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与几位法官谈及调解。他们一致的反应与我的反感类似，但多了对中国法治进程更深层次的担忧。当然，我们所谈调解，并不关涉目前颇流行的“社会法庭”或“法律超市”，它们属于庭外调解，当事人通过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纷争无可厚非，招致诟病的当然是庭内调解，特别是各级法院确定的调解结案率之硬性指标。完不成者，绩效考核自然受影响类的法庭主持下的调解。
无独有偶，在遥远的东欧，罗马尼亚这个从2006年开始实施调解制度的国家，在本年3月2日将原来非强制性的调解制度转为强制性制度，即所有的民事案件和简单的刑事案件均要首先进行调解。详言之，争议各方在诉诸公堂之前，必须进行调解。如果诉讼程序已经启动，各方可以请求中止程序3个月来调解。如果一方直接起诉，则法官将要求各方首先进行调解，调解未果则再行起诉。
由是观之，罗马尼亚的调解制度具体操作虽然与中国的有些许不同，整体制度却毫无二致。然而，两者最大的不同却在于制度之价值取向。罗马尼亚的侧重于减少诉讼案件，节约司法资源，中国的倾向于为政治服务，基于调解可以实然地定纷止争、达至真正和谐的单向思维。但是，据有些法官反应，恰恰是调解，会引发当事人的不满。
除了不能真正实现和谐目的外，案件调解多了的一个恶果就是：法官的职业能力下降。因为，很多纠纷内含的法律问题随着调解结束而被法官所忽视，长此以往，缺少对法律问题的研究自然影响法官处理法律纠纷的能力。
我并不反对调解，反对的是不顾当事人的意愿、和稀泥式的武断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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