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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宿 / 政见观察员
领导批示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广大从事机关工作的小伙伴们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自己呕心沥血搞出来的材料获得上级领导的批示，那绝对是对工作的极大肯定，在总结时必须要好好记上一笔。据说在一些热衷搞智库的大学里，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就相当于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评职称、发奖金时都有颇多优待。
领导为什么批示？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获得领导批示？其实这些都是机关里的不传之秘，很多时候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过最近，来自台湾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所” 和大陆清华大学的两位研究者，就通过公开渠道和访问梳理了领导批示的一些情况，试图揭开关于领导批示的秘密。
所谓领导批示，就是各级领导写在下级呈报公文上的批语，用于审批具体事项，传递自己对于某些事项的看法和意见。在研究者看来，外界最初了解批示在中国政治中的作用，始于 1989 年胡乔木在美国的一次演讲。胡乔木就指出，在中国的党政机关，有三类材料容易获得领导批示：下级机关呈报的工作报告，社科院等智库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和工作建议，以及反应舆情和群众信访情况的报告。
这些材料即使到了领导办公室，也不是都能得到领导批示。毕竟领导同志日理万机，不可能所有文件都看，因此材料能否获得批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秘书。研究者指出，秘书一般根据领导分工原则归口进行文件分发，如果某份材料涉及到几个领导的分管领域，那么秘书还要决定文件究竟应该给哪些领导阅批。当然，领导阅批的顺序也至关重要、很有讲究，需要秘书仔细把握推敲。
领导批示的方式也有很多种。如果仅仅是在材料上圈阅，说明领导对于材料内容并不十分关注，仅仅表示看过了，不反对。如果有明确意见，则会写上 “同意”、“不同意” 这样的批语。当然，如果领导大致同意，但又有一定保留看法，一般会批 “拟同意”、“酌情办理”、“商办” 等批语。在这种情况下，秘书有时候还需要帮助下级部门解读领导批示，毕竟秘书对于领导的情绪和看法把握的更为准确。
传批 “请 XX 同志阅。” 也是一种典型的批示方式。这类批示既可以出现了同级领导之间，也经常出现在上级对下级之间。如果是下级呈报文件给上级，则一般会写 “呈 XX 同志阅示。” 虽然这两个批语只有两字之差，但反映出的态度和内涵则大大不同。
上级领导的批示一旦做出，下级就要调动一切资源加以落实。研究者指出，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一套严格的批示办理流程，更是因为批示反应的是领导权威。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上级领导对下级的升迁、发展有很大的发言权。下级落实上级批示不力，自身前途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必须加倍努力。从这个角度看，领导批示可以调动资源和积极性，具有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作用。
但研究者也认为，批示制度同样有不少弊端。领导批示会导致资源像某个特定事项集中，那些没有受到领导批示，重视程度不是那么高的事项就会受到影响，造成资源浪费和工作脱节。同时，批示还可能导致腐败。研究者通过访问发现，一些地方为了上马某些大型项目和搞开发区，会花钱请智库向上级领导呈报可行性报告，而这样的报告价格一般在 20-100 万之间。有一些领导重视的著名智库，获得批示也相对容易，类似研究报告价格可以达到 800-1000 万。甚至还有人伪造批示，“假传圣旨”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作为现行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批示对于中国政治本身的影响或许更为深远。一方面，批示还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方式，很多事也许按照法规制度不能解决，领导一个批示就解决了，本质上还是人大于法，与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也格格不入。另一方面，某些领导还会通过批示收拢人心、谋取政治利益，长此以往也会导致党内的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秘书党” 腐败的概率也大大增加，十八大以后的打虎拍蝇其实也是这类情况的现实反应。
参考文献
Wen-Hsuan Tsai & Xingmiu Liao (2017) Concentrating Power to Accomplish Big Things: The CCP’s Pishi System and Op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4, 297-310, DOI:10.1080/10670564.2016.1223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