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砸后50个月，李建利右边身体仍然不能活动，双腿只能慢慢走上100米，“砸日本车，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他说。

2016年11月9日下午，西安明城墙内的中心医院。老旧的住院部楼上，45号床的病人李建利，正拖着残疾的半边身子，在楼道里缓慢挪动着脚步。

自从2012年的9月15日下午，被一名叫蔡洋的“爱国青年”用摩托车U型锁砸穿了颅骨，今年55岁的李建利，已在同一间病房里度过了四年零两个月。

50个月，新的头皮长了上来，弥合了被用钛合金补上的头顶，但看起来还是坑坑洼洼的，稀疏的头发也掩盖不住。严重的后遗症夺走了李建利过去的强壮与灵活。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他的右边身体，至今仍不能活动， 右手指合拢如“鸡爪”状，无法抓握。

每天六点，李建利在附近报时钟楼里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醒来。妻子王菊玲照顾他洗漱，吃饭，再去康复室。每天，妻子要帮他做两、三个小时的康复训练：戴特制的手套，但只有偶尔能够成功，大多时候，戴不上手套，他沮丧到想哭。

如今，李建利能自己慢慢走上100米。他常在楼道里扶着墙移动，周围病人的情况都清楚。不久前，隔壁的“47床”死了，他心里难过了很久。另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中受重伤的年轻人。李建利和他们聊天，缓解心头的郁闷。大多数时候，他都关紧病房的门，仿佛这样就能把生死无常、病痛呻吟和药水味儿都关在外面。

但每天门都会被推开，护士会送来医药费单据。到11月9日这天，单子上的费用已达80万7168.97元。医院并没有直接催要医药费，据说“政府会管”。但政府代蔡洋赔偿的50万，3个月前才刚刚打到账上，药也从那个时候被停了。

病房的窗外总是灰蒙蒙的。李建利偷偷在水杯里养了三棵绿植，放阳台上，郁闷时会看一看。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下岗开出租，终于熬出了辆丰田卡罗拉

2012年9月15日，对李建利来说，是一生的“劫数”。在他看来，这一年一直“不太平”。

当年4月，中国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开始升级。7月，日本政府称要在年内将钓鱼岛国有化；8月，香港保钓人士在钓鱼岛登岛，被日本警方拘捕；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购买钓鱼岛……这一切，在中国的政府和民间，都激起强烈抗议。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导，不断渲染的气氛，使得愈临近日本侵华战争开端81周年的9月18日，气氛愈加紧张。在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开始爆发反日游行。

即便如此，李建利从来没有想到，一直“很爱国”的他，会倒在“爱国青年”反日游行队伍的围攻之中，头骨被砸穿，他在完全昏迷之前的最后一个意识，是看到妻子掏出一张被血浸透了的人民币，递给送他到医院的出租车司机。司机拒绝了，吼着：救人要紧！

李建利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市民。1961年出生，家在城墙内一条老巷，巷边都是上了年岁的国槐，平静安详。在李建利的记忆中，除了“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运动那些特殊的时刻，这座城市一直是平静的，直到2012年的9月15日——这一天，内地有50多个城市发生反日游行，多地游行演化成骚乱，西安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城市。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这一年，李建利51岁。之前他是西安市莲湖区一家集体企业的工人，1993年前后，集体企业改制，还不满40岁的他和妻子“响应国家号召，为国分忧”，双双下岗。之后，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为了生存， 他和妻子开起了租车。他们凑了所有的钱，在1994年买了一辆白色“夏利”。 这个心灵手巧的男人，爱车，喜欢钻研，曾把一辆出租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自己组装，他此后的命运，也似乎一直和车有关。

开出租车的那几年，为了省钱，夫妻俩不雇司机，丈夫夜班，妻子白班，风里来雨里去。1990年代的西安，治安不好，抢劫出租车司机的事情常常发生。李建利两口子都被劫过。王菊玲到现在还记得，一把冰凉的刀抵住自己的脖子，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最终逃过一劫。

