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30日，美国希尔斯伯勒，垃圾回收站 / 视觉中国
撰文 | 梅沦敦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中国开始拒绝洋垃圾了。
2017年7月到12月间，中国政府多个部门接连修改了对进口废塑料、废金属、废纸和废纺织原料的规定，制定了一套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进口标准，实践上基本上禁绝了对很多废品材料的进口。
对于早已习惯了将废物运往中国处理的许多发达国家来说，中国政府的突然行动打乱了这一产业链，让不少国家感到措不及防。已经运出的废料被拦下，在香港滞留；还没来得及在禁令颁布运出的垃圾则滞留在发达国家，在城市边缘堆积。
然而，这事儿并没有那么简单。
“洋垃圾”这一称呼既不准确，也不公平。实际上，所谓的“洋垃圾”是可以经过回收处理后再利用的资源。
废品贸易遵循的逻辑与其它商品并无不同：资源总流向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地方。
国际废品流动的历史便是一部近代经济变迁史。经济增长迅速、对资源需求大、回收成本低，这样的地方往往最容易成为“洋垃圾”的目的地。
当今向中国大量出口“垃圾”的美国，在一个半世纪前也是欧洲“洋垃圾”的受害者。
当在中国开始与英国输入的鸦片作斗争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却从列强手中源源不断地进口洋垃圾：肮脏并且污渍来源可疑的破布。仅1850年一年，美国就从欧洲进口了4.5万吨的破布。
美国人用旧布料生产纸张，给更多的国民以读书、看报、写信、接受教育的机会。英国的破布先是变成了纸，又成了一份份《纽约时报》，流入了美国的千家万户。
经济发展迅速的美国逐渐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曾经勤俭节约的美国人民也开始大手大脚起来。美国也从垃圾的接收者，变成了输送者。
2008年11月27日，浙江台州海门港废旧金属进口码头，看货人面对着冷清的场面沉沉睡去，他的背后是堆积如山的进口固废金属 / 视觉中国
日本人接手了美帝的垃圾。1919年，美国废品回收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日中原材料有限公司的来信：“我司经营品种如下：羊毛料，羊毛废料、纸料、废棉、棉质旧布、废橡胶、粗麻布、旧报纸和旧包。我司希望能与贵协会中可靠的大型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如蒙贵协会牵线搭桥，敝公司将不胜感激。”
二战后的岁月里，随着经济的腾飞，东亚对资源的饥渴与日俱增，日本、韩国都相继从欧美大规模进口可回收废物。
当时，这些国家都有充足、价格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了参与废品回收业的潜在资源；并且，以制造业为支柱的东亚在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很大，外国废品补充了他们对资源的渴求。
于是，一艘艘货轮载着废品来到东亚，卸下废金属、废塑料、废纸等“洋垃圾”，然后满载着东亚人民的血汗回到美国。
日本东京，东京废品回收公司中，废弃的电脑处理器 / 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低价劳动力储量，加上逐渐增长的资源需求，使得发达国家的废料找到了更适宜的目的地。
80年代后期，在港台商人的牵线搭桥下，一些外资回收业资本陆续进入大陆，把废料进口到中国处理。
从1985年到1990年，中国通过废金属生产铜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每年21.5万吨，占到了中国铜产量38%。这其中，来自国外的“洋垃圾”功不可没：光是“东泰废品回收站”这家有着外资背景的废品回收商，就提供了全国10%的铜废料。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网络，中国对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进口国外废料越来越便利。到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废品进口国。
根据2015年的估计，中国市场占到全球废钢贸易的22％，废塑料贸易的57％，有色金属废料进口的31％，废纸进口的51％和电子废料进口的28％。
既然废品是资源，为什么欧美发达国家不留着自己享用，却要不远万里地将它们运往中国呢？
发达国家并非不循环利用自己的资源。即使以浪费著称的美国人民，也将1/3的固体家庭废物回收利用了。
但被发达国家所回收利用的废物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易于分拣。以美国为例，纸箱有体积大、显眼的优点，因此有90%以上都被回收利用了；而铁罐、铝罐以及玻璃瓶之类密度高，包装上的标签页更好处理，回收率也有50%以上。
然而，另一些废物的分离过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例如电子垃圾的回收需要复杂的拆解步骤，而饮料瓶的回收则要考虑如何将瓶上的标签分离出去。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垃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实在是鸡肋：由于人工成本高，分拣工人的工资很容易就超过回收资源的经济价值。
