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传媒｜赵益民：飞往伦敦的国航班机与旅英中国人的族群歧视

《端传媒》编按：9月6日，有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班机飞往伦敦的乘客发现，机上杂志提到伦敦治安时，专门指出“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在国内外引起争议。现居伦敦的赵益民投稿《端传媒》，从自己生活出发讨论伦敦的空间与族群，以及旅英中国人表现的态度。本文原载于豆瓣网，刊登时有修改删节。

在伦敦住了这么久，每次我想吃烤肉的时候，都会去东边的 Aldgate（印巴人聚居区，拥有英国最大的清真寺）。那儿有两家店，烤肉做得都很不错，但风格迥异。

其中一家是个叫“老地方”的中国餐馆，主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曾经做得很地道。每次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点上几个羊肉串儿，再叫一瓶青岛，仿佛还能重温一点当年在北京“撸串”的幸福时光。有一阵子他们突然停止了烤串生意，理由很搞笑，说是在英国找不到合适的木炭了。

这家餐馆的英文名是 My Old Place。翻译很巧妙，每次我都会用这个名字引诱办公室的各国同学去吃加了很多辣椒的东北菜。我会着重跟他们强调：咱去 My old place 吃点中国菜吧！然后他们就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点上诸如麻辣鸭舌的菜，再把一整盘菜和辣椒全部狼吞虎咽掉。

另外一家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吃肉的地儿，叫拉合尔烤肉坊 （Lahore Kebab House）。拉合尔就是著名电影《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的那个地方，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玄奘曾在7世纪初到访过。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家店，也并不想知道 Aldgate 地区其他任何餐馆。我初来乍到，本能地保持着对陌生人和陌生空间的提防，同时，中国留学生之中还流行着种种传言，如印巴餐馆卫生状况糟糕。诸如此类的话语，都退却了我的好奇心。

当我那关系很好又在土耳其呆过很久的意大利哥们提议，去这家店考察一下巴基斯坦烤肉的时候，我内心是拒绝的。但在他们连拉带拽之下，我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看着满屋子嘈杂的人群，恐慌。我坐定之后发现，屋子里坐的一多半都是白人，不过老板和服务员确实还是南亚人的面孔。打开菜单，照例是看不懂的，于是就照猫画虎，跟那个意大利哥们点了个一样的菜。

我记得那是一道咖喱烤羊肉，放在一个直径比饭盒稍大的铁锅里，服务员上菜就是把一个个这样的铁锅端到我们面前，然后提醒我们小心别烫着。里面肉很多，浸在咖喱汁里，差不多占满了整半锅，而且毫不含糊，见不到中餐里常见的那些伎俩：没有土豆、没有胡萝卜、没有豆芽，真的全都是肉。肉食动物如我见到这 样的场景立刻就按捺不住，更不用提锅里飘出来的香气有多诱人，于是就着旁边的馕（编按：中西亚地区常见的面饼），狼吞虎咽起来。

经此一役，我便时不时地喊上同学们去“拉合尔”饕餮一番。巴基斯坦人多信仰伊斯兰教，所以餐馆不卖酒——但不禁止喝酒。于是每次我们过去的时候，都会先在旁边的小店里买上些 cider，买上些 ale，口味重的同学就买 guinness，然后浩浩荡荡拎进去，实现酒和肉的完美融合。一番酒足饭饱之后，如果恰好遇到英超联赛，我们就围坐在电视机边，听德国、巴西和意大利人调侃英国同学——和他支持的球队。

Kebab 打开的社会历史视野

 
久而久之，我想吃肉的时候反而有些举棋不定了：到底是老地方的烤串呢，还是拉合尔的 kebab？本来，在我还只迷恋前者的时候，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主场。因为语言熟悉、菜单熟悉，我不仅重新找回了空间上的归属感，还能在饭桌上决断一群人的口腹之欲如何得以实现。

但我对拉合尔的好感也随着去的次数而直线上升：那儿的肉不仅好吃，而且便宜——那半锅才只卖七八块钱。更关键的是——去得越来越多，我对菜单也越来越熟悉，以至于到后来，我真的说不清老地方和拉合尔到底哪个才是我的“老地方”。

Aldgate 在我心中的定义也因此改变了。在我还只愿意吃中餐的时候，时常会对满街的南亚移民心生恐慌：我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他们为什么来伦敦，在这里做什么，又如何维持生计。

但是跟拉合尔熟悉起来之后，我慢慢明白他们落脚英国的殖民起源：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先是大量南亚次大陆的专业人士（比如医生、教师等）开始移入，然后是更多的普通人随着解殖浪潮涌向伦敦。战后的英国劳动力严重匮乏，正是这些南亚移民在各个领域填补了社会的需求。

我也明白了，他们可以在这里扎根，可以把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故土和当下齐整地拼接。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在英国有超过150万南亚移民，其中约三分之一生活在伦敦。这些移民不仅能过好自己的生活，还能继续做出好吃的烤肉，也许比在他们自己家乡的更好吃。

比如 Chicken Tikka Masala，一道被英国人奉为经典的印度菜（有人甚至宣称这才应被称为英国国菜），据说就起源于格拉斯哥的南亚移民社区，而非来自印度本土。

南亚移民比较危险？

 
只是很可惜，在伦敦的很多中国人，却依然无视或蔑视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群，而不以为耻。就像当初的我一样，很多人只看到街上四五个南亚孩子跟着妈妈慢慢行走，只看见伦敦人选出了一个巴基斯坦穆斯林做市长，便立刻武断地下判决：白左圣母，什么伦敦斯坦，什么绿教蔓延……