就这样干了五六年，日子极为辛苦，但终于攒下了点钱。2000年前后，夫妻俩都不愿意再这么辛苦下去，就卖掉出租车，和4S店合作，帮人办理二手车的中介手续等。李建利对车熟悉，两口子人又勤快，利用过去的人脉，生意不错，一年能有10多万的收入，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2011年，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李建利精心挑选了一辆丰田卡罗拉，天津一汽产的，省油，实惠，他们很满意。和当年赚下第一桶金的夏利一样，这车是白色的，亮亮堂堂。夫妻俩商量着该给大儿子筹办婚事了，婚期就定在2012年底。

“这是咱中国产的车，不信你们看标志”

2012年夏天， 李建利夫妇帮儿子装修婚房，天天跑建材市场 。9月15日这天，装修基本完成了，他们去西安北郊的建材市场买灯。

一早出门，他们就听说当天有游行，但没太往心里去。李建利想，游行都在市中心，建材市场在城郊，另外，游行半天也就该结束了。买完灯，夫妻俩和儿子儿媳吃了午饭，开车回家。到了环城西路，离家也就两三公里的地方，却发现游行还没结束。

他们被包围了。

前面是辆五菱面包车，后面是辆“猎豹”，李建利夫妻俩的丰田卡罗拉在中间，白亮耀眼，三辆车的前后方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很多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拎着木棍、砖头等等。

李建利的车陷在人群中无法动弹，路中有隔离栅栏，他没法掉头，只好慌忙下车，给围拢在车旁边的人解释：这是咱中国产的车，天津一汽的，不行你们看标志……妻子也给那些年轻人忙不迭解释着：以后我们不开日系车了，好吗，求求你们……

哀求没用。有人开始砸车的挡风玻璃了。

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李建利拉住一个壮小伙（事后才知道他叫蔡洋），带他到车后边，专门让他看车的标志，可包围者们压根听不进去。李建利从一个砸车者（事后知道叫寻建奎）手里抢来一块砖，想着自卫。此时，看到蔡洋又要砸车，李建利拿起砖就拍了下去，一瞬间，蔡洋的头流血了，李建利心里立即就怕了，把砖扔到了地上。没想到，此时的蔡洋，抡起手里的U型锁，朝李建利头上砸了下来：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李建利瘫倒在了车跟前，血混合着白色的脑浆从头顶喷了出来。

妻子王菊玲大哭着，尖利地呼叫着，周围的人全都在拍照。有摄像头拍下了这一幕。

有人帮助王菊玲，终于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拿了一大卷卫生纸，捂住丈夫的头顶，血汩汩地从她手缝中间冒着。车到环城西路北段内的玉祥门，执勤的交警见状，让警车开道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到玉祥门之前，李建利夫妇一直没有见到警察。4年后，李建利说：我被砸倒的路旁边，就是治安局的办公楼。

“爱国”砸了李建利，洗劫了西安城

砸断了李建利人生的“915”，也让西安这座古城遭遇了一场以爱国为名的洗劫。当天在西安城区内的多条主干道上，都发生了打砸抢事件。

在南二环，一位年轻的母亲带孩子去公园时，被呼喊着反日口号的人们包围。她跪在地上哀求，也未能阻止心爱的车被砸 。在一些地方，有游行者翻过围墙，进入停车场，打砸、掀翻那些日系品牌的车辆。

在市中心的钟鼓楼，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钟楼饭店内有两位日本客人受到围攻，武警出动保护日本客人，并和人群发生冲突。

在城市的其它地方，打砸抢的行为没有得到警方的有效制止。一位目击者在微博上直播他看到的情景：陕西省政府外的西华门附近，山葵、索尼店被一伙人砸毁，连门口的矮树都被拔起来扔在地上。另一位目击者播报：一位女士因为车被砸，急晕过去。外面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进来，结果担架被没收，救护人员被打跑。一些人在路边搜寻身着日本品牌服饰和拿着日本品牌相机的人，一名外国游客的“尼康单反相机”被砸。一位大学男生，因为身穿川久保玲的针织衫，被人扒光了衣服，只剩一条内裤……

而在西起玉祥门的莲湖路，一伙人把一家已经关了门的4S店铁门撬开，店主跪在玻璃渣上哀求，因为一位回族老人出手相救，施暴者才悻悻离开……

“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下午4点多，李建利被送往医院时，暴力还没有停止。西安本地一家草根信息网站“在西安”（网站、微博、微信已在内地被封），于当天接到上千条目击者和受害者的信息。

