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残联的推算，截止2010年底，中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
数量如此庞大，为什么在我们的大街上，很少看到残疾人？
撰文 | 赵丹迪 庄帆
出品 | 网易浪潮工作室
2015年，英国青年詹姆斯·巴拉迪决定来中国旅行。巴拉迪虽然一直坐轮椅，但之前的环球旅行都很顺利，直到他来了中国。
在前往北京的通宵火车上，詹姆斯很兴奋，一眼望去全是平原，不用整天爬上爬下。而当他真的下了车，走进中国的大城市里，才发现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基本都是花架子，极不便利。
登上长城的詹姆斯 / BBC
比如，街道两旁都竖着防止攀爬的铁柱子，只有走天桥和地下通道，而詹姆斯只遇到两种升降梯：一种是完全坏的，另一种根本找不到打开的钥匙。是花45分钟绕远路，还是跟着人群闯过马路，无奈詹姆斯只能选择后者——在匆匆人流中一边疯狂地转动车轮，一边躲避行人的胳膊肘。
不要说大马路，即便是医院这样的特殊场所，无障碍设施也令人堪忧。
2015年，在一线城市深圳，当地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份《深圳市福田区医院无障碍环境调查报告》，发现深圳福田区19家医院的无障碍设施没有一家是合格的。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发达，公共设施也建了，但实用性依然低，根本不能全面地照顾到残疾人。
2001年，全国才开始大面积地铺设盲道。如今看来，这盲道堪比通关游戏，什么关卡都有，燃气管道、路牌标语和掀开的井盖，电话亭、路墩子和机动车，就是没有见过1730万盲人中的一个。
黄色的瓷砖和凸起的纹路，变成了盲道设计师眼里的一种装饰。他们忘了，多拐一个弯，对盲人来说却有可能变成迷宫；坡道角度只增大了五六度，但对坐轮椅的肢残人来说，可能变成高墙。
很多人说，盲道不行，不还有导盲犬？
按国际导盲犬联盟制定的标准，每100个视障人士就应配备一只导盲犬。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7万只导盲犬供盲人使用。但过去12年，累计只培训出100多只导盲犬，数量甚至远低于国宝大熊猫。因为导盲犬的培养成本非常高，培养一只导盲犬至少需要18个月，花费近12万元。
但好消息是，是导盲犬培训机构是完全的社会公益机构，视障人士申领导盲犬在中国是免费的，除了来往导盲犬基地的交通费、导盲鞍等器具费之外，不用任何费用。导盲犬是公益组织是昂贵的爱心，而便宜实用的盲道才是更好的选择。
残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成绩耀眼，但普通的中国残疾人并没有那么光芒四射 / 视觉中国
即便是千辛万苦领养了导盲犬，现实也会给你迎头一击。想必你一定看过公交、地铁不让导盲犬上车的新闻，很多人担心早高峰人流大、公共交通内部空间狭小，很可能会因为狗的天性，对周围的乘客发起攻击。导盲犬真的危险吗？
导盲犬是工作犬中要求最高的，同为工作犬，挑选时导盲犬是第一位，之后再是警犬、搜救犬等等。最常见的品种为拉布拉多、黄金猎犬或是有计划育种而交配的，如导盲犬“黄金拉不拉多”。导盲犬的来源绝大多数为导盲犬学校出生，有优良血统的幼犬，无任何遗传疾病，其八代之内不能有攻击人类的记录，因为他们是工作犬，为人类安全及训练成本考量。
导盲犬曾经是可以上地铁的。2008年残奥会期间，为保证外国运动员携带的导盲犬可以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专门出台了一份公告，允许导盲犬随盲人出入所有比赛场馆、竞赛场和公共场所。
2012年3月29日，北京，盲人调音师陈燕与导盲犬珍妮多次打车遭拒 / 视觉中国
那时候，盲人运动员的导盲犬都会领一张“临时身份证”，上地铁公交。 2008年后，“临时身份证”失效了，有证，也不一定能上地铁。
2014年，盲人调音师陈燕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她有残疾人证，她的导盲犬“珍妮”有动检证和工作证，证件这么齐全，成都地铁依然要求她出示“导盲犬出生证、领养证以及驯养证”，和珍妮生活了3年的陈燕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证件，地铁最终以“禁止猫狗宠物”的理由拒载了她。
盲人乘坐公交和地铁是免费的，但这个福利享受起来并不舒服，“导盲犬遭拒”依然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新闻中，与此同时，更多的盲人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在大街上，其实你也可以见到残疾人，多数是乞讨的人。
残疾人更容易深陷贫穷，这点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因为身体上的缺陷，找工作明显处于劣势，能选择的往往是一些低薪且无保障的工作。
陕西西安一位修鞋的残疾人 / 视觉中国
但贫穷不只是残疾的结果，也可能是残疾的原因。
从致残原因来看，中国的交通事故估计造成了超过150万成年人残疾，其中更多的是低学历者、低技术岗位从业者、低收入者。其中，有46%的人文化程度没有超过小学，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不过4390元。
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的有钱人相对穷人来说面临车祸的风险更大，但后者却在车祸后有着更高的致残率。
这种反差并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穷人在马路上有可能是路人、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人。同时，本身经济能力有限，交通事故后也更不太可能接受高质量的治疗和恢复训练，很可能造成后续的永久性伤害，无法胜任普通人的工作。
河南一男子被骗进黑砖窑遭开水烫致四肢伤残而无法工作 / 视觉中国
这就形成了一个贫穷与残疾的恶性循环。
虽然我们有医保，对残疾人有补助，也有像新农合一样专门针对农村人口的补贴，但这些都实在是太少了，既不能帮助他们付完医药费、减轻债务负担，也不能弥补他们残疾带来的收入损失。
2013年，城镇地区，没有工作的残疾人41.6%靠家里人养活，其次是领取政府补助的基本生活费，有28.2%。而在农村，靠家庭供养的占68.5%，领低保的只占到15.3%。
虽然中国能够在残奥会勇夺头筹，但落后的残障服务设施却让人很难骄傲地说，这个社会对残疾人是友好的。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很少甚至从不参加社区文化、体育活动的残疾人占到了91.9%。
2007年，贵阳全市推广高层建筑电梯装贴盲文 / 视觉中国
除了身体的康复，残疾人要想尽可能回归正常生活，还需要接受多方面的心理治疗。不能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还有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来自社会歧视和自卑抑郁造成的心理问题。
但是中国残疾人中，75%生活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在这里，医疗资源贫乏，更不用说还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心理治疗了。2013年，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服务的比例仅为58.3%，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1%。接受了心理疏导的残疾人比例只有13.9%。
