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是高校毕业季，2020级，也就是疫情期间入学的一届本科生毕业了。
这届学生的高考、大一、大二课程都受到疫情影响。我给这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上过社会心理学，当时一学期三分之二的课程是通过在线方式进行。线下课程不足三分之一。
而复旦大学，近日传出一个2020届学生的非常举动，拳打，以及笔伐。
6月19日，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有学生登台领学位证书时，挥拳击打老师。
事发突然，院方和校方暂时还没有公布具体信息，只说在调查。
无论事情原委如何，毕业生以暴力方式袭击颁授学位的老师，都应当受到惩罚。
相比之下，如果该生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像美国哈佛大学今年度的毕业典礼上，一部分毕业生在校长颁授学位证书时集体离席抗议——我觉得还能理解和接受，而当众采取暴力袭击的方式来表达，难以宽宥。
网上同时也流传了肇事学生的微信和《退学理由说明》的长文截图。（截图中污言秽语做了技术屏蔽处理）
《退学理由说明》长文截图洋洋洒洒有三四千字，对学校硬件条件、办学体制、课程设置、管理方式、学术风气、官僚体制等都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因长文措辞不雅，加上院方、校方的调查结论暂未公布，这里就不具体引用。
只谈能够谈的两点。
一是这名夏姓学生落款2024年1月10日就提出这份《退学理由说明》，不知为何拖延了数月，导致在毕业典礼上闹出幺蛾子。洋洋洒洒数千字措辞强烈的退学说明，并且对“复旦大学”多称为“混蛋大学”。
目前因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好，各个高校对毕业生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政策：保就业。各个高校有各个高校的做法。我所了解到的一些高校，不惜降低标准确保学生能毕业。例如，按照学校规章挂科太多或学分没修够应予劝退的学生，到大四濒临毕业前，由校方相关职能部门出面协调，千方百计让学生符合毕业标准，如期拿到毕业证。
类似这样降低毕业学术标准，甚至罔顾学校规章，千方百计保就业真的合适吗？不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严格按标准和规章不予毕业，这才是高校应该坚持的职业操守。
否则，兢兢业业、勤奋努力的学生与那些吊儿郎当、厌学摆烂的学生毕业时拿到一样的毕业证书，一样的学位证书，对努力的学生就不公平。高校文凭的含金量不是由最优秀的毕业生决定，而是由最平庸的毕业生决定。
像复旦大学这样双一流的高校，本科毕业率能有个60～70%就够了。
二是高校的职能边界到底在哪？该生退学声明的最后一部分谈到“就读混蛋大学并非本人所自愿”。这部分没有涉及对学校的评价，贴在下面。
绝大多数大学生从入学始就是法定的成年人，他们享有完全的民事权。高校对学生提供学术培养，对学生负责，支持和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承担责任。但是，越过学生与学生父母联系，以及扬言“对学生父母负责”，这不是高校应该承担的职责，也不是高校应该越过的边界。
这名夏姓学生原生家庭的问题，高校不宜也不应介入。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学校有何德何能来介入呢？
我不知道这名学生前面四年有没有尝试转校、转专业或者退学重考，我认为学校应当尊重学生的意愿。符合转校、转专业的条件，就予以办理，不符合就拒绝；学生要求退学重考就办理退学。学校“对学生父母负责”，无异于淌了一滩浑水，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成年学生与原生家庭的冲突。一旦激化了学生的家庭冲突，学校既没有能力，也没有途径来加以解决。当然，也可能该生的家庭有难以言表的实力，学校不得不“对其负责”，亦未可知。
夏姓同学在退学声明中说，“一大学辅导员（成）竟似幼儿园老师”，此言不虚。据我所知，高校辅导员是高校里责任最重，琐事最多，背锅也最多的职业，全世界估计只寥寥几个国家的高校才有“辅导员”这一角色。学生出了任何事情，首先问责的就是辅导员。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出现问题、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违法违规行为、夜不归宿、学风不正、甚至宿舍卫生、学生间的冲突、学生在外发表“不良言论”……所有这一切出了问题都首先问责辅导员。
在我看来，如果给辅导员加诸这么多琐屑而又繁重的职责，那么就应该一个班（30名学生）搭配5～10名专职辅导员才够，否则辅导员只能两头不讨好。可是，若真配备这么多辅导员，天天无远弗届地盯着学生，学校是不是办得更像个少管所呢？
虽然目前我国高校距离蔡元培先生一个多世纪前提出的“学生自治”、“教授治校”还有很大距离，但是，在学生管理上少一些教条，少管一些家长里短的闲事，恐怕也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幺蛾子”。
烦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