9月15日当夜11点半，手术结束，李建利还在病房里和死神搏斗。

9月16日，西安本地的媒体无一字报导这场骚乱，但发布了 西安市公安局“坚决制止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的公告。警方开始控制事态，在西安城墙的各个城门口，派驻了武警把门 。城区内处于戒严状态。10月2日，蔡洋被捕。

10月8日，西安的两位市民——江雪和王天定，向西安警方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布有关“915”当天的公共信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但警方没有否认，在“9.15”当天的西安，面对打砸抢的现场，面对骚乱的人群，他们基本保持了沉默。“毕竟群众是表达爱国热情，这中间的度不好把握，”有不具名的西安警察在“9.15”之后这样对媒体表示。

李家4天撤诉，警察驻守病房两年

李建利保住了性命，9月18日从重症监护转入普通病房。“915”事发后，舆论汹涌，10月11日，李建利的家人向西安莲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为，并索赔损失。

但仅4天，这场诉讼就被瓦解了。

王菊玲回忆，“915”之后那段时间，来了很多记者，警方开始应对各路试图进入医院采访的记者。“一直有警察在这里，白天晚上。他们也辛苦。晚上就睡在楼道上，”王菊玲说，有一次，来了一位记者，自称是韩国的。刚说两句话，就被警察请出去了。还有一次来了一位美国记者，但连门都没有进来。

10月14日到15日，警方与李家洽商了一天半，李家获得了6万多元的补偿——已支付的医疗费用，15日下午，在警方的陪同下，王菊玲去莲湖区法院要回了诉状。对此，李家的解释是，公安局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政府，“我们只好相信政府。”他们也为两个孩子担心，担心“和政府对着干没有好处”。

李家撤诉，警方并未撤离病房。按照王菊玲的说法，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两年，到2014年8、9月。人们也渐渐忘记了他们。

“就这样熬着吧，”王菊玲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

2013年11月，“915”发生一年后，蔡洋被法院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判决认定，由蔡洋赔偿李建利的医疗费等52万余元。但这显然无法实现。 蔡洋家在河南农村，在西安打工，本身就极贫穷， 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警方承诺政府可以代蔡洋完成这个赔偿——这也说服了李建利家人撤诉。但直到2016年8月，这个承诺才得到履行。不久前，莲湖区法院将50万元打到了李建利家的账上。

王菊玲说，从8月份拿到“补偿”开始，医院里的药也停了。如今，他们想回家，但又不敢轻易出院。李建利失去了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需要人终身照顾。她也担心他发生其它的并发症。出了院，将来的日子，漫长得让人发愁。但是老在医院里，也不是个滋味。

“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

在蔡洋被判刑之前，2013年7月，西安的四个区级法院，宣判了9起关于“915”打砸的案件。其中打砸了4辆日系车的一名被告人王刚，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10个月。另外有11人被分别判刑。但大多数参与打砸者，已很难得到追惩。

四年过去了，“915”带给城市和人的伤痛还在继续。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的李建利，之前很少关注日本。2012年9月15日之后，他开始关注和日本有关的新闻。“我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去买日本马桶盖，结果还是中国产的。”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

他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极端得很，也狭隘得很”。“砸日本车，烧日本货，那不都是中国人的血汗？日本没有一点损失。”但同时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去日本了，毕竟，招来这么大的灾难，还是和日本有关。

李建利的弟弟在医院上班，每天来看哥哥。他是个爽朗的中年人：“我不恨日本人，都是人啊。可我现在也不会买日货了。”弟弟把电视换成了“康佳”，空调也用“美的”。“我们这代人经历过文革。我就担心呢，哪天暴徒闯到家里了怎么办？”前一阵子，定居在日本的表妹要给他一辆自行车，明明知道质量好，他也没敢要，“怕惹祸”。

52岁的王菊玲，学历是初中肄业。在医院的日子让她郁郁寡欢。这4年里，除了两个儿子都结了婚，抱了孙孙，王菊玲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反正我还是恨日本人。他们不抢钓鱼岛，不就没这回事了？”和很多她这个年龄段的人一样，她的信息来源是看看微信朋友圈，发一些养生的东西。也看看电视，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