即使想治疗，但有囿于眼界与生活环境，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康复器材和心理咨询服务。没有社会主动积极的帮助，仅仅是经济的困窘，就足以把他们的生活压垮了。
1987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站在北京街头的马纯（音）崩溃了。因为一次工作失误，她失去了右脚的脚趾，从此走路困难。工厂裁员时，厂领导告诉她，如果她能拿到残疾人证就不会下岗。
然而当地的残联机构却告诉她：根据国家标准，切掉一个右脚脚趾并不算残疾。
2011年6月7日，陕西汉阴，截肢少年李卫健步进入高考考场 / 视觉中国
因为按1987年出台的五类《残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保留足跟而失去足的前半部者”不属于肢体残疾范围。2011年出台的《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也明文规定“双脚前掌缺失”才属于肢体残疾。
最终失去工作的马纯愤怒又无奈，她无法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残疾标准”关乎着全中国残疾人总数量，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问题，更掺杂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脸面。
1981年，国际康复协会的诺曼·艾顿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提出的：残疾人占世界人口的10%。
6年后，中国启动了第一次残疾人调查，被艾顿这个“10%”折腾坏了。1987年的《残疾标准》是和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残疾人口抽查配套实施的，也就是说，《标准》既随着抽查数据而调整，又用来指导抽查的进行。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标准要随着数据而调整？难道不是划定好标准之后才能进行严谨统计吗？
为了让中国人看起来更“健康”，更符合国际卫生组织的预期，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在正式的大规模抽查之前，调查组做了一次试点，结果得到了13%的数据，足足高出了3个百分点。因此，在正式调查中，调查组决定让各级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参与到其中，而且把试点所使用的调查问卷做了更为严密的扩充、限定，以提高统计的“科学性”。
最终的正式结果更让人不安：4.9%。调查组只好又想了一个办法：请了几位外国专家来检查调查的方法和过程。直到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符合国际普遍规律”的数字——6.34%。
无语的是，后来诺曼·艾顿也承认了，他的“10%残疾人”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统计结果，在他眼里，这么高的比例，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艾顿的任性，害苦了调查小组，更害惨了中国的残疾人。
有视力障碍的考生 / 视觉中国
2014年中国教育部曾发布了一项计划，到2016年底至少确保90%视觉、听觉有障碍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高校不得因为残疾拒绝他们进入校园。但偏偏在2016年7月，在河南洛阳，有位叫宋奕辰的考生因高考体检出“轻度视觉异常”（俗称色弱），而被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
宋奕辰视力只有0.04，被判定为视力残疾三级。但色弱检测表并不适用于0.15以下的视力，平时他需要借助灯光和放大镜看书，但辨别色彩并没有问题。
最终因为高考体检报告标准的疏漏，只是重度近视的宋奕辰变成了“色弱”。而天津中医药大学抠着体检报告的字眼说，我们不是歧视残疾人，但宋奕辰是色弱，不符合招生标准，最终将之拒之门外。
中国的残疾儿童也常常被遗忘 / 视觉之后
高等教育对残疾人的歧视只是冰山一角，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们就开始了超级hard模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截止2012年，超过9万残疾儿童上不了学，2008年至2012年间，仅有35000名残疾人进入高等院校，占普通大学生比例0.5%不到。
在大街上看不到残疾人，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无边的黑夜中。
参考资料：
[1]James Ballardie(2015). Viewpoint: Across China by wheelchair,BBC.
[2]袁晓彬,“禁止导盲犬上地铁”没道理,网易新闻
[3]Chen, H., Du, W., Li, N., Chen, G., & Zheng, X. (2013). The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in traffic-related disability among Chinese adults: The application of concentration index.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55, 101-106.
[4]陈功, 吕庆喆, & 陈新民. (2014). 2013年度中国残疾人状况及小康进程分析. 残疾人研究, (2).
[5]Loyalka, P., Liu, L., Chen, G., & Zheng, X. (2014). The cost of disability in china. Demography, 51(1), 97-118.
[6]Luo, X., Wu, X., Liang, S., & Bu, P. (2015).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Rural Disabled Person’s Behavior of Receiving Rehabilitation. 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09), 232.
[7]Kohrman M. Why Am I Not Disabled? Making State Subjects, Making Statistics in Post‐; Mao China[J]. 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2003, 17(1): 5-24.
[8]Hacking I. The taming of chanc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2: The use of pleasure[M]. Vintage,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