这些需要人工分拣的废料，在发达国家只有被填埋或焚烧的命；只有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才能获得新生。
2016年，中国非技术岗位的平均年工资大概在6000美元左右，是美国同类岗位工作的1/4到1/5左右。
于是，零散的个体户和小型回收站组成了一个300万到400万人的垃圾回收产业。在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力下，洋垃圾真真切切地成为了黄金。
广东汕头的贵屿镇是处理海内外电子垃圾的集中地。临海的地理优势，加上潮汕人与港台商人之间的宗族关系，让这一产业在贵屿生根发芽。
从1995年开始，贵屿就开始处理海外进口的电子废物。贵屿人处理电子废品的工艺是最简单的酸洗，用各种高强度的酸洗去铁、铅等杂质，最终从废旧手机中提取出黄金。
2018年1月12日，广东汕头贵屿镇，当地民众回收废旧物品 / 视觉中国
这一行业的利润极为丰厚：每吨报废手机可以提炼出来200-300g黄金，1000-3000g银，100kg左右铜，以及几克到十几克不等的钯、铂金——与此相比，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大概也就只有15-20g。
人口20万的贵屿，有10万人从事电子废品相关行业。这一产业一度占据了当地GDP的90%，并吸引了80%左右的本地人口参与。一名当地人对《经济参考报》的记者透露，即使是规模很小的作坊，一年营收十几万“太过轻松”。
塑料回收业在河北文安县扎根则是偶然。80 年代末，一些文安农民自发地去周边的北京和天津收集塑料垃圾，拉回文安分类处理。90年代之后，文安人便“不种田，改种垃圾”。当形成产业之后，京津地区的垃圾已经无法满足文安人的胃口，物美价廉的外国货便成为了文安人的原料来源。
借着垃圾致富的文安，在10年内人均收入翻了10倍。在河北省的人均城镇收入只有20000元左右的2011年，文安县的人均年收入就达到了40000元左右。在这个40万人口的县城，塑料回收也解决了10多万的从业者的就业。
除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接近于零的环境成本也是中国回收业的特色之一。伴随着垃圾回收产业丰厚利润而来的，是巨大的环境和生态成本。
在回收电子垃圾的贵屿镇，带有大量重金属的酸液直接被排入河流，报废手机中无用却有毒的部分则被直接焚烧。
早在90年代中期，贵屿地下水便因重度污染而无法饮用。2009年，当地卫生院通过对贵屿镇一辖村进行体检发现，全村80%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5名学生患有血癌。2011年的调查发现，当地25%的新生儿铬超标。
贵屿的经历在中国并不是个案。
文安县清洗塑料时的酸液、碱液直接被排入了田地和河流；而不能回收利用的废料也直接被燃烧，浓浓黑烟不经处理被排放到了空气之中。
由于水污染严重，当地的井从100米打到了300、500米。稍微有点钱的文安人就不再饮用井水，而是购买桶装水饮用。由于严重的空气污染，肝功能异常的文安人多年无人能通过参军入伍的体检。
相较发达国家的回收业的集中化，中国的回收产业非常分散。构成中国回收体系的则是400万非正式劳动力所组成的零散化网络。从回收（拾荒）、分类、到处理，自我雇佣者、家庭作坊插足了每一个环节。
福州仓山区吴凤村的一级水源保护区内，有几间破砖瓦房被当成了废旧塑料作坊 / 视觉中国
中国获得电子垃圾处理资质的企业只有100多家；但仅仅一个人口40万的文安县，就有20000家塑料再生厂。
小作坊补充了中国支离破碎的回收体系，然而他们也要为环境问题附上很大一部分责任。
小生产者缺乏足够的技术和资金保障生产过程的无害化，个体化的生产方式也为政府的监管带来了困难。
家庭作坊隐蔽性高，迁移成本低，政府往往屡禁不止：风声紧时歇业两天，等风头过去后又恢复生产。在贵屿，尽管政府加大了对电子垃圾拆解作坊的督查力度，但小作坊仍然能够顶风作案。
其实，依赖废品回收的地方政府也并没有动力认真监管、治理污染。
高度专业化的废品回收在一些地区往往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下重手治理往往等于是政府自断财路。因此，尽管污染严重，但若是缺少来自上级的压力，地方政府往往会对相关产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污染采取放任的态度。“一有人来检查，上面都有人通风报信，经营户之间互相知会停工，躲避检查。”
如今的一纸禁令，终止了洋垃圾的污染，却也给许多产业带来了寒冬。
据中国造纸协会（CPA）统计，2016年，中国废纸纸浆的24％来自进口废纸。中国每年铜产量的一半来自回收再生，其中国内回收只有179万吨，进口废铜高达334万吨。
所以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2017年7月进口垃圾政策放出风声后，中国工业原材料价格也应声而涨。
一纸禁令牵动的神经，绝不仅仅是大洋对岸的垃圾场。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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