有投机心理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有过人的才华，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作品，也有在读者和文艺圈的盛名。但他热情积极地拥抱新政权的表态也没有换来权力者的持续首肯，他在文革初期的遭遇，更像是一条被弃养的“忠犬”。
现在无法假设，如果老舍先生得到了权力者更大的赏识，不仅授予虚衔，而且被赋予对他人生杀予夺的权柄，那么他会不会像他在1951年新政权建政日所写的那样，“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他会怎样对待他认为的“仇敌”呢？
老舍先生自杀50周年，应该值得纪念。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有着过人的才华，传世的名作的作家，而且因为他的悲剧可以给现时代的人以警醒。在一个连续的，从来没有反思和否定过前三十年历史的朝代，迄今的权力逻辑与50年前没有本质的差别，“今朝听得带鱼笑，他日喜看带鱼被烹煎”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历史弔诡的必然。
既此，我以我的方式纪念老舍先生，他当年的表态与今人多有相似。以他为警示，也拭目以待某些吃相难看，急吼吼选择表态示忠的当代知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