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台湾女作家林奕含近日自杀身亡，她生前曾出版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描述了13岁女学生被补习班老师性侵最终精神失常的故事，据媒体报道，这部小说部分映射了她的亲身经历。
有研究表明，比起战争、灾害、交通事故造成的精神伤害，被强暴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发生率是最高的，可以达到32%-80%（隋双戈，2010）。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女性之间悄悄交流的一些关于强奸的传闻里，这些遭遇强暴的女性大多下场悲惨，不是疯，就是自杀，或者悄悄地搬家离开。好像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一样。
此外，虽然我们常常被警告“别让陌生人碰你。”但其实伤害我们的很少是陌生人。在国外一个关于熟人强奸的研究调查中，有将近75%的女性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是被强奸，她们很难相信熟人会强奸自己（Melanie S Harned, 2005）。
在《我所缄默的事》中，阿扎尔·纳菲西记录了一段遭遇熟人性侵的故事，事发那年她只有六岁。记录这个故事的章节被反讽的取名为“圣人”，因为这位试图性侵他的大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圣人”。对于这件事她曾缄默多年：
那耻辱感一直存在。后来我才明白，受害者产生罪恶感很常见，因为她的沉默让她产生一种同谋感。
如我们所见，缄默只会令创伤变得更加严重，因此，从性教育的缺失到社会对受害者的舆论凌迟都是值得我们一再反思的问题。正如纳菲西所言：“这种偏差性并不仅限于伊朗或穆斯林社会，而是存在于任何性压抑的地方。”
今天的推送来自《我所缄默的事》，纳菲西作为当事人，经过多年的沉默和挣扎，她说出了如下的话：
最糟糕的并非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性侵与虚伪就跟爱和嫉妒一样广泛存在，真正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它藏在阴暗处，一直没有大白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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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
文/[美] 阿扎尔·纳菲西
译/张砾
《我所缄默的事》
副标题：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哈吉·阿嘉·哈森姆如此神圣，他的名字就是证明。在伊斯法罕，每个人都称呼他哈吉·阿嘉。这是只有完成了麦加朝圣之旅的人，才能享有的尊称。他是我们的一个远亲，也是我父亲的叔叔在设拉子市的亲密同事。他很瘦，奉行禁欲，看起来像个学者，简单的东西也总是讲得别具深意。
当哈吉·阿嘉·哈森姆来德黑兰拜访我们的时候，我六岁。他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在屋子里转。请原谅我的无礼，他谨慎而礼貌地对母亲说，不过我把你当作我的妹妹看。母亲亲切地笑笑，递给他一杯土耳其咖啡。这孩子正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年纪，他转过头看着我说，现在很多男人跟我们不一样，不像我们这样敬畏神。我看见你家有很多男仆，或许你应该让这孩子穿上更合适的衣服，好把她遮起来。
母亲的吃惊无法掩饰。如果换成其他人这么说，母亲绝不会善罢甘休。但对于哈吉·阿嘉，母亲只是让他别担心，因为她早就教过我如何保护自己（“提防陌生男人，永远别让他们碰你”）。我的父母尽量对他不失礼仪。父亲作为男主人，始终保持客气，只有在哈吉·阿嘉又沉着地发表高见时，才偶尔投以嘲笑的一瞥。母亲则异常温顺。“我喜欢坦诚表现自己的人，”母亲在那天吃晚餐时对父亲说，“真希望所有人都能对自己的信仰这么坚定。”她其实是错把刻板当力量，误把狂热当原则。
阿扎尔·纳菲西
当我写作业时，哈吉·阿嘉会站在我身后，弯腰看我的笔记本。你在写什么？他问，然后蹲下来拿起书，顺便整理一下我的裙子，双手不经意地滑过我的大腿。
那晚，我的父母去参加一个派对。哈吉·阿嘉早早地回房休息了。一岁的弟弟睡在奶妈房间，我睡在父母的床上。这是我的习惯。弟弟出生后，当父母外出，他就会睡在奶妈的房间。我感觉自己受到冷落，被遗忘了，因此喜欢睡在父母的房间。当他们回家后，会把我重新抱回自己的房间，这给我一种安全感。我喜欢他们舒适的大床，很享受光腿磨蹭凉凉的床单。
