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马云邀请李连杰、冯仑等80余位国内知名人士齐聚三亚海棠湾，探讨推动中国贫困乡村的进一步并校计划。马云说，他的公益团队在走访国内很多贫困地区后，发现现在很多小学空置，没有学生没有老师。还有一些学校只有十几个学生，仅有一两个老师要负责五六个年级所有课程。 “从我的经验来讲，一百人以下的学校是办不好的。”
唐映红在《悟空问答》发文认为，马云的建议与多年来施行的政府政策其实是一脉相承，逻辑一致的，不过是为教育主管部门早已实施的政策背书，没有任何新意。
据统计，1998到2007，九年间，全国学校数目减少了47.50%。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院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此间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虽然“撤点并校”政策的出台理由是学龄人口的减少，但据统计每年小学减幅超过小学在校生减幅的5.63倍，也就是说，每减少10%的学龄人口，对应减少了56.3%的学校。
客观地说，10多年来的“撤点并校”运动方便了教育管理部门，提高了教育效率，节省了大量的教育经费；但却苦了贫困农村地区的学童们。他们上学变得路途遥远而且维艰，一度降下来的辍学率年年上升。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10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5.4公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7.5公里，流失辍学及隐性流失辍学率提高。
正是由于各地教育部门过度实施“撤并校”政策，导致农村教育出现大幅度倒退，越是贫困地区，学童上学越来越维艰。2012年9月，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从这个背景下看待马云的建议，难免“马后炮”的嫌疑，而且在“撤并校”政策已经严重过度走偏，国务院下发文件纠偏的语境下，马云的建议不啻是火上浇油。
唐映红认为，撤并校方便了教育主管部门，但苦了农村的学童，他们或者冒着生命和健康危险踏上迢迢维艰的上学路，或者年幼失学。特别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大量留守儿童，“撤并校”本质上是把他们远远地扔出去，有本事就长途跋涉来上学，没本事就自生自灭。
中国国土广袤，农村地区许多乡村确实学龄儿童逐渐减少，那么应该怎样解决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的儿童教育问题呢？只需要看看澳大利亚是怎么做到的。澳大利亚也同样国土广袤，而且人口分布严重集中再东南沿海一带，澳洲西部、北部人烟稀少。他们怎么解决这些学龄儿童分布稀少的地区的教育问题？简单地讲，澳大利亚针对“农村和边远地区”(Rural and remote area)，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方便学生，而不是方便政府。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难吗？只要有关部门像重视厕所一样重视贫困农村学童的上学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谓举手之劳。当今中国，缺钱吗？缺技术吗？“撤并校”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饮鸩止渴举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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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号《21世纪教育研究院》刊文《为什么农村小规模学校不能撤并，且必须办好？ 》反驳马云说：
虽然国家强调在“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将减少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益”作为优先目标，农村学校的撤并规模远远超过实际需求。2000年至2010年，农村小学生数减少37.08%，而农村小学的数量减少52.1%。例如在内蒙古，小学数量由1995年的13645所减少到2010年的2996 所，减幅达到78%，教学点数量由1995年的8809个减少到2010年的466 个，减幅达到95%。陕西省2000-2010 年，小学共减少了23236 所，减幅达69.7%。
大量撤并农村小学和教学点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权益，农村学生出现“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的严重问题。2012年国家审计署调查的西部地区270个县，初中、小学服务半径平均达到14.35公里和6.09公里，导致安全隐患和小学生辍学率增加。由于实行寄宿，学生家庭的教育成本明显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义务教育免费的政策功效。
从大教育的视角看，大规模撤点并校、学校进城，加剧了乡村文明的凋敝。许多农村家长进城镇陪读，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内蒙古许多旗里都有陪读家长居住的“牧民村”，年轻母亲进城陪读，导致离婚率大幅上升。在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从小进城上学影响了母语学习，疏离了地方文化，导致今后难以回到民族社区。在边疆和边境地区，学龄人口向城镇的集中，有可能影响充实边防的效果。
文章说，农村小规模学校是否注定只能“小而弱”、“小而差”？在农村地区，建设好小规模学校不仅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农村教育底部攻坚、精准扶贫的关键所在；也具有实现教育现代化的价值。由于小规模学校与社区、家庭的关系密切，有利于实行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的教育，使学校成为农村的文化中心。许多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实践已经证明，“小而美”、“小而优”的目标是可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