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春滋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我的家乡在长江中游的南岸，是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县级市。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犹如宋代辛弃疾在《清平乐•村居》描述的多子劳作的景象：“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不管是偏远的山村，还是喧闹的县城，兄弟姐妹六七个的家庭比比皆是。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这个节点开始，家乡实行较为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体制内的一对夫妇（吃商品粮）“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独女户可生育二胎”。办理独生子女证的家庭，城镇职工可在单位每年领取6至10元的独生子女费，农村享受减免部分提留款。30多年来，有2万多家庭办理独生子女证。

在纪念《公开信》发表30周年的大会上，市长骄傲地报告：30年来，全市累计少生近20万人，连续28年保持低生育水平，人口出生率稳定在7‰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稳定在1‰左右，符合政策生育率保持在98%以上，全市总人口始终控制在40万人以内，一孩家庭积存率达到了85.56%，居全省农村县市之首。先后获全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市、全国“三为主”先进县市，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全国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先进县市、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市等殊荣。

我的家乡作为优秀典型，入省进京作报告，引来很多人口专家和领导考察，总结出了系列的先进经验，在全省计生工作中推广。但在新形势下，也有一些隐忧，2015年全市总和生育率为1.17‰，远远低于自然更替生育率2.1‰，已进入“低生育陷阱”。劳动力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等。

在全国放开二孩政策的背景下，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措施，鼓励大家生育二胎。但是现实情况似乎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生还是不生困扰着很多家庭。在小地方，大家却有着和北京这种大城市不同的生育选择和顾虑。

我有四个与我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姐，都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伯伯、舅舅、姨父们出于各种原因成为独生子女家庭。受家乡重视家庭生活传统的影响，近四年内，三个表哥一个表姐都已结婚生子，最大的一个哥哥还未结婚。

先说我这个表姐，是我姨父姨妈的女儿，比我大二岁，是家族中物质条件最好的一个。

姨夫姨妈原在乡镇粮管所工作，下岗后自己做生意，慢慢扩大规模，积累了一定的资产。她大专毕业，参加本地事业单位招聘进入机关工作，姨父为她花费近百万置房购车。三年前，认识了同在本地工作且家境殷实的公务员后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现已2岁多。因为年轻人工作忙、应酬多，也缺乏育儿经验，只好请专门的保姆，每月支付工资2200元。这期间，姨夫姨妈还在城郊建了一栋600平米的小别墅，为表姐生育二胎作准备。姐姐的公公婆婆年纪尚轻，都是公务员，早就发出话来，生了二胎，由他家负责以后的所有费用。在事业单位，工作相对轻松，没有后顾之忧，姐姐也在作生育准备。

几个表哥和堂哥可没有表姐这么幸运。先说龙哥，伯父伯母一直在家务农，是个典型的靠一亩三分地过日子的家庭，他俩虽终日劳动，在农村仅能养家糊口，少有积蓄。龙哥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做裁缝7年多，挣了10多万，结识了在一起打工的嫂子。龙哥家距集镇2公里，结婚后，想在家门口创业，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就用结婚时收到的人情钱投资在镇上开个餐馆，供应早中晚饭，开业后生意还过得去，伯父伯母在后厨帮忙，龙哥和嫂子忙前忙后，早起晚睡，很是辛苦。客人多是骑车搞贩运和附近做小生意的。过了半年，附近又开了一家餐馆，装修很气派，加上有亲戚在镇政府里工作，他的餐馆渐渐冷落，不到一年就关门了。