突然，我被身边不规则的呼吸声吵醒。有人从后面轻轻地抱住了我，抚摸我腰部以下的部分。柔软的睡衣摩擦着我的光腿。那呼吸声比抚摸还要让我恐惧，好像有越来越强的冲动在里面。他抓我越紧，喘息声就越重。我努力保持静止，几乎屏住呼吸，紧紧闭着眼睛。我想，只要闭上眼睛保持不动，他就会走。我不确定他到底抱了我多久，但我始终保持不动，直到他突然起来。我能听见他轻轻的走动声，好像是在厚地毯上来回转悠，然后离开了房间。但我还是没有睁眼，因为害怕一睁眼他就会回来。
那晚之后，我就不敢在黑暗中睡觉了。我的父母认为我是想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所以坚持让我关了灯睡，我睡得很差。他又在我家过了一夜。我不敢告诉父母，但我尽力避开他。当他问我还有没有家庭作业时，我假装没听见。他走的时候，母亲让我去说再见。但我把自己反锁在洗手间里。她指责我的无礼。我是怎么教你的？她恼怒地说，哈吉·阿嘉·哈森姆是个很好的人。他叫我代他跟你道别。他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讲述老师性侵学生的韩国电影《熔炉》剧照。
他后来又来过我家两次。我总是努力逃避他，哪怕其他人也在房间。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惊奇的是，他从未在任何神情或者动作上表现出他做过这件事。他一直保持着相同的冷淡而友善的表情。一次，他趁我不注意时抓住了我。我们家花园后面有一条小溪，我经常去那里玩，因为喜欢溪边小野花的味道。那天，我正在玩最喜欢的游戏：捡鹅卵石往水里丢，然后看它们改变颜色。突然，他悄无声息地走过来，蹲在我的身后，温柔地说：“你在做什么呀？你现在不是应该学习么？”我被吓了一跳，刚想要站起来，他一把抱住我的腰，伸手去摸鹅卵石。“噢，真漂亮。”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我的光腿上来回磨蹭。当我终于站起来，他也站起来，继续抚摸我。他的动作让我难堪痛苦，至今仍难以描述。开始，我想我要创造一个虚拟人物，让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而不是在我身上。但是，父亲和我的编故事游戏对这件事毫无作用。那耻辱感一直存在。后来我才明白，受害者产生罪恶感很常见，因为她的沉默让她产生一种同谋感。另外，其引发的模糊的性快感又会进一步加重她的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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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陌生人碰你。”但其实伤害你的很少是陌生人。早在我进入青春期之前，我就明白了这点。对你这样做的人，往往是和你亲近的人：好脾气的司机、技艺高超的摄影师、友善的音乐老师、好友严肃高傲的丈夫、虔诚的神职人员。他们是你父母信任的人，你的父母不相信他们会做什么不好的事。
在回忆录中，父亲描述了伊朗社会普遍存在的某种形式的恋童癖。这种恋童癖主要由“禁止男女接触造成的。青春期男性除了自己的母亲、姐妹、姨姑妈们之外，不能接触任何女性”。他的观点是：“大部分的精神失常都根植于性剥夺。”他又继续解释说，这种偏差性并不仅限于伊朗或穆斯林社会，而是存在于任何性压抑的地方——比如说，严格的天主教社区。
伊朗女孩贾巴里因19岁时杀死企图对其性侵的伊朗前情报官员，被判处死刑。图为贾巴里出庭时的照片。
我无法如父亲那般宽宏大量。理智上，我能明白这种复杂性——我知道，在某个时期娶一个九岁的女孩很正常，并不是禁忌。在一定的边界内，虚伪并非恶习，而是一种求生之道。但这并不能安慰我，也不能消除我内心的羞耻感。我庆幸社会、民族、法律、传统都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才不再把女人当巫婆焚烧，不再有奴隶，不再会用石头把人砸死；我们可以更关心孩子，可以保护孩子，使他们免于恋童癖者的伤害。我父母那一代处于这种转变的黎明中。而我们这一代成长的环境，已经迥异于哈吉·阿嘉·哈森姆的世界了。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了禁忌，正如在古代社会曾很正常的近亲结婚已为法律所禁止。
我在哈吉·阿嘉那里受到了第一次的伤害，也是最痛苦的一次。其他的类似伤害多是不经意的，也更容易忘却。但他们无一例外地让我感到羞耻、愤怒和绝望。我无法告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跟那些恋童癖者一样，也是成年人。母亲那么听他的话，那么尊敬他。他们会相信我，还是相信哈吉·阿嘉？当年龄稍长，我学会将那段经历放到更大的背景里来考虑，好让自己与之保持距离。我把它当作社会痼疾来分析，而不是当作个人经历来看待。这多少产生了点心理治疗的作用：在不能改变的社会现实面前，我觉得稍微多了些力量。我也开始明白，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有发生，而不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知道在纽约或者巴格达有个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和我有着相同的秘密。