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交民巷50号

1987年10月24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前一天，北京西交民巷50号门口车水马龙。来自各地的外国媒体来新闻中心报到。

据当时旁观的两名年轻《南风窗》记者回忆：上百名外国记者聚集在大厅内，等待拿记者证的人让中方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人们甚至为了拿到新华社电讯稿和新闻图片而挤成一团，而这时一名日本记者挥着手用生硬的汉语高喊：“统统要，统统要”。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六年来，首次允许西方记者出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会议，“ 美国合众社记者麦杰思次日从北京发出报道。

是年，中央台最早并连续播出大兴安岭扑火救灾报道、以今人闻所未闻的姿态报道了时任中共中央代总书记赵紫阳在巴基斯坦机场所发表的他自认“更适合做总理工作的谈话 ”、并以一种全新方式组织了执政党的十三大新闻报道。

这一年早些时候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后续的震荡仿佛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按照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正泉的说法，这些报道的出台说明“中央对新闻报道的某些方面，正一步一步放开。它像阵阵春风给新闻广播带来了新的动力“。

公元1987年，论干支为丁卯年。杨台长说，这一年“在新闻广播史上很值得大写一笔”。

新闻中心人员同外国记者交谈 （图 陆也 路元）

前期准备

参加报道这次十三大的港澳及海外华文媒体记者54人，常驻北京的外国记者168人，还有93名外国记者是从各自国家赶来见证奇迹。这一数字在二十五年后的十八大的时候上扬到2732名。

外媒人群中不乏党的老朋友。因踩到毛泽东脚趾头而闻名的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David Chipp)采访过1956年的八大。当时他身为非共产党国家来的记者，大会堂也进不去，只能“在会场外听人透露点消息”。

这回可以走进十三大新闻发布会足以让他特别兴奋：“云集北京报道中共十三大的300名外国记者得到了许多工作上的便利条件，这是31年前他们的前任做梦都不敢想的。 ”

虽然彼时中国尚未成为普利策源泉地，年轻的外国记者仍是趋之若鹜。意大利《宣言报》的记者索马可丝毫不隐藏自己的野心、每一个字里都透露着穷小子捡到了锅包肉的喜悦：“这是我报第一次派记者到中国来， 就派到了我。我也是第一次到中国采访。这种机会对一个年轻记者来说太难得了，一个机会就意味着一次成功。”

港媒则昭显着后来延续了几十年的特点。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记者认为“ 就是不批准也准备来从外围采访。绝不能漏掉这样的新闻。” 一听说采访获得了批准，无线立马派了八个人，“分兵两路交叉采访“，用粤英双语进行直播。

更多幼稚的外国记者已经开始谋划选题了。芬兰广播公司只派出了记者林德鲁斯一个人，他用一种类似于东北二人转的语气告诉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这是第一次呀，非常有意义，非常重要啊，这次会议制定的政策将影响中国的未来。”

这番废话不免引起旁边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汤普逊的认同，“是的，太重要了。我最感兴趣的是，十三大以后新的领导层能否将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快速地推向前进。”

新闻中心的记者紧盯着电传机可能传来的新华社电讯 （图 陆也 路元）

惊愕交响曲

10月25日开幕当天，上午8时45分，人民大会堂的前厅突然变成了菜市场。工作人员用小车推来了中、 英、 法、 俄、 日、 西六种文字印发的赵紫阳代总书记的大会报告，外国记者们“一拥而上，顾不得是不是自己所擅长的语种，先抓一本读起来”。

彼时科技落后，外国记者们抢到报告就奔向新闻中心仅有的六部文传机和传真机。排名第一的是尚未拆墙的民主德国德通社的记者，电路在15分钟后接通，他方得以把一厘米多厚、97页的报告一页页地传过去。电视记者中最早发出的是日本朝日电视台，在开幕式后一小时后，报告通过央视传送中心发出。

1987年的中国，一切都是崭新的，所有的微妙处都成了外媒观察的对象。中央电视台转播大会开幕式之前所播送的海顿《惊愕交响曲》变成了路透社报道中北京政府开放的象征，“等待观看他们的领导人出现在荧屏上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在欣赏了流行歌曲后，又收听了激动人心的海顿的 《惊愕交响曲》 。”

大会堂二层现如今一般是摄影摄像记者所在

三个手指

复杂的中国政治对外国媒体记者永远是无法理解的课题。时任澳门《华侨报》特派记者尤肖吾坦言，自己连中共党章也未翻阅过。 接到报社派遣后 只好“临急抱佛脚”，翻查大量有关的资科。这番补课对他而言想必确有疗效，尤肖吾现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澳门都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政治的不理解还表现在看到彭真伸出三个手指照片时的猜测。一名外国记者认为彭真是说要再干三个月， 另一外国记者马上反驳道，“不，他是说再干三年。 ”而事实上，就在本次大会上，中央批准了彭真退出领导机构的请求。

坐在二楼记者席上观察开幕式的美国 《时代》周刊和法新社的两位记者本身也成了中国国内媒体人的观察对象。他俩神神秘秘的神情引起大家的兴趣，国内的记者无法理解他们为何就主席台前排就坐者的座次、神情动态和交谈状况进行仔细的观察，然后画出详细座次表并一一注明。

这种观察当然还是有效的，《华侨报》尤记者就回忆，他用长焦镜头对大会主席团逐个观察的结果，是发现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并无就座。他马上联想到彼时正值世界股市狂泻之际，香港股市也暴跌不止。“于是毅然发出一则消息，推测许家屯未赴京开会是坐镇香港稳定股市 ”。这条推测后来获得新华社证实，尤记者推测成功，得意不已，后来把自己造谣传谣的经验发表在《新闻与写作》上。

11月2日，新选出的常委们在会见中外记者 （图 陆也 路元）

酒会

最让外国记者开心的是他们终于可以就一些“过去不能议论的问题”向官方提问。法新社记者天真且激昂的评论道：“外国记者从未象今天这样直接卷入 最高层之间的争论。”

这说的跟真的一样。不过中方也确实给予了最大的方便。央广台长杨正泉说，原定会议期间举行四次记者招待会，实际上则是远远超出预期，共举行了五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六次党代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和一次酒会 。

高潮无疑发生在11月2日一中全会之后的酒会上。新当选的政治局五名常委在会后一小时出现在大会发言人朱穆之组织的同中外媒体的酒会上。虽然此前朱穆之曾经同中外记者交底，“有许多先生提出要见一见中央新的领导人，我们已经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了这个要求。 我想大家的要求很有可能、很有希望实现。”但是，据当时负责报道的新华社朱承修回忆，敲定接受记者提问实是最后一刻的事情。

该酒会全程面向公众直播，“那一晚，北京所有的电视机几乎都开着收看实况”。街头巷尾的商店里，行人们都停下脚步观看这一场边喝酒边对答的记者招待会。甚至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会到邻街人家门里伸头看一会。

上图照片中的赵紫阳被人群围绕，他此时风头正劲，全然不知两年后的事情，手端酒杯挨桌敬酒，用一小时回答了二十多个记者提问。当联邦德国记者向他请教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的时候，赵缓缓做答：“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一天，北京下了几十年以来最早的一场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