在农村，人生的大事莫过于建房、结婚和生子。刚上大学时，常听到伯父伯母叹气，说村里年纪比他们小的都抱上孙子了，抱怨自己的命苦。龙哥在同龄人中算是头脑灵活的，想赚到钱后要孩子，他听说开挖掘机赚钱，跟人合伙买了个挖掘机，先是四处求人揽活，结果揽活后又难结账，维持了半年多，亏本把挖掘机卖了。2010年，龙哥只好第二次踏上外出务工的路，在北京做裁缝，小两口手脚麻利，深得老板信任。两年就挣了20多万，伯父伯母在家盖了新房，买了车。2012年冬，龙哥和嫂子也生了儿子，伯父伯母有了孙子，在村里总算抬起了头。这几年，伯父伯母负责送孙子到集镇上幼儿园，小两口仍外出打工挣钱，日子也算过得不错了。

说起生育二胎的事，龙哥说，现在老的小的吃的用的都是靠他和嫂子打工收入。以后，教育费用不断增加，他们也还想去县城买房，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没文化。如果再生一个，两个老的轮流接送上学，遇到小的生病，无法想象是个什么状况，确实是不敢生。嫂子很直接，说挣到能在县城买个房了就生，买不起房就别生，到时是苦了孩子也苦了大人。看来，生育二胎对他们来说是个遥远的梦！

华哥是舅舅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学过美发，在外打过几年工，现在县城一家民营企业上班，嫂子的家也是农村的，在城里卖保险，两人收入都不稳定。

三年前，在外打工的舅舅用积蓄为他俩结婚在县城买了70多平米的二手房，华哥和嫂子也生了个儿子，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入园，他们的收入仅能维持三人的日常生活。华哥和嫂子两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都希望他们能生二胎，也承诺给他们当保姆，承担部分生活费用。华哥说，的确也想生二胎，儿子能多个伴儿也能不那么孤单。但一想到出生后的费用，就感觉压力倍增。主要还是经济难题，这两人收入都有限，双方老人都靠打工和种地为生。如生二胎，打工和种地都不能正常进行，要围着二个小孩转，自己收入又不高，到时上学时，别人能办到的，我们做不到。去年老人催我们生，他们认为我们不生的行为是自私的，就想自己图轻松。儿女双全才是最好的，大家庭才是完整的，自己才有福气，现在生活条件也好了，政策也放开了，没有理由不生啊。几经解释，给他们算了算养育孩子的费用，他们也就默认了，让我们好好把一个儿子培养好。

荣哥是大伯的儿子，大伯前几年身体有病，到了结婚的年纪，由于家境较差，始终说不上对象。最近几年，大伯身体得到恢复，同伯母、荣哥一起到北京打工，回家盖了楼房，荣哥还买了小车。每年春节期间，四处相亲，均没寻到合适的人。村里同龄的女孩子比较少，大家都早早的被父母安排相亲结婚。

眼前村里同龄人和表弟妹都结婚生子，大伯和伯母都是很着急，不知何时能娶个媳妇，自然谈不上抱孙子了。在大家热烈讨论生不生二胎的春节，荣哥和父母总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担忧。在大伯家，正好碰上村支书，他说，国家全面放开二胎后，村里适龄人员积极性不高，统计了一下，今年全村生育二胎只有二个家庭。书记还说，农村生不起，生二胎是城里的人的事，我的儿子儿媳也不生。村里家境一般的，现在结婚都成了问题，大龄男青年还在增多，年轻女孩儿们一听要生几个孩子，更是不想嫁了……

为了落实好国家“全面二孩”的政策，全市出台了很多激励政策和服务措施，但是大家的热情似乎不高，广大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很多人都被各种原因影响着，主要是客观经济原因和新型生育文化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一方面，很多家庭都感到了子女教育费用和婚姻成本增加的压力，这些花费让他们没有信心再生育一个孩子，给孩子幸福的生活条件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人们已经形成了新型的生育文化，一是性别偏好的淡化，生男生女一样，很多独生女家庭也就没有了非得再生个儿子的意愿，在广大农村地区也是如此；二是很多育龄妇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生育和照顾孩子，更多地专注于自己的发展和提高。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多重考量，让大家的生育选择愈加复杂，很多人不得不望“儿”却步。（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