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谷歌执行主席施密特（Eric Schmidt）在演讲中宣称，谷歌（Google）计划在十年内终结网络审查制度；其对手，显然是力行网络审查的中国。三年过去了，现在是检验谷歌做了多少、重新评估网络地景、推想中国战略，以及提出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前进的时机。
从2013年11月以来，谷歌到底成就了什么？
图为2010年1月14日，中国北京，一个人在Google公司外练习太极。摄：Diego Azubel/EPA via Imagine China
谷歌三年来成就什么？
首先，他们重塑了整个品牌，将谷歌重组于 Alphabet 之下，而原本谷歌内部的个“点子储存槽” Google Ideas 则更名为 Jigsaw（拼图），并转型成为“以科技解决复杂跨地缘政治问题”的孵化器 。
谷歌已在开发他们认为有助于打击网络审查的两个重要工具：Project Shield（护盾计划）和 uProxy。Jigsaw 以 Project Shield 抵挡分散式阻断服务攻击（DDoS）；其有效地阻挡因审查而起的 DDoS 攻击，并于前阵子协助击退 Brian Krebs 部落格遭受的攻击。 不过，对比于其他网络自由拥护者与 Cloudflare 等商业公司开发的 anti-DDoS 服务，Project Shield并无突出之处。
至于谷歌的翻墙工具 uProxy 则是个过度设计的典型谷歌产品；其踉跄出世，只维持聊胜于无。技术世界早已存在更容易、有效的翻墙方法，谷歌为何还要创造一个复杂的工程解法来翻墙？谷歌为何没有先做足功课，看看“点对点”的翻墙工具是否有机会独力解决问题，就把自己开发翻墙工具的所有鸡蛋，放入一个极具实验性概念的篮子？
有意思的是，如同 Wired 最近的一篇专文所述，Jigsaw 开发了一个自动化系统，以保护网络免受网络嘴砲魔人（trolls）侵扰。 然而，这系统听起来与中国当局用来审查内容的自动化关键字机制异常相似。
Wired 的文章还提到，Jigsaw 鼓励员工亲身飞往缺乏网络自由的国家体验。这值得敬佩，但 Jigsaw 也知道，这与在当地有员工不一样。 这些跨国旅行能为 Jigsaw 团队，或世界各地每天生活在危险中的人带来什么好处，令人怀疑。
对谷歌的期待与不耐
我们经常质疑外国公司“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不是没有原因。 一些公司（如苹果和 LinkedIn）配合中国当局的审查要求。其他公司则试图用言词或技术隐匿他们的行动。大多数公司悲哀地向中国屈服，竭尽可能争取市场进入。
谷歌鹤立于同行，主要是他们尝试以不同方法进入中国市场，都以失败收场。 他们审查受挫，不审查也失败。三年前，施密特宣布谷歌将在十年内终结网络审查——当时我在卫报发表文章，批评谷歌的时程太长，并指出他们其实有可能在十天内达成目标；但当然，我们对这个宣告深感敬佩。从那时起，我们及许多其他网络自由行动主义者，一直屏息等待，结果等到脸色发青。
我们在2013 年向谷歌提出，如何在中国打败审查制度的建议。那时，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的看法建议一直都带有偏见。我们的偏见，来自于我们只关注中国。我们的偏见在于我们相信，如果要打败网络审查，那么重点就应该放在中国——一个施密特坦承是“世界上最活跃和热衷于资讯过滤”的国家。
我们有偏见，因为我们开发了在中国有用、创新，且被广泛使用的翻墙工具；而谷歌不屑一顾，甚至还曾短暂从 Google Play 移除我们的应用程序。我们有偏见，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中国人多么渴望未经审查的新闻和资讯。我们有偏见，因为我们的进展建立在有限资源上，而我们每天都在梦想，如果我们有谷歌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我们可以实现什么。
我们在2013年向谷歌提出的，关于如何终结中国网络审查的建议，已经失效——主因是中国当局已彻底封锁了谷歌所有服务。当时我们假设谷歌太大，当局无法完全封锁；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政府仍开始分阶段中断及封锁谷歌服务，并于2014年12月让 Gmail 完全停摆。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谷歌在 2013年，就用其尚未被封锁的网络服务来传送未审查内容，那么中国政府将提早封锁谷歌——这个结果看似一样，不过如果谷歌当时曾赌上网站命运，尝试打破中国审查制，那么当局的封锁，更可能激发中国网民出言抗议。相反，通过分阶段阻断谷歌，当局成功减轻了封锁谷歌的冲击。
对抗审查：翻墙机制的主流化
