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会见老舍等文艺界人士，右一为老舍。）
有个公知朋友称，“中国人有句老话，事后诸葛亮。总喜欢用太多的后见之明来框削自身从未身历的生活和他人的选择，而不愿意尽可能更多去理解历史场景中的人事，完全呈现出一种局外人的轻松姿态和当代傲慢。多理解世俗生活的丰富性残酷性，而非用概念和后见之明来框削，这才是下判断的基础”。
这个朋友应该是针对朋友圈中对老舍的一些评价而发。或许还包括对钱杨之争乃至莫言获奖之争的感慨。我认为朋友这种观点，看上去实诚，其实糊涂。
今人皆为后见，对历史人物而言也皆属旁观者，但只要有史据有逻辑有立场，其评价就很难以“后见之明”一棒打杀。以“后见之明”否定不同立场者的历史评价，其实更是在否定不同立场者的现实评价。在1949年前后，知识分子附共非耻即愚。这既是历史评价，也是现实立场。一切历史评价都蕴含现实评价。而历史评价之分岐，也往往不在历史，而在现实。
具体到老舍本人，我对他有了解之同情。少年时代我还是文学青年时，深深为他的一些短篇（如写初恋的《微神》）、中篇（如《月牙儿》）以及长篇（如《骆驼祥子》和未完成的《正红旗下》）打动、吸引。可是，请让我们暂时搁置他的文学才华，转而看看1949年后他的另外一些政治色彩浓郁的作品。仅仅阅读他的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及棍子文章，我们就很难说他的受难是完全无辜的。至少，比起大饥荒死亡的普通农民来说，他似乎没那么无辜。
1949年，老舍完全可以留在美国或应邀前往台湾，但他回到北京，还专门写相声段子讽刺美国、支持抗美援朝、赞扬苏联友邦、歌颂斯大林。老舍与中共结缘可上溯到1938年，通过后来成为他情人的赵清阁，周恩来成功统战了他，或至少让他对中共有了好感。此后中共一直在争取老舍，欲纳之麾下。1949年老舍的归国，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归国后，官方累计送给老舍30来个头衔，这让他倍感荣耀与惶恐。就在这个时期，老舍明确表示自己要做“歌德派”，也就是歌功颂德派，政治宣教成为他创作的首要准绳。早在1951年，老舍就写出了“毛主席万岁”这句话（远早于此语后来流行的时期）。
在自己被打倒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老舍几乎都有参与，撰写不少批判文章。这诚然可以理解，但不能为之辩解。不过，我们可以认为相当部分的批判文章老舍是违心写就。比如他参与过对丁玲的批判，可1960年重见丁玲时，他不像旁人一般避之不及，而是上前握手问好，表达善意。
写了一大堆“歌德派”作品之后，1961年底，老舍开始暗暗写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这部作品未能完成，但显示了晚年老舍在写作上一定程度的个人回归。1964年老舍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下《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未获发表。在这篇长文中，很可能老舍表达了与官方主流不符的个人意见。
文革伊始，老舍写公开信表示支持和拥护，可由于他主编的《北京文艺》曾发表为《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他终于难逃毒手。老舍一直试图紧跟政治，政治却终于将他一脚踢开。在紧跟过程中，他也从未真正得心应手，因为他的天真伤怀与未能完全泯灭的自我。
1966年8月24日，不堪红卫兵的羞辱与毒打，老舍带着一册《毛主席诗词》自沉太平湖。他死后，骨灰被火葬场遗弃。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则称：“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我将老舍看成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而这悲剧性，他个人也有份参与制造。就其后半生际遇而言，我是同情的，或者更准确说，是遗憾的。谁若简单地将他视为死得其所的极权帮闲，或者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在我看来都过于草率。死得其所意味着极权迫害是合理的，或者至少有部分合理性，我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纯粹的极权受害者则抹杀了老舍后半生际遇的复杂性，尤其是他应为个人言行承担的责任。不过，在老舍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上，我也不想过苛。事实上要作出此类道德判断也非常棘手。就老舍之死，我们能做的主要还是谴责极权。无论老舍本人就1949年后自己的言行应当负何等责任，极权迫害他致死的行为，都没有任何法理及道德的正当性。
写到末了，忽然想起一句话，“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这是老舍短篇小说《恋》中的话，或许也是他天真伤怀的一生谶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