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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民主化、反资本反美并举的韩国社运，在今天被民主化一词全部覆盖了。从光州到六四，1980年代东亚的复杂图景，仅仅成为了“历史终结”的简化注脚。
作者：斑戈，自由撰稿人
1987年6月10日至29日，韩国爆发的大规模全国民主运动。上百万韩国民众于1987年6月在全国各地示威抗议。期后时任总统全斗焕钦点的接班人兼总统候选人卢泰愚于同年6月29日宣布“民主化宣言”，释放所有政治异见人士，并举行公民投票修改宪法，恢复总统和国会的直接选举，确立了沿用至今的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制。 摄：Patrick Robert/Sygma/CORBIS/Sygma via Getty Image
回到1987年那个节点，当独裁者全斗焕宣布他的密友卢泰愚将继任总统时，“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6月抗议，100万人走上街头。在美国里根政府的压力之下，卢泰愚同意被迫接受选举，自此，韩国改宪进入了“1987体制”。然而，有悖于整个1980年代社会运动对于社会政策路线之根本性改变的期待，“1987体制”归根结底是金大中、金泳三和军政府妥协后的“协约式民主化”，它依然将奠基于朴正熙时代、在全斗焕时代影响力持续扩大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韩国社会的运作原理。
伴随着“1987体制”和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1980年代韩国运动圈的“革命”呼声，同样消失了——真实的社会主义死了，想像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失去了回声。自上而下的“协约民主化”改革，不但使曾经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势力无法享有体制内的政治权力，并且不断遭到排挤。主导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南北统一势力，甚至劳动阶级的参与，都在1987年改宪时被排除在外。
[…]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韩国在带有后殖民色彩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社会运动也随之分裂了。实现了改宪的政治议程后，民主阵营分裂成了金大中和金泳三两派。仍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在1987年总统选举中虽然主张进步阵营独立候选路线，但却变成少数。在曾经运动中起到主要推动力的民族自强的诉求，与资本主义不再有本质的矛盾。富裕的生活面前，理想主义变得不堪一击。
回过头来看《出租车司机》和《辩护人》，我们所回溯的这一切复杂性都在道德美学的遮蔽下，被韩国公民社会对抗独裁军政府这个二元抗争的维度所替代。影片为制造更广泛的公共情感共鸣，无一避免地架空了国际政治语境，掩埋了运动中社会主义动员的脉络，从而将那段历史记忆的政治意识形态抽空了。
中国观众在置换自身语境后，盛赞两部电影的“勇气”，然而这些主流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历史记忆，事实上是相对“安全”的——他们立足于一场“已竟的革命”。尽管韩国政府时有右倾回潮，但民主化抗争在韩国公民社会中大致也已成为“政治正确”。在这一意识形态前提下，电影工业不断巩固着这套历史叙事。
回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历史，恰恰是这些电影中极力撇清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成功民主化的路径上扮演了要角。而在后冷战时代，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朝鲜独裁世袭体制的彻底暴露，社会主义道路也成为了韩国运动圈最“难以下咽”、最急于摆脱的历史记忆——民主化革命就此进入了“完成时态”，军政府的罪行被清算了，所有的牺牲以同一种方式被正名，沐浴在民主中的人们则急切而悲悯地为运动者洗脱“赤色分子”的罪名。历史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缝隙，让一些人去拥抱这一曾经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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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学生在首尔示威期间大声喊叫。摄：Patrick Robert / Sygma / CORBIS / Sygma via Getty Images
“历史终结”，与被遗忘的东亚社运遗产
《出租车司机》上映之后，迅速被华语舆论和天安门事件的往昔连结在一起，最终因为封杀，而注定和六四的政治禁忌永久捆绑起来。
但是，尽管六四事件和光州事件同样涉及国家机器对平民的暴力，但以同样的情感纽带绑定两者，却扼杀了两段社运历史的丰富遗产，使之本可以提供的思想资源打上折扣。
回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在6月的血腥镇压到来之前，整场运动其实呈现出诸多社会阶级参与的复杂面貌：1970年代末，党的资深干部拉拢知识分子组成同盟夺权，获得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则成为改革的呼吁者，逐渐提出民主化、自由化的口号；工人与普通市民则在1989年之前的城市改革中受到冲击，将具体的诉求——打击太子党、反腐败、改善住房设施——与民主化的口号结合起来。从而在1989年，这些诉求不同的阶级在同样的口号下形成同盟，站上北京街头，六四运动因而同时囊括了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知识分子与部分党官僚）与被统治者（普通工人与市民），形成一幅“国家反对国家”的面貌。这种运动方式，和韩国社会运动中公民社会对抗军事独裁政权，是有所不同的。惟前者在敌我划分与军事镇压之下，在最终呈现出了后者的样貌。
1989之后，知识分子与工人都受到打击，但政府的改革策略，开始分化不同阶级：知识分子被1992年的新改革许诺所安抚，拥抱“市场化带来民主自由”的中产阶级民主想像；工人遇到铺天盖地的下岗潮，成为1990年代的最大输家。两个社会群体走上利益相对峙，疏离的不同道路。而反观光州后的韩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更加具有动员力的工运路线，又配合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合适的时机支持下，成就了1987年的民主化。最有趣的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从政治运动的核心语言中全面退潮，而在韩国，民主运动最汹涌的1980年代，却见证了最“左”，充满了“主体”语言的社运圈子。
然而，这样两场有着不同背景、不同历史脉络的社运，在我们面对《出租车司机》时，仅仅获得了情感上的共鸣：人们想到“完成时”的韩国民主，看到“未完成”的中国民主，长吁短叹。在此意义上，本来各不相同的民主化运动们，才会被放到同一条跑道上，变成可资比较之物。以至于在无数讨论《出租车司机》的文章中，韩国这段曲折的社运历史，鲜有人提及。华语世界只有些许人意识到了这段历史的存在，但他们的结论扭曲成了“韩国社运是朝鲜的阴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才是反共救国的好人。”
这样令人苦笑的图景，是1990年代为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在冷战以苏联崩解结束之后，“历史的终结”为过去的一切设置了终点，不同轨道的民主化运动，变得只能通往一个结果——自由市场与民主。但这一结果，其实得益于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在过去50年间的相互推动：后进国家的耻辱感带来了要成为强国的决心，强国决心带来了以发展衡量意识形态的不二法门。当社会主义可以许诺更好的发展时，民族主义便和社会主义结合，呈现出韩国1980年代社运中的左倾思潮。而冷战结束，天平摆向了另一头，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便取代了原先呼吁团结、平等的社运，原本诉求民主化和反资本、反美并举的社运，也就被民主化一个词所全部覆盖了。1980年代东亚的复杂图景，都在今天成为了“历史终结”的简化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