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怡
他曾雄心勃勃希望改变世界，最终却也和他痛恨过、诋毁过、反抗过的那些人一样，与时代真实的前进方向拉开了距离。卡斯特罗最终成为20世纪革命的活化石，他的离去为昔日历史献上最后的晚祷。
菲德尔·卡斯特罗
去年稍早时候，我在重读小阿瑟·施莱辛格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1000天：约翰·肯尼迪在白宫》时，突然意识到一个令人细思恐极的事实：关于1962年那场将世界推到核战争边缘的导弹危机，大部分亲历者都已离开了人世。肯尼迪兄弟和赫鲁晓夫自不待言，时任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病逝于1967年，同一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处决；美国空军参谋长李梅、参联会主席泰勒和海军作战部长安德森均逝世于“冷战”结束前后，顽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活到了2009年。就连当时的总统特别助理兼记录者施莱辛格本人，也在2007年最终油尽灯枯。但卡斯特罗兄弟却还在世，并且仍在哈瓦那掌权。
菲德尔·卡斯特罗最终病逝于2016年11月25日，还来得及过完自己的90岁生日。在去世之前一年，他首肯接任最高领导人一职的弟弟劳尔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2015年8月14日，星条旗时隔54年重新在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大楼前升起，随后奥巴马启程前往哈瓦那展开“破冰”之旅。和苍髯皓首的古巴领袖不同，年轻的美国总统并无历史负担：奥巴马出生在古巴革命后的第二年，对“猪湾事件”以及那场几乎导致世界毁灭的核危机并无切身体验；在他看来，美古之间的对立居然在“冷战”终结之后继续维持了24年，简直是一种孩子气的行为。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场破冰之旅期间始终保持沉默不置可否。会不会有一瞬间，他的头脑也返回到50多年之前，回想起了《1000天》中描述的那个时代？
在美古断交的那一年——也就是奥巴马出生的同一年——菲德尔·卡斯特罗不过35岁，切·格瓦拉31岁，约翰·肯尼迪47岁，最年长的尼基塔·赫鲁晓夫67岁。所有这些人品尝最高权力的滋味还都没有超过5年，对待国际事务犹如初进游乐场的孩童，兴奋中带点茫然，但绝不暮气沉沉；所有这些人也都相信，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还不够，正在跨过的只是过渡阶段：卡斯特罗相信他能建成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强国，格瓦拉相信他能将革命的火种散播到整个美洲，赫鲁晓夫相信他在加勒比海获得了挫败美国的利器，肯尼迪相信他很快就能遏制“赤潮”。革命的火焰不仅燃烧在古巴，肯尼迪治下的美国也张挂起了“火炬已经传给新一代”的标语；所有人犹如等待发令枪响的运动员，凝神屏息，心无旁骛。
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或者被达拉斯和玻利维亚的几颗子弹终结生命，或者在宫廷政变之后静悄悄地退出舞台。意识形态斗争和核武器竞赛最终让位于“看不见的手”所操纵的全球化进程，一度兴起于南美的左翼改革浪潮，在复杂的21世纪现实面前也逐渐消沉下去。在流逝的历史大河中，老卡斯特罗是最后认输的那一个，也是唯“二”经历了那场伟大革命从兴起、鼎盛到停滞、休止全过程的人。
1959年，卡斯特罗（左）访美时与尼克松会晤
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那种令人窒息的官僚气味不同，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带有浓厚的浪漫色彩。革命胜利之初，他曾寄望于移植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共和理念，并带上雪茄和朗姆酒前往纽约访问，只是在遭到华盛顿的冷遇之后才选择倒向莫斯科。他通过广场演讲、当面指示等方式，绕过政府实行直接民主。他任命毫无经济学概念的格瓦拉为中央银行行长，在输出革命和武装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方面比苏联更为狂热。为了抨击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老人政治，他宣称不会允许超过60岁的人继续待在领导岗位上。导弹危机期间，苏联军事顾问发现他住在山洞中的行军床上，睡眠极少，神采奕奕。