我们2013年论证中的许多假设，则至今仍然有效。 中国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审查制度基础建设。 同样地，正如施密特和科恩（Jared Cohen）在他们《数位新时代》一书中指出：“（中国）毫不掩饰、毫无愧色的审查方式，自然会吸引有强大独裁倾向的国家，以及特别敏感，或人口高度同质的国家（那些在情绪层面害怕外来资讯入侵的国家）。”
中国正将审查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复又转出口该技术），让中国的审查模式在全球蔓延。 我们当时建议将焦点集中在中国仍有道理，因为那是相关技术创新出现的地方。
谷歌回避于聚焦中国，正是在避免与“世界上最会审查的国家”对决。 谷歌确实可能成功击退其他国家的审查努力，但却在同时让中国如入无人之境，持续建立完善审查技术，同时将其技术出售给更多国家。尽管，谷歌可能对其在小国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但随著每一天过去，他们就更落后中国。
我们坚信，翻墙工具越快于中国普及，网络审查终结的那天便越早到来。 以中国而言，终结网络审查不需要10年（或以现在算7年），只需要积极推广那些有用的翻墙工具，垫高中国当局封锁这些工具的附带成本。
谷歌可以收购、支持、激励已被证实有效的翻墙技术。对于谷歌来说，最简单的方法，是收购有用的解决方案；相反地，他们浪费了三年尝试自行开发。有许多免费的翻墙工具，都面临如何负担营运成本的问题。如果谷歌能以有效的方式，为此提供资金，就会改写游戏规则。否则，那些已开发出有效翻墙工具的组织，将继续为支付帐单及扩展其解决方案而挣扎。
谷歌可以同时替开发更好的工具创造环境。比方说，他们可以在财务和技术上，支持具备最佳性能的翻墙专案，并为需要改进的那些专案提供资源。接下来，谷歌可以将有用的技术解决方案纳入其主流产品。例如 Chrome、Gmail，及 Google Play 等，应有内建的翻墙机制。关键是促使“翻墙机制主流化”，而谷歌理论上是最适合进行此事的公司。
应该追问谷歌的问题
谷歌还需要为终结网络审查制度的计划，设定可以实现的目标。不知为何，谷歌给人一种在终结网路审查做出重大贡献的印象，即便实际上，谷歌对抗中国当局的十年计划，头三年并未取得什么进展。自施密特在2013年的宣告以来，中国的审查制度变得更严峻，审查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资讯，囚禁数以百计的人权运动人士和律师。
或许，谷歌在中国缺乏进展，反映的是欠缺各界的关注监督。与谷歌互动的媒体、人权和网络自由组织，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向谷歌提出以下问题：
谷歌是否承诺于2023年终结网络审查？“网络审查的终结”与其“成功”如何定义？目要终结网络审查，中国七亿网民中，翻墙人数的合理目标是多少？ 终结网络审查的计划，是否包含在谷歌软体（例如 Chrome 和 Gmail 应用）内嵌翻墙技术？如果没有，为什么？ 针对终结网络审查，谷歌是否打算自行开发所有技术，并营运所有必要服务，还是会考虑收购或投资外部专案？如果谷歌打算自己开发服务，鉴于目前缺乏结果，谷歌是否有信心成功？如果谷歌打算收购及／或投资其他专案，会怎么做？ 大家都试图创造一种程序码，部署后能以零成本运行，并以某种方式致使网络审查失效。所有由公共资金挹注的翻墙技术，都朝这方向发展。网络自由社群花了至少十年，试图提出解决方案，始终没人能解决。谷歌是否相信这样的技术能被发展出来？
面对中国，谷歌为何不再愤怒？
其实过去几年，谷歌对中国的态度有蛮大转变。施密特和科恩在2013年的《数字新时代》一书多次点名中国，无所顾忌。书中提到“中国”次数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甚至比 Facebook 和谷歌本身还多。读者会感觉，2009年中国网络攻击谷歌事件，提供作者写这本书的部分动力；而这份愤怒，也形塑了本书样貌。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觉得该书此刻已嫌过时，但是他们确实在书中，准确预测了一些在中国浮现的情境（例如实名制注册）。他们对中国网络攻击和网络恐怖主义的立场明确：“虽然中国绝非唯一会对外国公司进行网络攻击的国家，但它是今日最复杂与泛滥的。”
当然，书中多数关于中国的讨论，都围绕在针对中国人权异议人士而发动的，对谷歌基础建设的攻击。但他们描述的战术，都可以轻易地适用于2015年3月中国网络巨砲（Great Cannon）的启动。最重要的是，他们在阐述为何应聚焦于中国审查制度时，提到的几个关注点：
—— 当华为与伊朗政府交易，输出并吹捧其“对审查友善”（censorship-friendly）的技术； —— 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增，并愿意以审查技术来交换自然资源； —— 中国的邻国可能被要求配合审查需要，否则可能受到“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或其他形式的负面影响。
