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重现】百年前的劝进者：要头不要脸

百年前的劝进者

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准备工作却超过一年，前后严重不成比例。通常把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作为帝制运动的开端，其实这个时间点，起码可以往前推一载。彼时夏寿田在袁世凯的总统府担任内史（秘书），系复辟帝制的主持人之一，他告诉张国淦：“在民国三年下半年，我辈已由言论而进入实际阶段……”若从此时计起，至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这一年多的漫长前戏，到底在忙乎什么呢？

答案之一，便是劝进。

劝进者是一个庞大的队伍。论人数，以万计；论身份，上至总长、将军，中至学者、商人，下至妓女、乞丐，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论派系，主流自然是袁世凯的追随者，却也不乏曾与袁氏短兵相接、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人和满清遗老。就此来看，劝进可谓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表演，充满了名与利、真情与假意、见风使舵与虚与委蛇、欲盖弥彰与欲迎还拒。帝制两个字，成就了民国初年最滑稽的一出戏。

既然是戏，则分假戏真唱与真戏假唱，抑或本是观众，却成了主角，本是主角，却成了观众。基于此，可将形形色色的劝进者，分作真劝进、假劝进、被迫劝进、半推半就劝进等。而今辨析劝进的角色，不仅为了明察哪些人是丑角，哪些人在反串，更是为了认清这出戏的写法与唱法。最终我们会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劝进的剧本，古今都是一个路数。

真劝进者，首推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那年头，若谓谁最希望袁世凯当皇帝，谁最积极推动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称帝谁收益最大，这三个答案，窃以为都是袁克定（关于第三个问题，需要略加解释：假如袁世凯只当总统，以袁克定的平庸才具，哪怕老子一意扶持，至多官居总长；假如袁世凯称帝，作为嫡长子，袁克定显然最有可能成为太子，与皇位仅仅一步之遥）。帝制运动的关键环节，几乎都与他有关，如筹安会之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之组建等。最出格的行径，则属篡改《顺天时报》，伪造舆论，蒙蔽袁世凯。如阎锡山回忆：“筹安会幕后操纵者主要为袁之长子克定。袁克定为实现继承帝位的迷梦，曾特地为他父亲专印了一份伪版《顺天时报》，内容与一般人看的《顺天时报》迥异，其中臆造了多少劝告拥戴帝制的消息，以坚他父亲称帝之意。”

这里顺道说一点。关于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一事，吾友金满楼、谌旭彬等皆判定不实。不过，亲信伪造报纸欺骗袁世凯，并非子虚乌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引《虎厂杂记》，称梁士诒、袁乃宽辈曾伪造上海《时报》，“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有一天赵尔巽拜见袁世凯，读到假《时报》，大惊失色，袁世凯询问其故，两相对照，终将骗术戳破。我还见过一种说法，赵尔巽换成了王士珍。据侯毅《洪宪旧闻》：“闻项城（袁世凯）所阅报纸皆由府中人修改后重印进呈，多称颂功德之文。一日王士珍进谒，项城示以报纸，颇有矜色。王曰：‘外间报殊不尔。’乃检外报呈阅，项城默然，始知为左右所绐也，然势已不可挽矣。”这两节故事，不妨视作劝进之变种。

袁克定之外，历史名声最大的劝进者，应数杨度。杨度劝进，共有两大壮举：一是写作《君宪救国论》，托老同学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读后大喜，批示道：“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稍后亲书“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由此足见此文的力量，被后世称为帝制运动的先鞭，并不为过；二即组建筹安会，一举撕破了帝制运动暧昧的面纱，将其从幕后推到台前。对这两招，需要辨识：民国初年，杨度官运不佳，备感失落，他从夏寿田处听闻风声，遂写《君宪救国论》，以投袁世凯所好，争取“圣主开基第一功”（杨度挽郑汝成），这属于名利心作祟，不必否认，然而，《君宪救国论》文中所论，于他而言，谈不上违心，甚至可以推断，共和危机，君宪救国，恰恰出自他的所思所想，所以说他的劝进，从理念上讲，亦可自洽。

值得一提的真劝进者，还有陈宧。我之所以要写他，不仅因为他是“送命二陈汤”之一陈（袁世凯称帝而败亡，有“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之说，“二陈汤”中，最得袁世凯宠信、同时给予袁世凯致命一击的便是陈宧），更因他劝进的丑态，肉麻至极，令人作呕。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1915年初，陈宧领兵到四川之前，向袁世凯辞行，“伏地九叩首，且膝行而前，嗅袁之足曰：‘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宧此去，死都不回……’袁曰：‘一切照汝策画，决正帝位。’”曹汝霖恰巧在场，见证了这丑陋一幕，后来告诉刘成禺：“此种嗅脚仪式，欧洲中世纪有对罗马教皇行之者，陈宧在大庭广众中竟能出此，官僚所不为也。”

