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事,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且让我说一说
“英国籍的法官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判案子,这是2017年的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看到了这样一条评论,一般来说我只会一笑置之,可是这次不一样,它像一把小刀从巨大的红幕上撕开了一个口子,让我窥探到更加宏大的时代背景。
这揭示了大陆和香港两地主流民意间不断冲撞的两种世界观和认知模式。如果我们不谈这种模式,而每每集中在每个事件本身的细节,注定不断在自己熟悉的模式中兜圈撞墙,而无法直面冲突的根源。
香港作家陈冠中在他的著作《天朝主义与香港》中精确地指出,北京治港的模式可以被称为天朝模式。 中国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或帝国,而是传统中国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大清帝国是传统中国天朝式政治视野的极致表现,也是今后中国政治想象的模版。而根据北大学者,曾任职中联办的强世功所著的《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 》一书,中国是个精神上继承了王朝与藩属的传统封建体制的国家,而藩属是容许各种制度的,一国多制的。
在这种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提出,实际上将香港作为封邑,短期内奖赏作为诸侯的香港爱国资本家,保证他们的利益和香港的平稳过渡。但在中长线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潜规则发挥作用,这些香港资本家终将出局,换上国家信得过的嫡系韭菜联合收割机。这个历史进程我们已经在目击了。而另一方面,从成文法上确立一国两制的基本法的订立,也是沐猴而冠学的极致,让崇尚法治的西方现代社会根据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误以为小宪法的订立可以保障香港这个自由主义法治半民主社会至少五十年。
然而天朝谋划的香港特区,毕竟只是妥协的产物,作为彻底吸收同化的缓兵之计,从来都没有按法律协定保护地方自治的打算。即便众人津津乐道的蛤怒斥香港记者的同一天,自治区地下工作者们依然继续他们自1930年代以降从未中断过的渗透工作。妥协终有结束的那一天,黑框眼镜长者斥责香港记者捕风捉影的话音犹在,当年的主角如今已经公然宣称不钦点不让走了。
表面上统领特区的成文法保护了香港尊重个体权利的现代社会的特质,彰显了了自由主义法治和代议民主制精神。然而实际上管理特区的指导思想:天朝主义,却根本上否定这些特质,将个体权利视为朝廷的赏赐。
而这,就是天朝治理下的臣民们和帝国余晖下成长起来的遗老们冲突的真正根源。
天朝的臣民们,娴熟地接过了一整套朝廷钦点的认知体系,在满大人规定的几种体位里自由选择自己最喜爱的一个,向边境城市的蛮夷投去舆论的标枪,浑然不知世界上确实存在,在香港也运行了上百年,甚至被写入基本法内如同时间囊一样宣称会被保存五十年的自由主义文明社会体系。
而帝国的遗老们,呼吸着自由主义的空气长大,将言论自由、司法独立、check and balance这一整套民主社会的基石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则,拉起基本法作大旗,不厌其烦地向天朝的辫子军们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己眼见发生的种种光怪陆离。
义和拳只看得懂洋枪洋炮,遗老们却早就被缴械卸甲。结局如何,早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