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反右”六十年丨夹边沟记事：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是个地名，位于甘肃省酒泉市郊东北30公里处，靠近巴丹吉林沙漠，风大沙多，荒无人烟。1954年，这里建立起了”夹边沟农场”，正式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用来关押劳改犯。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甘肃省三千名右派被关押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他们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对待，每天必须完成长达十几个小时的艰苦劳动，大部分人最后都饿死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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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知青出身的作家杨显惠，在访问大量幸存者之后，写出了系列小说《夹边沟记事》，一共12篇，发表在2000年的《上海文学》。
小说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
“右派刚到夹边沟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1斤为16两），在天寒地冻的河西走廊，充当苦力的右派可以籍此活命。但是后来粮食供应降为每月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体力严重透支的他们开始挨饿。随着1958年冬天的到来，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人最先命赴黄泉。”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
“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
“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也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死亡高峰不可避免地到来。1960年11月中旬，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场部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
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
《夹边沟记事》发表后，引起了轰动，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
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亲冤屈的亡灵。
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它们，他一下子哭倒在地，把《上海文学》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次地哭。
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道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临洮，杨显惠访问了夹边沟幸存者、82岁的裴天宇老人。老人说，他在甘肃师大当教授的学生寄来了4册《上海文学》，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才读完那4篇文章。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10分钟，就泪流满面……
《夹边沟记事》不是一般的小说，从史料角度看，它还原历史真相，真实可信，发人深省；
从文学角度看，它叙述流畅自然，描写准确生动，全无添油加醋，没有强加于人的评论；
从艺术角度看，它感染读者的地方首先是残酷的历史，然后才是人道主义关怀。
这本书没有写成猎奇式或控诉式的作品，而是体现了人性，令我们感受到悲悯、叹息、愤怒和爱，这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小说结集出版，小说集的《序言》里，有人把此书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格拉群岛》相提并论。
我认为，这个评价不过份，《夹皮沟记事》是当代中国最高档次的文学作品之一。
下面是我写于几年前的《夹皮沟记事》书评，略有修改，权当是给读者们推荐这本良心之作。
中国第三、世界第四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中，曾经隐藏着两个天大的秘密。
在甘肃省酒泉市东北210公里处的沙漠深处，当年有一个兵团级代号单位叫做二十基地，现在早已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定名为“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实际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
在酒泉市东北2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曾经有一个科级行政单位叫做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也叫“夹边沟农场”，它早已被撤销，权势者也很想把它的真相永远掩埋起来，但是，在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出版后，60年前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和酒泉夹边沟农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荣光与噩梦的两个象征。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是一个高科技单位，是一个科技人员成堆的地方。1959至1961年，甘肃与河南、安徽、四川等省是遍及中国的大饥馑的重灾区，基地的科技人员曾面临生存的危机。
据当事人说，基地周边一条30里的沙枣防护林带的树叶被摘的精光，然后磨成粉团，掺进粮食中去充饥。
有位首长得知这个消息后，亲自下令军方为基地调拨粮食，说：一定要保证酒泉基地几千个胃袋，我们的火箭要上天，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摇篮里。
很快，一列满载粮食的火车向大西北隆隆驶去……饥肠辘辘的科技人员终于熬过了鬼门关。
酒泉夹边沟农场这个科级单位，曾经聚集过比上述兵团级单位人数更多的知识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甘肃一省就揪出“右派”12000多人，其中罪行深重、被开除公职并判以劳教的“极右分子”约有3000人。
这些所谓的“极右分子”大部分是教师、医师、工程师、研究人员、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甘肃这个贫困地区极为稀缺的各行业精英。
从1957年10月起，他们被源源不断地从省会兰州和省内其他城市押送到夹边沟农场。
在大饥馑中，他们就没有负责发射火箭的科技人员那么幸运了。
1959年春天农场就开始饿死人，死了100多人。到1961年10月农场撤销时，近3000人中仅有数百人生还。
在发配之前，这些“夹边沟人”已经饱尝了各种政治迫害，辱骂，批斗，隔离，亲人、爱人、友人的背叛……来到夹边沟之后，首先迎接他们的是对肉体的百般折磨。
对于打入另册的右派而言，只要在夹边沟一天，劳动，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就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都要安排繁重得超出体能的农活，同时辅以生产竞赛，让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小时甚至16小时，拚尽全力，以致于累得在地上爬。
如果说其他地方饿死人，有可能是一种失误，那么在夹边沟，就是一种蓄意的谋杀。
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幺多人。
和凤鸣在《经历——我的1957年》中说：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和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真的是“没有人想及”吗？
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说，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
灵魂的野蛮，这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伺机而出，它对文明的人世构成永恒的挑战。
在《夹边沟记事》中，杨显惠用细腻的笔法向人们展现了“摧残灵魂的瘟疫”给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所造成的伤害——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
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
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了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侮辱！
不能责怪像李怀珠这样的年轻女子难以抗拒“摧残灵魂的瘟疫”，她/他们当年所面临的处境，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李怀珠们完全迷失了，他们所信奉的“道理”中有着内在的悖论和难以摆脱的陷阱。
他们对于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分裂而感到内疚，以至于在强权面前丧失了应有的抵抗力。
他们虽然承认自己还达不到“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境界，但也绝对接受不了他们是“资产阶级走狗”甚至是“帝国主义第五纵队”的官方指控。
当他们无法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中自拔时，当他们找不到一种理论和道义背景的支撑时，等待他们的命运，不是精神崩溃，便是精神堕落。
于是，在“夹边沟人”中，有的成了“贼骨头”，有的成了“告密者”，女人脱下了裤子，饥饿者吃屎甚至吃人肉……
幸存的夹边沟人，乃至在全国，除少数几个人外的全部右派分子，在多年后已经获得“改正”。有些“右派分子”补发了工资，有些恢复了原来的待遇，还有一些人日后加官进爵了。
但是，当年的精神创伤给“右派分子”乃至整个中国知识阶层留下的烙印是深远的，至今尚未痊愈。
在我看来，最令人扼腕的是，“反右运动”60年后，有很多中国知识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还没有明确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作用。
有人甘作权力的奴婢，有人沦为金钱的俘虏，在所谓“精英联盟”中洋洋自得；
也有人重新膜拜阶级的真理、阶级的正义，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导致李怀珠们精神崩溃的历史悲剧。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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