说到陈宧，还得补充一点。当时之劝进，可分作个人劝进、团体劝进、地方劝进。各省劝进电中，最具文采的正是陈宧所在的四川。其电云：“唐虞禅让，典由个人，殷周鼎革，理犹失政，秦汉而下，陈陈相因。唯我元首，文武全神，顺天承运，天下归仁。四万万众，民意同伸，全体共戴，如拱北辰。德逾尧舜，汤武岂伦，愿建皇极，早御黻宸，富强华夏，协和外邻。宜尔子孙，保我黎民，万年有道，传之无垠。”读来铿镪顿挫，意气飞扬。相形之下，像郑汝成等人的劝进电：“伏愿我大总统府从民意，早奠邦基，以百姓为心，以国家为重，即日诞登大宝，用付海内苍生之望”，与朱启钤等起草、全国通用的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不由黯然失色。

劝进者除了人，还有媒体。1915年10月，《远东杂志》记者欧尔温等游览湖北宜昌桥边镇平善坝的石龙洞——因洞中有一些形似龙蛇的钟乳石，故而人称石龙洞——见到石龙，以为龙化石，遂拍照寄往国内外各大媒体。上海《亚细亚日报》原是袁世凯的御用报纸，借此机会，发表新闻《宜昌发现石龙之异闻》，编者还写了一篇短评《记石龙》，称石龙现身，乃是祥瑞，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湖北官员如王占元、张履春不甘落后，纷纷向袁世凯发电、上书，以表忠心，更有甚者，则请袁世凯“册封石龙为瑞龙大王，改宜昌县为龙瑞县”。对此丑剧，后世作诗讽刺道：“敕册江神御墨浓，彝陵祠庙有重封。官人善解山灵意，鳞甲森森报石龙。”

劝进与劝退

再说假劝进。其中典型，当推蔡锷。他不仅在劝进表上（如《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签名——1915年底，云南宣布独立之后，袁世凯下令免去蔡锷等人的官职，曾在公文之中点破蔡锷劝进一事：“……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而且，据说袁世凯曾亲自问他对帝制的态度，他答道：“某初醉心共和，及见南方二次革命，熟筹大局，中国何能无帝？当赣宁乱平后，某即拟动议。因鉴于宋育仁等之前事，故噤不敢发。今者元首有此志，某首先表示赞成。”这可谓当面劝进，足见蔡锷城府之深，满口谎言，竟丝毫不露声色，袁世凯一世精明，终究为其所欺。

关于假劝进，还有一例。只是不知该称作假劝进，抑或被劝进。主角是杨度的老师、当世大儒王闿运。1915年12月15日，王闿运从湖南衡阳发来劝进电：“大总统钧鉴：共和病国，烈于虎狼，纲纪荡然，国亡无日。近闻伏阙上书劝进者不啻万余人，窃谓《汉语记》有云：代汉者，当途高。汉谓汉族，当途高，即今之元首也。又《明谶》云：终有异人自楚归。项城即楚故邑也，其应在公。历数如此，人事如彼，当决不决，危于积薪。伏愿速定大计，默运渊衷，勿诿过于邦交，勿挠情于偏论，勿蹈匹夫硁守之节，勿失兆姓归命之诚，使衰老余生重睹天日，闿运幸甚！天下幸甚！王闿运叩。删。”袁世凯即日复电云：“衡州王馆长鉴：删电悉。比者国民厌弃共和，主张君宪，并以国事之重付诸藐躬，夙夜彷徨，罔知所届。外顾国势之棘，内懔责任之严，勉徇从请，力肩大局，春冰虎尾，益用兢兢。当冀老成硕望，密抒良谟，匡予不逮。世凯。”那么多劝进电，唯有王闿运得到回复，趋炎附势之徒惊为异数。

关于王闿运的劝进电，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般认为，这是杨度代拟，王闿运被冒名，属于被劝进。可为证据的是，一来王闿运文集（《湘绮楼诗文集》）并未收录这封电文，二来此前数日，王闿运分别给杨度和袁世凯写信，信中明言，他对帝制不以为然，对劝进毫无兴趣，如致杨度信中云：“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足可表明他的态度；“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借袁世凯故事，提醒杨度，朝廷杀机四伏，三十六计走为上。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则将此劝进电归于王闿运名下，不过另有一解：“此笺名为劝进，乃援谶纬童谣，其释当涂高代汉，语气支离，隐以曹操况袁，至汉以后史书如海，独引刘基《烧饼歌》，其为玩弄项城可知。当时不获罪，幸也，而顾以为劝进乎？”他认为王闿运无心劝进，“世多讥袁以俳优蓄湘绮，余则以为湘绮心目中，亦未尝不以沐猴而冠视项城也”。如果此说成立，王闿运可谓假劝进，与蔡锷同道。

