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生育率会显著反弹，但在此之后，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专栏作家 梁建章 黄文政）近日《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这个数据低于世界银行最新的2014年的所有其他199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换言之，如果1.05的生育率属实，那中国的生育水平就是全球最低，而不是最低之一。
生育率是指每个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数量。由于中国男女出生性别比一般国家要高出约10%，平均每个女性需要生育更多的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不衰减；从群体繁衍来看，中国1.05的生育率只相当于发达国的1.0的生育率。这体现在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只要达到2.1就可以维持人口代际平衡，而中国生育率则需要达到2.2才能做到这点。
近一二十年来，各种证据一再显示中国早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4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18、1.04、1.26、1.24、1.28，平均生育率仅1.2，即使取最高值也只有1.28。但2015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依然声称实际生育率介于1.5到1.6。如果说生育率确实有这么高，那意味着2015年耗资不菲的人口小普查所得出的1.05的数据就漏算了1/3的婴儿；普查机构是不是应该为这么大的漏报比例承担责任？
由于都是基于抽样，再加上各种宏观因素影响，各年生育率会有一定波动性，但不可能会相差1/3。问题并不是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的漏报，而是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幅调高生育率数据，严重误导决策层和民众。上个月，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出提倡生育二孩的公开信后，我们就关注过当地的生育数据。2015年8月宜昌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生育调查；结果显示，当地2015年总和生育率仅有0.81。宜昌的调查是基于30%的育龄妇女，抽样比例是一般生育率调查的30倍，应当非常准确。
宜昌是一个地级市，包括5个县，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地区，该地的城市化率还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考虑到这些因素，如果说宜昌的生育率仅有0.81，那全国1.05的生育率并不离奇。宜昌的数据也暗示，国家统计局根据人口普查和每年抽样调查所公布的数据，并不像计划生育部门一直宣称的那样严重高估了生育率；而后者对生育率的调整则是刻意的误导。而且，2015年的数据是来自抽样比例较高的小普查，按理应该比之前的几年更准确。
为了进一步分析近年的生育率，我们将2010至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按孩次分解。如表1所示，2014年总和生育率高于2013年；这主要是因为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上升，与2014年实施单独二孩的政策变化相符。而2015年的一孩、二孩和三孩次生育率都比2014年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一孩生育率。除了实际的超低生育率、抽样误区以及其他宏观波动因素之外，我们认为2015年如此之低的生育率还可能部分归因于生育率的进度效应。
所谓进度效应是指，育龄女性在某些年份普遍推迟生育，导致这些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走低。假设这些女性只是推迟，而非放弃生育，那么总和生育率在开始年份的下降幅度会在实际生育年份得到补偿。我们注意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年龄比2014年增加了将近1岁，说明进度效应可能确实存在。这背后的原因应该是进一步的城市化，以及大学扩招导致很多年轻女性推迟婚育。
不过，由于女性生育多孩的意愿及怀孕几率都会随年龄下降，延缓生育所降低的生育率只有一部分会在未来得到补偿。 再考虑到2016年年初全面两孩开始实施等因素，综合判断，2016和2017年的生育率会显著反弹。特别是，随着堆积生育意愿的释放，2017年将出现生育小高峰。但在此之后，由于堆积效应弱化，尤其是未来十年育龄高峰期女性萎缩超过40%，出生人口将面临雪崩。
对大部分人来说，生育率不过是一个数据，多高或多低都没有切身感受。特别是，过去高生育率时出生的人口依然在世，虽然每年出生人口已经显著少于1950年代初期，但总人口依然还在增长，使得极少有人会认识到未来人口衰减将多么触目惊心。上述国家统计2010年到2015年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不到1.2。 即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在2.2的更替水平下，这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年出生人口将减少36.4%，两代人将减少超过60%。如果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4的水平，那总人口也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生育率高达卫计委所宣称的1.6的水平，那也意味着每50年减少超过40%；这也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更重要的是，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生育率恢复并维持在更替水平也几乎不可能，因为未来影响生育率各种因素的可预期变化几乎都是负面的。首先，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现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社会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这是因为，现代技术需要更高的劳动力质量，从而推高教育要求，增加养育孩子的实际成本；而女性就业的普及、父母教育水平和工作技能的提升以及生活的丰富，又增加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
其次，“养儿防老”是以前多生的经济动因之一，但随着养老社会化的普及和社会观念的改变，这个动力已基本消失。即使那些愿意多生的父母，也极少指望今后靠孩子来养老。在经济上，养育孩子是一种以自己的艰辛付出来给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利他行为。
再者，在长期的一胎化下，城市家庭已把一孩当成了默认的生育状态，需要强烈的理由才会生育二孩，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过去农村较高的生育率尚可补偿城市的极低生育率，但很多农村年轻人已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面临着更大的生活压力，且脱离了之前的亲友氛围，生育观念在向城市靠拢。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中国农村地区，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日本、韩国还要低。
