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志》发表了长篇封面报道《‘Flee at Once’: China’s Besieged Human Rights Lawyers》，纽约时报中文网以“中国人权律师的孤独战斗”为题分四个部分用四天时间连续刊发。在这篇长文中，作家Alex W. Palmer描述了“709”案发生以来，中国人权律师遭受的残酷打压，他们和家人的艰难抗争，以及国际社会的冷漠。

文章回顾了中共统治下中国司法及辩护律师的历史：

 

在1979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没有任何刑事司法系统：共产党组织了苏联式的警察和人民法庭，处理相对无足轻重的犯罪行为和地方纠纷，不过它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对党的绝对忠诚。……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带来了司法改革。……按照设想，这些新法院并不独立于当权者，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到2000年代初，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新一代中国律师也开始进入法律界，科班出身的他们“会读到关于宪政、关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东西”。随后出现了 “维权律师”运动。

 

该运动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胜利。人权律师帮助吸引了全国上下的媒体对毒牛奶、被污染的疫苗、非法征地、警察暴行等丑闻的关注。不过务实从来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事情。在新一代律师看来，捍卫人权是“对被侵权者，以及人类社会乃至他们自己的一种严格的道德义务”，那是“活在真理中”的诱惑。但成功最终招致了打压。

 

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公民社会所面临的这种压力全面加大。作为一项压制“外国敌对势力”的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已经拘捕和驱逐了外国活动人士，拒绝向在押人员提供医疗，重新开始强迫上电视忏悔的做法，倒退到了党内清洗的年代。一系列新的法律让政府可以放手处理一切它认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给这项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

 

文章记录了中国维权律师的信念、坚韧与牺牲。作者问梁小军律师，为什么要走上与中国政府对抗的危险之路？ “我觉得这是必须的，”他对我说。“人民的权利在被践踏。他们反复被酷刑折磨。他们被弄得妻离子散。这些我不能视而不见。”

 

谢阳的代理律师公布的会见笔录显示，他在不断轮替的警员、检察官和看守所官员手中经受了为期数月的肉体和精神虐待。谢阳说，在漫长的审讯过程中，他曾被逮捕他的人以家人的安危相威胁——“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现在这个社会交通事故比较多”——还被告知，对他的拘押已经得到中央政府最高层的批准。如果他想要让审讯停止，只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告诉你，你告状也没有用，”对方跟他说。“你这个案子是北京的案子，我们代表的是党中央来处理你这个案子。”当他拒绝合作时，酷刑开始了。“我就是要故意折磨你，你看着，我要把你折磨成一个疯子，”一名审讯者说。“你以后就是一个废人。”

 

遭受折磨的谢燕益律师甚至认为，他的监禁对警卫和官员来说也很重要。“那是一种思想的交流，”他对哥哥说。“官员们也需要被这段经历改变、点醒。要想看到光明，这是必需的。”

 

中午时分，午餐送来了。吃饭时，谢燕益对坐在旁边的副局长说，在监禁的前六个月，他们每天给他三个馒头，但他从来最多只吃一半。“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把它们都吃光吗？”他问副局长。“我在让自己做好挨饿的准备。我想做好长期坐牢的准备。”副局长不自在地笑了起来。

 

梁小军律师认为，尽量减少对抗是一个战术问题。“我对警方不太强硬，”当我们乘坐地铁从看守所返回天津市中心时，他告诉我。“警方迫使我承诺做某事，我说OK。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法律的。如果他们不依法行事，我也不需要遵守对他们的承诺。我只需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709抓捕之后，人权律师的妻子们成了709事件的形象代言人，在北京、天津等城市发起小型集会和抗议活动。她们以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前往天津的看守所，每个星期都带上家人和朋友前往，在网上贴出她们的孩子在检察官办公室米色亚麻地板上嬉戏的照片，好像一组反乌托邦家庭度假的快照。

 

谢燕益、原姗姗及其家人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图片来自纽约时报网站。作者：CreditGiulia Marchi

 

文章讲述了警方如何利用孩子及亲情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进行精神折磨。除了谢阳律师被警方威胁“你老婆孩子开车的时候要注意交通安全”之外，其他律师也会被问：你知道你的同事最近在做什么吗？你的孩子找到新老师了吗？

 

被捕前，谢燕益律师不知道妻子怀孕了。在丈夫被捕时，原姗姗自己也不知道。预产期两天前，她回到天津警察局，争取能让丈夫在医院的一张表格上签名。警察再次拒绝了她。她独自生下了女儿。

 

谢燕益被捕之后，警方搜查他的家。为了找到他的笔记本电脑，警官试图争取这对夫妇的两个儿子的协助，他们的年龄分别为11岁和8岁。“爸爸的笔记本电脑在哪儿？”官员蹲在两个孩子面前，看着他们的眼睛问道。“他喜欢把它放在哪儿？”

 

警方向原姗姗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如果她写信劝丈夫坦白，他们会提供较轻的刑罚，他将被允许看到一张婴儿的照片。警方说，这是改变谢燕益的“恶劣态度”的唯一办法。梁小军提醒她拒绝。“他们试图给谢先生和谢太太施加心理压力，”他告诉我。“我认为这会导致谢先生的心理防线崩溃。作为一个男人，看到孩子的视频而自己又不在场——那是很难受的。”原姗姗迫切希望能以任何形式同丈夫取得联系，一开始她有些犹豫，但最终她同意了梁小军的看法。她成了妻子团体的积极成员，多次前往看守所示威。

 

文章还分析了中国维权律师运动和国际社会人权状况的关系：

 

到2000年代初，江泽民带领下的中国领导层开始在统一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新一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正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获得美国的首肯，而当时，美国正就中国国内的政策向其施压。

 

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担任总统期间，淡化了人权问题在美中关系中的角色；他寻求针对贸易、气候变化、朝鲜等议题，把中国培养成美国的伙伴。奥巴马声称他与习近平会晤时“坦率”地讨论了两国在人权方面的观点分歧，但他不愿意就政治异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被拘事宜向北京方面施压。对于同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因为参与撰写一份亲民主宣言而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收监的刘晓波的命运，奥巴马基本没在公开发言中提到过。

 

这种路线的转变在特朗普总统竞选期间及上任后得到了明确的彰显：现今，中国太重要，也太富有，我们不能冒因为人权问题而惹怒它的风险。特朗普提及习近平时曾说：“我相信他非常尽力。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动乱和死亡。他不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他是好人，是个很好的人。”

 

文章说，在中国人权律师艰难抗争的同时，世界人权状况发生了普遍的倒退。

 

7月，刘晓波在政府羁押之下去世后，外国政府和国家领袖发表了例行公事的消息，赞扬他并表示哀悼，但全球的反应却是一片缄默。世界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各种与中国的合作息息相关的问题上，诸如经济增长、恐怖主义和朝鲜问题。人权问题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涉。特朗普在沙特阿拉伯发表的演讲中说，美国再不会“告诉别人怎样生活，做些什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去崇拜什么”。刘晓波在隔离和囚禁之中死去之时，“整个世界都在袖手旁观，”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贝瑞特•瑞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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