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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姐每天推开海丽邨的防火门240次，清理整座大厦的垃圾三次。终年劳动，十指磨平。她和工友姐妹在港三十多年，没想过自己会走上罢工之路，更没想过，社区街坊在关键时刻成就支持网络，“社区工运”与舆论推播，令罢工得以成功。
这十天以来，工友们走出垃圾房，步履穿梭于政总、劳工处和房屋署之间，展开了人生第一场罢工。 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在香港定居数十年，“过海”踏上香港岛的次数一手数完—-这是许多基层劳动者的生活写照。满姐是其中之一。2017年12月27日，在港生活34年后，满姐第一次踏进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这次大渡海，为了一口气。
跟满姐连袂走进政总的，还有旅游巴上的20多位工友。她们都是长沙湾公屋海丽邨的清洁工人。这十天以来，工友们走出垃圾房，步履穿梭于政总、劳工处和房屋署之间，展开了人生第一场罢工。
事缘于2017年11月，长沙湾公屋海丽邨的清洁外判服务合约到期，由民顺清洁有限公司转为香港工商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约满前，民顺要求工人签署“自愿离职通知书”，以获新公司香港工商继续聘用。但其后，民顺拒绝向工人支付遣散费，他们积累的年资亦不获新公司承认。在区议员和工会介入后，清洁工人在房屋署安排下与民顺公司谈判，要求资方支付总值不多于30万的遣散费，承认工友的年资及假期安排，并作出合理加薪。惟民顺悉数拒绝，近三十名工人即投袂罢工。
元旦翌日，满姐和工友们再次登上巴士，直往长沙湾政府合署与政府和资方谈判。
巴士上，廿多位罩著黑紫公司风衣的工友挤满下层，谈笑中掺著饱满斗志，烘得一车氤氲，恍如学生出游。坐在前排的满姐，凭窗远望，街景刷过她的脸，面色静穆。
“满姐紧唔紧张？”我问。 “唔紧张！”她一顿，绽了个朗笑。
满姐今年68岁。83年，35岁的她随夫来港，在工厂林立的陌生城市中以双手维生，做过五金工厂，后一直在制衣厂做下栏工，缝间线、钉唛头。90年代工厂北移，她顺势在97年退休，从工厂退回家中帮子女照顾孙儿，料理家事。2011年复出，在海丽邨当清洁工，负责扫地面；期间得病，上级不允她停职留薪，怕她“死在那儿”；大病愈后一个月，便即复工。她为民顺打工6年，直到10月转约，公司职员嘱她若不想调离原区工作，便签署“自动离职通知书”过渡到新公司；满姐不虞有诈，签了字，怎知一字千金，成为民顺其后拒绝支付遣散费的一纸凭据。而新公司香港工商不承认满姐的累计年资，更只加月薪11元。
海丽邨洁净服务两年合约总值1257万，前线清洁工月薪只是8628元，比2017年第3季的《工资及薪金总额按季统计报告》中一般清洁工月薪9043元为低；以屋苑清洁工总数约40人计算，前线清洁工薪金只占合约总值约6成半。
满姐翻著手中的纸巾，装出揭合约的模样，“叫我哋签，我都唔识字，咪签啰！有心装(欺骗)无心人啊！”我瞥见满姐的手，惊讶她的指头和掌心尤显光滑，看不出岁月辗痕。
香港妇女劳工协会曾形容，基层女工的一生，就在工厂、厨房和垃圾房中渡过。满姐仿佛是这数十万位基层妇女的样板：工厂女工、照顾者、边缘劳工。其生命中的穿越与迁移，以及折叠其中的劳动痕迹，过水无痕；人生竟像窗外扑来又飙去的风景。
这次出走垃圾房，意外地令满姐的人生多了几道别样景致。自工潮开始，不少工友体验了众多“第一次”：第一次去胡忠大厦、第一次游行、第一次派传单呼吁市民支持。30多年来过海不到五次的满姐谈起见闻，兴奋如稚子：“以前见打小人都系喺电视见，今次真系第一次亲眼系鹅颈桥见！”
政府、外判商、工人：权力悬殊的外判三角
满姐是香港房屋署的31100名外判工人之一。房屋署是香港聘用外判员工最多的公营部门，食环署、康文署次之，分别有12200名及11300名外判工人。
90年代初，香港政府为节省公营部门开支，引入外判制度，希望透过市场运作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小政府一手把责任外推，一手为外判商敞开大市场。2000至2012年间，香港政府外判开支由每年317亿增至629亿元，合约数目则由4389升至6456份，后者8成属非工程合约，亦即物业管理、清洁及保安等服务。
外判制度帮助政府减省公共开支，也承接了在经济转型中被淘汰的工人及低技术移民的劳动力，缓和失业问题。自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浪头自英美冒起，在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及美国前总统列根推崇下成为主宰英美公共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及至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乘著全球化蔓延各地，香港随浪而行。外判制度，只是这浪花中的一朵，在这股意识形态之中，有其天然的正当性。
在政府、商家、工人的三角关系中，原则上，政府向外判商采购服务，同时有责任监管外判商及保障工人权益；而外判商提供服务时，亦需要履行雇主的法定职责；工人在制度保障下作出劳动。但运作起来，由于雇佣关系的权力悬殊，基层工人实际上被牢牢压在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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