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A20161008
问：京沪两地的网约车新规反映了公共决策怎样的心理？
答：果然不出所料，在今日公布的北京、上海两地分别的网约车规定细则（征求意见稿），以极其颟顸和不专业的方式，戕害掉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网约车行业。可以预期的是，一个充满创新，给广大老百姓带来方便和实惠的网约车行业在新规细则实施后，基本上就名存实亡了。
根据新规细则的要求，京、沪两地均要求从事网约的车辆必须是本市牌照，且对汽车排量、车辆轴距做出具体要求；对从事网约车服务的司机必须具备本市户籍，且持有本市驾照。
以上海为例，滴滴方面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从事网约车的车辆符合新轴距要求的，不足五分之一；上海已激活的41万余名司机中，仅有不到1万名司机具有上海本地户籍。也就是说，只有20%的车辆符合轴距要求；只有2.5%的司机符合户籍要求。如果加上牌照、司机驾照等要求，乐观地估计在上海只有2%的专车符合要求，现有的98%的专车将被新规细则淘汰。
同样根据滴滴所公布的对网约车新规新则的回应，新规细则实施后势必带来车辆供给减少，网约车费翻倍，出行效率大幅降低。而老百姓将重新面对痛恨已久的打车难、打车贵的旧况；同时数百万网约车司机师傅将失去目前的工作机会与收入，这也意味着数百万家庭将失去重要的收入来源。
不难看出，这又是一次给老百姓添堵的“公共政策”，假管理之名，行戕害之实的公共决策。
之所以这样冒百姓之大不韪的公共决策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台，大概基于如下一些主要的决策心理。
首先，这是缺乏正常的博弈过程的闭门决策。从滴滴方面对新规细则的反应可以看出，参与决策的官僚既没有听取网约车平台的意见，更没有了解过业已形成的网约车行业生态，只是根据决策官僚的喜恶及偏见以及更为颟顸的上级要求就轻率拍板。尽管决策的目的被冠以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从决策事实来分析，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老百姓的方便和安全，也不是为了规范行业管理，根本上是为了满足更上级官僚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排挤。换言之，明里这是规范管理网约车，暗里不过是配套排挤外来“低素质”流动人口的措施之一。由于上海严格的车牌拍卖制度，本地人拍到本地牌照再从事网约车的成本高企，从其性质上更可能的后果是不惜牺牲掉新兴的网约车行业，也要排挤掉数以十万计的外地司机师傅。
其次，既然缺乏博弈制衡，决策官僚就可以肆无忌惮罔顾民意而在出台的公共政策中挟带私货。设置业已存在的大量网约车难以企及的高门槛，将超过80%的网约车设置在门槛之外，这就为权力寻租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法规的名义，先行将超过八成的网约车置于违法违规的境地，然后再选择性执法，并不严格一概执法，这样就很容易形成权力部门“活水养鱼”的寻租空间，让非法违规的网约车“跑一会儿”，然后以执法的名义罚款，只要掌握好罚款的尺度，令司机师傅在接下来几个月能挣回损失并略有盈利就好。
再者，出台的网约车新规细则除了赤裸裸的权力的傲慢以及不加掩饰的对外地人的歧视，整个细则毫无技术含量。几乎所有的条款都看不出有深思熟虑的痕迹。说句直白的话，让任何一个物业小区保安队的队员替换到这些决策官僚的位置上，在同样的决策情境下出台的新规细则也决不会比现在的版本更差。决策官僚不仅尸位素餐，挟带私货，更关键是这些决策官僚严重缺乏任何专业性，既没有能力预测政策的后果，也看不出决策中的丝毫技术含量。在整个社会面临经济衰退甚至断崖式崩溃威胁的当下，令数以十万计的外地网约车司机师傅濒临失业，这将给社会治安以及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压力。具备起码专业性素养的技术官僚，都应该知道在经济看衰的社会语境下，政策的合理导向是致力增加和拓展就业机会，而不是裁减掉数以十万计的就业机会。失业率的上升带来的社会治安和治理成本将远远高于挟带私货寻租的蝇头私利。
以上海为例，在濒临全行业衰退的语境下，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上海这样的城市管理部门敢于无知无畏地以裁减城市数以十万计就业机会的方式出台和推行公共政策；以增加市民出行成本和增加出行阻力的方式来降低城市运转的效率。
好吧。上海算是中国城市里行政效率和官僚素养较高的城市，已然如此。那么，可以想见接下来更多地方以京、沪为表率将出台的管理政策，其变本加厉的颟顸、贪婪和不专业将为近四年目睹之怪现状再添新篇章，成就新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