而且，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社会，没有像伊斯兰和基督教社会那些生育友善的宗教土壤。过去诸如“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生育观念早已式微，而少生甚至不生孩子的观念盛行。早年父母是促进年轻人生育的因素，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本身就接受了少生的观念，有些甚至反对子女多生孩子。
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压低生育率的因素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恶性循环。比如：
很多单独夫妻不想生育二孩是担心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而养育成其原因又恰恰是社会平均生得太少。如果家庭普遍生育两三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就不会这么高，“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许就不会成为常态，想多生的夫妻也许就不会望而却步。反之，生育率越低，家庭平均孩子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越高，一般家庭越不敢多生孩子，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生育率。
其次，随着大量年轻人去城市工作加上生育率走低，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导致不少学校被迫关闭。过去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关闭了一半以上的学校。原来很多自然村设有小学，现在则要去乡镇甚至县城上学，大幅增加了很多学龄孩子上学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抑制农村家庭的生育意愿。宜昌的数据就显示，农村的生育率比城市还低。实际上各种生育率意愿调查已经印证了，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低于超低生育率的日韩，那种农村生得很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再者，由于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迅速恶化，社会和家庭的负担不断加重。这种负担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有心理上的。随着独生子女父母一辈逐渐老去，中国城市育龄家庭的平均压力会大幅增加，这反过来又会抑制他们的生育意愿。
既然扭转低生育率的危机如此艰难，那么，现在理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然而，现在人口政策仍然在严厉处罚多生。例如，近日推出的《辽宁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超生家庭征收5-10倍基数抚养费，超生两个子女以上的，将以5-10倍基数抚养费为标准，按照多生育子女数加倍征收社会抚养费。这种严厉惩罚多胎的措施是极其荒谬的，特别是在如此低迷的生育意愿下。
由于总有部分人不婚不育，或只愿生育一两个孩子，少数家庭生育特别多孩子对维持民族繁衍至关重要。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那一共7个家庭将生育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2/3；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
这也说明，全面二孩政策远远不够。在该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即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
比较一下辽宁与韩国的生育政策，更能看出辽宁严惩三孩政策的荒谬。韩国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约4900万，出生43.87万。辽宁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2015年人口4382多万，但仅出生25.02万人。辽宁的面积是韩国的1.5倍，人口是韩国的89.4%，但新生儿却只有韩国的57.0%。
韩国在大力鼓励生育，辽宁省却仍然在严格限制生育。事实上，过去韩国也曾实行过鼓励少生的政策。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高达6以上。在1962～1995年间推行小家庭鼓励少生后，韩国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从1996至2004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自2005年韩国开始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1至1.3之间。2010年9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宣布，计划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一巨大的预算将用于扶助普通家庭的托儿和育儿教育，韩国70％的家庭将会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开始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但韩国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上述分析都表明：降低生育率容易做到，但要提升生育率却难上加难。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经超过25年，未来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即使立即全面放开，但只要不大力鼓励生育，出生人数在经历短暂的反弹后依然会一路下滑，人口的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难以避免。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人均收入下降，国力全面衰退。
这些预言并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被一个又一个低生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经可靠的经济学分析所印证的现象。前面提及的辽宁就是一个例子。辽宁的生育率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之一，与人口控制论者宣扬的相反，少生不仅没有带来快富，反而致贫。从1980年到2015年，虽然辽宁的人口增长显著慢于全国，但辽宁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反而却比全国还要低20%以上。而且，到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还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辽宁竟然破天荒地出现了经济负增长。
虽然辽宁经济的低迷有起点较高、体制观念甚至核算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低生育率是辽宁经济萎靡的根本性因素。在如此暗淡的人口前景下，不去大力鼓励生育，而是严禁三胎，并想靠进一步大规模投资来振兴辽宁无异于异想天开。从人口形势来看，辽宁只是比全国快了一二十年。除非能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大幅度地提升生育率至可持续的水平，辽宁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
作者梁建章为“携程旅行网”CEO兼董事会主席；黄文政为“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