这既让我感到安慰，又让我觉得不安。但它并不能彻底治愈那段经历所带来的痛苦和困惑。很长时间，我一直对此保持缄默。我从来没有在日记中写过哈吉·阿嘉，尽管我一次次在心里回忆起那次经历，以至于所有的细节到现在都还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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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我终于有次和堂兄说起我的经历。他告诉我，哈吉·阿嘉因为恋童早已臭名昭著，但他自己辩解说很多人都这样。其实男孩的情况更糟糕，堂兄说，因为他更容易找机会跟他们在一起。在书桌前，他逼他们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前面摆一本书，假装浏览课文，然后一直玩弄他们，不让他们下来。那已经是父母卧室事件的二十年之后了。
在父亲的回忆录中，他说这种事在伊朗的青少年产品商店最为普遍，特别是租车给男孩子的自行车店。他提到一个叫胡森·汗的人，他有个自行车店，就在集市上祖父家店的旁边。他说，胡森·汗一直是个恋童癖者，直到70年代中期还在开店。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接受父亲家人也有秘密和谎言这个事实。他们曾经一度在理智上很有冒险精神，同时也严格地奉行苦行主义。我对弟弟说，人的情感压抑到如此程度，看起来好像不对。他说：“也许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你是什么意思？”“能够定义我们的东西，并非我们主动说出的部分，而是我们隐藏的那一部分。”他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但在我看来，不能准确表达的东西，好像都不存在。然而有时候，或许正是那些我们压抑着不愿意说的东西来得更加重要。
女权组织Femen的成员在伊朗驻柏林使馆前半裸示威，抗议伊朗女子贾巴里因反抗性侵自卫杀人而被处以绞刑。
最糟糕的并非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性侵与虚伪就跟爱和嫉妒一样广泛存在，真正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它藏在阴暗处，一直没有大白于天下。人们管这叫家丑不可外扬。私下里，在母亲的咖啡聚会中，她的朋友们会互相闲话哪个女孩在婚前，通过修补处女膜来恢复处女之身。谣言就这样在含沙射影中流传开来，而表面上那些话听起来都无懈可击。保护性的虚构情节比真相还要重要。
几十年后，我发现在德黑兰大街上与巡警对抗，比夜里一个人独自入眠更容易。如果哈吉·阿嘉·哈森姆现在还活着，我会跟他当面对质么？我们私人的恐惧和情感，有时候比公共威胁还要强大。因为一直被当作秘密隐藏起来，它便被恶意地长久根植于我们的内心深处。你只有将它表达出来，它才会消失；而想要表达出来，你首先要承认它的存在。我可以讨论和抵制政治上的不公，但我无法面对那天下午在父母家花园里发生的事情。数十年来，直到我也上了年纪，性对我来说始终是一种妥协，是空洞的安抚之举。同时，这些年来我对父母一直都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愤怒，尤其是对母亲，因为他们没有保护我。我的愤怒满含着反讽的意味：母亲想要通过禁止我与同年纪的男孩见面来保护我，却不知道那些她信任和欣赏的成年男人，才是真正伤害我的人。
我所缄默的事：一位叛逆女儿的回忆
[美]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 著
张砾 译
三辉图书/外研社
ISBN : 978-7-5135-6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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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幅素描，本书将一个女人、一个家庭和一片受难国土刻画得令人难以忘怀。那些成长中的人与事，照片、文字、故事、事实交织而成的人生，以及诸种生命片段之间的空白，正是纳菲西所要探寻并希望讲述的——那些缄默的事。对她而言，这种叙述最终带来的并非终结，而是理解、守护，以及自由。
缄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独裁政府强制民众保持缄默，偷走他们的记忆，重写他们的历史，将国家认同的身份强加给他们；见证者的缄默是选择忽视或者不说出真相；而受害者的缄默则使他们变成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此外，还有我们对自己的缄默，对个人神话的缄默，对加诸现实生活之上的故事的缄默，我们放纵自己沉湎其中。——阿扎尔•纳菲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