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江玉楼

顶着新华社电头的泸州专电，六日传遍社交媒体。这个报道记录了新华社记者采访泸县太伏中学生死亡事件的遭遇，包括被严密盯防、无法接触学生母亲、县委书记撒谎等等。字里行间直接表达愤懑，用连续发问要求泸县配合新闻媒体，还原真相。

从4月1日赵姓中学生死亡开始至今，有关泸县一事的信息很难见到大众媒体报道，导致社交媒体上信息混乱，能见度极差。新华社记者的经历证明，当地对新闻的封锁导致失态失控。新华社愤怒鞭挞的泸县官员已经取代尸体，成为混乱的源头。

从事件发生当初，当地政府的所做作为就是对人不对事：不去认真核查死亡事件的前因后果，在未做尸检的情况，匆忙定性，排除谋杀的怀疑。一边钳制当事人，一边污染信息，试图控制舆论。如此倒行逆施，加快事件发酵，搞得不可收拾。

新华社记者打破公共事件的报道禁忌，在泸县所受的牵制、欺骗、挫折，恰恰是当地政府畸形维稳的一部分。好在新华社可以凭借身份振臂一呼，揭露了死亡事件的定性需要周全证据；也揭示政府指控的所谓谣言，其实包含对盲目压服的谴责与抗拒。

现在的问题是，泸县县委书记已经不具备提供真相的可靠资格，官员部门的说辞难以取信于民，要想真正拨开笼罩在太伏中学生死亡事件的迷雾，必先解决当地官员的阻挠问题。也就是说，要平息事态，只靠泸县已经无法办到，这才是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在巨大的舆论浪潮下，除了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传播，除了情绪难平，仍有相当一部分民众保持克制心态，希望中学生死亡事件能有公正、透明的处理方式，能有不受控制的信息发布，能看见当事人家属不受欺负的生存状态。

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处理泸州事件的前提就应该是问责当地官员，清除他们的干扰。这不仅仅因为他们的颟顸昏庸导致失态恶化，一错再错，直到出动武警维稳，还因为这些人压制了信息，他们成了谎言的代名词。没有问责就没有真相。

即使有问责，挑战同样是严峻的。要看到，随着泸县当地全面封锁事件的信息，布控当事人，压制社会面，外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学生死于非命，否则何必要大动干戈？这种社会心理会对真相调查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也是问责以之后棘手的地方。

在这层意思上看，新华社公开表达对泸县党政的不满，就不单只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谴责，也是向县委书记的上峰施加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更高层级的官方介入提供理由，作为围观群众，自然是乐见其成。

在新华社记者那篇讨伐泸县的“檄文”中，一个响亮的质问就是：拿出澄清谣言的事实要多久？所谓谣言，无非是信息匮乏、封锁传播的产物。而要回答这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恐怕首要解决空间问题：解除现有的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回到事实本身，回到司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