如果真跟他们辩论，很多新的说辞又会冒出来。如这次国航事件一样，很多人会拿犯罪率的地理分布说事，说越是移民聚居区犯罪率越高。但他们却对事实不管不顾。殊不知，根据数据，伦敦犯罪率最高的地方，恰恰是定居移民最少的市中心地带：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

即便是面对数据地图，还有人会继续辩称，犯罪主体的身份并不明确，也会辩称在郊区（移民聚居区）同样有几个街区犯罪率较高。

但他们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东部高犯罪率的地方，同时也是公共开支最匮乏的地方，是社会福利缺失最严重的地方，而不只是移民人口最密集的地方。相关性和因果性的界限，真的模糊到可以如此轻易地跨越吗？更进一步追问：犯罪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根源，为何就这么轻易地被种族话语掩盖？

种族歧视的路径还可以延伸下去。除了攻击移民的犯罪问题，还有人会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囊括进来，在宗教信仰和恐怖袭击之间，嫁接上一劳永逸的关联。在他们看来，上个月在大英博物馆旁边发生的持刀伤人案还不够严重，没法支撑他们的观点，于是2005年7月7日那一系列爆炸案又被提起。

作为“世界城市”的伦敦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国人都忽视了时任伦敦市长 Ken Livingstone 在袭击发生后的一席话：

“（这场袭击）的目标是伦敦人。他们有黑人、有白人、有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教徒，有年轻人、有老人。这是一场无差别的屠杀，无谓任何年龄、阶级、宗教……”

这篇演说展现的，不是政治正确，也不是老政客的口吐莲花，而是一个有判断力的人理应认同的观察：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指向任何一个个体，这也正是他们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原因。如果因此去煽动任何种族或宗教的仇恨，那么结果必然是掉进恐怖分子们期待的陷阱。

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离别故土，飘洋过海，在种种艰辛里尝试着探索。在各自的旅程里，无论是南亚人、黑人、中国人，还是 意大利人、德国人、南美人，大家纷纷来到伦敦。我们愿意选择伦敦落脚，自然是伦敦的幸运，因为这充分地展现出它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但更关键的是不同人群之间的互动——是我们的互动，在塑造着今日的伦敦。

当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说伦敦是一座“世界城市”的时候，她所指的不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相反，她真正想强调的正是这种日常的相遇：四面八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相聚于此，逐渐信任彼此，共同改变伦敦的时空。这样的伦敦不再只是一座局限于本地的城市，它成了全球网络、关系、感情的联结点，并因此为更加开放和乐观的未来奠定了时空和社会基础。

司空见惯的“地图炮”

 
种族歧视的目光和心理，给这样的相遇可能性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前几日，在中国国际航空飞往伦敦的班机上，随机附赠的旅行指南指名道姓地提道：“到伦敦旅行很安全，但有些印巴聚集区和黑人聚集区相对较乱。夜晚最好不要单独出行，女士应该尽量结伴而行。”

如果你在伦敦的华人圈子里稍微呆过，大概会立刻点评道：这样的认知在国人心里很普遍，国航傻就傻在说话太直白，要是再委婉点多好。

但是，让我们扪心自问：这真的就只是委婉不委婉的问题吗？在英华人常常不以为意的这些歧视，只有在他者的质疑里才能暴露出真面目。

有人会说我们已经受够了政治正确。但事实上，我们的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地图炮”式的地域歧视，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吧？当一群又一群人攻击河南人、新疆人、东北人、外地人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加进去添把火？空间化了的族群歧视太深入骨髓，反倒已经被很多人视作稀松平常。不要谈什么反思，哪怕是正视自己和他人的目光，都根本不存在。

在这些语言里，无论是攻击方还是被攻击方都没有想过：这样基于籍贯和出生地的身份标签，何以就能概括那些地方和其间所有人的特质呢？当我们每个人都在极力向他人宣称自己的独特性时，为何就能对别人同样具有的独特性视而不见？

伦敦中国人的族群歧视

 
来到伦敦的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延续了这种传统，开始把世界各地的人群简单归类，然后再把这些人分成三六九等。他们会挤破头去接近和模仿被贴上“先进”和“高等”标签的人群，然后尽全力避免跟“低等”人群有任何接触。

在日常行为里，中国人深藏于潜意识里的这些歧视，早已屡见不鲜。我们常常会对住在东区的朋友说：“晚上早点回家，那里印巴人太多”。我们会努力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泰晤士河北岸，因为南岸 “黑人太多”。我们中的很多人，大概早已忘记自己也曾属于“黄祸”，也曾是种族主义的直接受害者。

当年的种族主义者开始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许多“政治正确”正是源于此），为何受害者却摇身一变成了施害者？真是一种吊诡的境遇。

当我们企图用标签简化他人的时候，不妨再多想想，既然人生活在社会中，那么与他人接近和交流，就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条件。我自己无法确认“我”的外部边界，“你”也一样，“我”和“你”的身份认同是在交往的过程中相互认定的。在我们彼此接近之前，彼此的身份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种种虚幻，或者说虚妄的话语。在接近的过程里，我们意识到并承认彼此的差异，探索可能的相似或连结点，逐渐确认彼此在对方生活里的位置。这样的定位过程，才应该是 “identity”一词真正的内涵。

拉合尔烤肉界定了我和 Aldgate 之间的关系，界定了那些拉合尔人在我生活里的位置。因此我不再惧怕那个地方和那个人群，我敬佩他们安家落户站稳脚跟的能力，我欣赏他们做出来的，美味的旁遮普风味羊肉，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在追求自己的美好生活。我会常常跟来伦敦旅游的朋友推荐 Aldgate，推荐去尝尝拉合尔烤肉——我的老地方。

如果你也在伦敦，不如撕掉标签，放下成见，去尝尝他们那里的美味吧。

（赵益民，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空间与权力、城市政治经济及土地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