施密特和科恩可能最有先见之明的想法，就是在书中讨论了“电信设备制造商”，并指出中国企图影响这些公司运作：“爱立信和思科较少受到其各自政府的控制（相对于华为）。但总有一天，他们的商业利益与母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一致 ，他们就可能在外交和技术层面配其政府，与中国订约，让这个独裁国家得以滥用他们的产品。”
这带出一个问题：这段文字，是否也适用于描述谷歌自身与中国的交手？一间公司如何能从这么猛烈地、肆无忌惮地、愤怒地批评中国，转而对这个“世界上最会审查的国家”避而不谈？
谷歌心中在盘算什么？
我们没有答案，但有一些可能的猜想：
一、谷歌还没从中国完全抽离其业务：该公司在中国维持研发业务，也当然保有继续为公司探索进入市场可能途径的员工。谷歌还继续销售大量广告，给想对中国以外市场投放广告的中国公司。如果谷歌决定置身于中国的网络自由运动中，许多在中国的员工，可能受到起诉或牢狱之灾威胁。
这是个真实顾虑——有很多外国公司，看到他们员工最终进了中国监狱。谷歌如何应对这些威胁？当然，他们可以将员工撤离中国，但他们会丧失在自己不强大的市场进行研发的好处，而如果现状持续下去，谷歌将永远不会有机会在中国做生意。即使谷歌真的退出市场，他们亦可能继续吸引中国广告客户。谷歌在全中国应拥有数以万计的广告客户。当中国当局想对媒体组织施压时，他们可通告其广告客户，施压抽掉在谷歌的广告。
二、谷歌考虑“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去年以来，一直有传闻谷歌正与中国当局合作，试图将 Google Play 带回中国市场。这是对谷歌态度转变最容易、最简单的解释。据推想，谷歌将不得不审查中国版 Google Play，甚至在其他地区市场上架的应用程序。
苹果在这方面已为其他公司开道。拜库克（Cook）和之前的贾伯斯（Jobs）所赐，这对谷歌来说轻而易举。如果允许 Google Play 重新进入市场，中国也会稍微让利。目前中国的 Android 使用者没有 Google Play，只能从未经授权的应用商店下载应用软体，其中许多应用商店含有恶意程序——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中国政府开发，用以监控和网络攻击的程序。
三、谷歌受到外在压力，被迫对中国放手：众所瞩目的奥巴马与习近平网络峰会，后果之一是网络攻击的暂时停火。在这背后，有没有美国在网络事务上“放过中国”的更大战略？科恩以前曾在美国国务院为克林顿（Bill Clinton）工作，并大幅度强化了施密特与美国政府的关系。 是否有高层命令，要谷歌减少公开干预中国，妨碍中国对网络主权的要求？
四、避免打草惊蛇：又或许，谷歌此刻对中国沉默，是为了加速某些隐蔽计划的进行，以破坏中国的审查控制？这是一种可能，但至今我们无法在中国的网络自由运动中，看到任何迹象，显示有进行中的秘密计划。
是否还应期望谷歌？
施密特和科恩在他们书中恳切地表达其观点：他们在与李显龙（Lee Hsien Loong）谈话后判断，无论中国试图做什么来限制公民的网络使用，他们最终将无法抵挡，网际网络在其最真实的本质层面，所代表的压倒性力量。“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经历某种革命，但它的效果与广泛程度如何，取决于人们愿意在线上和街头承担多少风险。”
这本书出版后，中国加强了对网际网络及其人民的控制，正当中国网络使用者最近成长到7亿，得以在短期内实现100％网络渗透率之际。中国的网络自由依然像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如果施密特／科恩的策略，是让网络自由在中国自然开展，那么他们现在就该收回“终结网络审查”的宣称。随著中国继续输出审查技术，并为现有客户升级，网络自由正在世界各地缓慢地死亡。谷歌长年为世上最危险的角落倡议网路自由，而享有声望，但许多实际开发工具促成网际网络自由的人却鲜为人知、资金不足，有些人甚至在为生存奋斗。如果谷歌不打算采取行动去击退审查制度，就不该从“为理想挺身”的声誉中获益。
我们呼吁谷歌，应公开说明，他们在终结世界各地的网络审查，取得多少进展。这是谷歌在十年计划中的头三年，起码能做的事。在网络自由的领域，很多人正注视谷歌能做什么。不要创造虚假希望。如果面对中国没有可行的计划，那就让我们和其他人知道：不该再对谷歌抱有期望。
编按：本文英文版原文 China is the obstacle in Google’s plan to end censorship，作者 Charlie Smith 为长年对抗中国网路审查的组织 GreatFire.org 的共用笔名。《端传媒》收到作者投稿后，委请台湾“推动网路中立性立法”发起人杨孝先翻译。本文经《端传媒》编辑局部删修。
（Charlie Smith，网路自由推行组织 GreatFire 的虚拟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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