与王闿运相比，梁士诒才是真正的被迫劝进。帝制撤销之后，袁世凯曾对张一麐说：梁士诒原不赞成他复辟帝制，今日则劝他绝不可取消，一旦取消，人心就散了，无人可共最后之事。由此可知梁士诒的初衷。只是其地位举足轻重，财政、交通皆系一身，是否赞成帝制，关乎成败。所以袁世凯以“三次长参案”和“五路大参案”施压，袁克定出面谈判，软硬兼施，迫使梁士诒参与复辟帝制。相传梁士诒在重压之下，召集他的交通系同志开会，表示现在赞成帝制不要脸，不赞成则不要头，到底要头还是要脸，请大家选择。结果众人一致回答：要头不要脸。如此他才投身帝制运动，终成祸首。

梁士诒一来是干才，二来号称“财神”，掌管钱袋子，那年头，有钱不但能使鬼推磨，甚而能使磨推鬼。他一旦加入进来，帝制运动立即大张声势，风起云涌。杨度等人的筹安会，犹抱琵琶半遮面，近乎书生之举；梁士诒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随后各地、各种请愿团接踵而起，齐集新华门，跪呈劝进表，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其盛况正如宣言所示：“同心急进，计日成功。”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梁士诒被迫参加帝制运动，固然要自证忠诚，不敢虚应故事，以糊弄袁世凯这样的强人；然而他对帝制的促成，规模之盛大，动作之迅猛，效应之激烈，远胜于杨度等主动劝进者，哪里有一丝受迫的味道呢？倘若论功行赏，袁大皇帝的从龙之臣，他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可笑的是，凤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于这一节大加粉饰，称“此请愿联合会发起人中，某钜公竟代先生署名，其他文件因亦如之，在当时环境自无由自白，世遂谓先生为主动人之一，不知其时言动，且极不自由，他更无论矣”。这实在是饰非文过的欺人之谈。

梁士诒组织的全国请愿联合会，以商界巨头沈云沛为会长，下辖各省公民请愿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妇女请愿团、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等。其中乞丐请愿团，以及后来的妓女请愿团，堪称中国劝进史上最无厘头的团队，直教人怀疑发起者的居心，到底是劝进，还是捣蛋。再如妇女请愿团，为女性争权利，本无问题，奈何这位“率我女界二万万同胞，以相随请愿于爱国诸君子之后”的女权领袖安静生，名头实在太坏，从她的绰号安大浪，可见一斑。其请愿书见报之后，立马有女生杨淑仪、陈秀文、梁秀英等发布启事反驳：“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

最后说一个半推半就的劝进案例，此即名列“筹安六君子”的严复。1919年，严复的弟子侯毅撰《筹安盗名记》，为其师辩白，主旨正在“盗名”二字。如侯毅所记，严复加入筹安会，系杨度连哄带骗、兼以恐吓的结果。这么说，虽可为严复脱罪，却未免小觑了他，把他当作任人摆布的无能之辈——关于严复的性情，李鸿章称其激烈，郭嵩焘称其狂易，岂是容易将就之辈。要言之，当时严复的心理，正处于彷徨的苦境，他对共和，本不认同，却也不同意中国改变国体，返回帝制；对于袁世凯，一面盛赞其“文足定倾，武足戡乱”，甚至呼吁“天下仍需定于专制”，为袁世凯的集权运动站台，一面则认为袁世凯缺乏科哲知识与世界眼光，并不足以作为一国领袖与列强争雄……基于此，杨度请他加入筹安会，他有些犹疑，却未明确拒绝；表态称愿为会员，然而以他的阅历，焉能不知入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行止，大抵便是半推半就。后来他给弟子熊纯如写信，自辩道：“筹安会之起，杨度强邀，其求达之目的，复所私衷反对者也。然而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言下之意，他反对的只是杨度“求达之目的”，而不是筹安的理念等，由此愈发可见其心态之暧昧。

严复一生，从激进转向保守，与其说他在变，不如说时代在变。彼时还有一人，与其同行，那就是康有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对清室忠心耿耿的康有为自然不能赞成。他先后写了两封信给袁世凯，第一封信开头称“慰庭总统老弟”，大占袁世凯便宜。信中画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云：“……闻公昔有誓言，已买田宅于伦敦，若黄袍强加，则在洹上，此诚高蹈之节，远识之至也。若公禅让权位，遁迹海外，啸歌伦敦，漫游欧、美，旷观天地山海之大，娱游其士女文物之美，岂徒为旷古之高蹈，肆志之奇乐，亦安中国，保身名之至计也，为公子孙室家计，无以逾此。今既为左右所误，谬受大位，遂致内乱外拒，威信隳矣。然今为公计，为中国计，仍无以易此。明哲保身，当机立断，策上之也。”大意是劝袁世凯退位。在劝进的潮流声中，康有为的反潮流，正可名之曰“劝退”。

不过，百年之后再回首，劝进与劝退，到底哪个能代表世界潮流呢？

2017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