洋溢着不羁风情的古巴社会主义，有其引以为豪之处。到1976年为止，古巴依然保留着总统一职，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也很少遭到处决或苦役；1991年之后，政府甚至允许共产党员信仰宗教。卡斯特罗依靠直接向群众发声来践行他的直接民主理念，也努力创造一种惠及全民的古巴式社会主义制度。该国蜚声拉美的免费医疗和教育网络，在覆盖范围和公平性上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到70年代末，古巴的人均寿命达到了与美国相当的77岁，识字率超过99%，鼎盛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7.5%。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古巴，与真正的繁荣依旧相去甚远。由于在经互会体制内获得了大量的廉价石油和蔗糖销售收入，古巴几乎将自己的经济结构弱化成了单一的蔗糖出口，应对风险的能力大大下降。出售蔗糖的收入被随意地花费在输出革命和各种无节制的计划当中，日用品和农产品生产却日益萎缩，导致普遍的短缺。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开始尝试偷渡一衣带水的佛罗里达海峡，奔赴对岸的美国。这样的离境者累计高达100多万人，相当于古巴总人口的1/10。卡斯特罗将出逃者称为“蛆虫”，一度主动将他们遣送出境；对岸人力单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甚至不得不建立了一套专门的标准来制止汹涌流入的古巴移民：在被发现前已经踏上美国领土的称为“干脚”，可以获得庇护；还在海水中挣扎的称为“湿脚”，需要被遣返。在这些“干脚”中，也包括老卡斯特罗的亲生女儿阿丽娜·费尔南德斯。
满脸络腮胡子、雪茄不离手的卡斯特罗终究没能兑现在60岁以前退休的承诺。在他65岁这一年，苏联解体，古巴丧失了53%的进口贸易额和70%的出口市场，能源进口量缩水50%。三年之内，35%的国内生产总值和39%的人均收入快速“蒸发”，农业、交通和工业陷入全面停滞。祸不单行，1998年到2008年之间的16次飓风使国家遭受了206.6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严重旱灾造成13.5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对古巴持续近半个世纪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封锁，缺乏活力的计划经济已经处在了分崩离析的边缘。尽管卡斯特罗的声音依然宏亮，依旧以他独特的幽默感点评着从全球化到伊拉克战争的世界局势，但除去查韦斯、马尔克斯、马拉多纳等少数几位老友外，听众已经寥然：现实世界总是功利的。
于是，他也像早已远去的肯尼迪、赫鲁晓夫以及曾经的战友格瓦拉一样，逐步离开舞台中心。2006年，自革命胜利以来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已有47年之久的卡斯特罗第一次因为健康原因暂停履行职权；两年后，这位82岁的老人正式退休，由同样年近八旬的弟弟劳尔继任。2011年4月，古巴共产党六大通过《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确定将以解决经济问题为中心，开启全面改革进程。尽管卡斯特罗从未承认失败，但从那一刻起，他不再是半个多世纪前活跃于马埃斯特腊山脉的游击队员，不再是那个企图建立新型乌托邦的唐吉诃德，而只是一个深居简出、喜爱阿迪达斯运动服的睿智老人而已。
1995年12月，卡斯特罗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向毛泽东的雕像献上花圈
《20世纪最后的革命家：菲德尔·卡斯特罗传》作者、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曾经向我感慨：“卡斯特罗的一生经历了冷战和后冷战时代，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潮流，都属于20世纪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历史发展和转折。卡氏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影响力超出了古巴的国界。在今后的世界历史上，他将成为20世纪一个重要的象征人物。但另一方面，卡斯特罗的革命同样也没能摆脱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的曲折命运。始于理想主义的冒险，终于经济发展停滞和物资短缺，这是相当重大的教训。”此言不虚。事实上，尽管卡斯特罗本人一再表现出对偶像化、官僚化和不平等的深恶痛绝，但古巴社会主义依旧没能彻底摆脱这些曾经在苏联和东欧一再重演的循环。甚至晚年卡斯特罗本人，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卡斯特罗神话”的维护者——在古巴启动经济改革之后，卡斯特罗依旧不时流露出对往日革命岁月的眷恋，并试图继续通过向人民喊话以及加入平均主义的分配手段来延缓他眼中的不平等的出现。
只是这一次，古巴已经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佛罗里达海峡对岸那个曾经的敌国，以及一度被呵斥为“蛆虫”的昔日外逃者，来实现政府关于富裕和公平的愿景。对一位终身的革命者来说，这当然是莫大的反讽。然而卡斯特罗不必看到一切的终局，他在90岁这一年最终离去，没有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永久保存，而是宣布实行火葬，从而最后践行了自己的革命理念。他终于可以永远回到曾经的战友西恩富戈斯、格瓦拉和阿尔梅达身边，回到那场长跑开始之初的1961年；在那里，所有人依然年轻，依然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