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专讯】1968年，捷克共产党展开党内民主化运动，却被苏联派出坦克进入布拉格城镇压，史称「布拉格之春」。
运动发起人之一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其後成为异见作家，被秘密警察审问多次，一度做过扫街工人谋生。
其间，他有机会移民到西方，但最终回国。克里玛这样解释过﹕
「我想起布拉格的河边，那里是我和初恋情人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想到如果要永远离开捷克，以後再没机会回去那里，我就感到难过。
虽然最後我回布拉格定居多年，始终没再回去那河边；
但在我意识里，我知道自己随时可以回到那个地方，这种心态让我感到自由。」
克里玛坦言，「自由」是他一生的主题。
近年，他在80岁的时候出版了自传My Crazy Century，详述自己「被剥夺自由的大半生」：童年因犹太背景被困集中营4年；成年於布拉格之春後被打压为异见作家整整20年，至晚年才於1989年天鹅绒革命後再尝自由。
克里玛的抗争岁月里，已故捷克总统兼剧作家哈维尔，《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作者昆德拉，皆为他的文坛亲密战友。
克里玛在自传里表示，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还将自己混沌的私生活与大历史交错写出。
他坦言﹕「我不想隐瞒，不想说谎。」
克里玛指，拒绝说谎，无论是面对国家还是面对自己，才能使人自由。
■问﹕谭蕙芸，因工作关系偶尔到访捷克，路上读过哈维尔、卡夫卡和昆德拉，却喜欢克里玛文风朴实有人味，从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看到人生哲理。
■答﹕Ivan Klíma，伊凡?克里玛，84岁，捷克着名异见作家，布拉格之春後於七、八十年代与哈维尔等一起反抗苏联扶植的共产党政权，被禁止公开写作20年。至今有40余本着作，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也曾在时政文章中多次引述克里玛的话。其部分着作在中国内地出版，书商宣传指出：「昨天读昆德拉，今天读克里玛」，并形容「很多评论认为，克里玛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都在昆德拉之上」。
一年前，笔者身处布拉格一间咖啡室，於零度的气温中哆嗦着追看伊凡?克里玛（Ivan Klíma）新出版的自传。当时正好是香港「雨伞运动」尾声，香港弥漫着一股无力感。书里我看到克里玛对极权制度的观察，以及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後，文化圈子在低潮下坚持十余年顽强抵抗的韧力。一年後，我因公事再访布拉格，想到邀请他做访问。
我透过当地作家组织接触到克里玛，跟他通电话。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过书的他，英语带着浓重捷克口音，他邀请笔者到他布拉格以南近郊的家。当我到达这间小树林旁边的三层高小屋，克里玛开门给我，已84岁的他背有点驼，动作缓慢但不失灵活。有英国记者形容，克里玛有一个「披头四发型」，和「食肉兽般的牙齿」，事实上，他身形高大，头发厚重凌乱，顶着大肚腩，脸上表情木讷，第一眼给我印象有点像「猿人」。
少年曾入共产党 此後「穷一生重建自由」
克里玛穿着格仔毛衣、绒西裤，拖鞋和袜子，带我到二楼书房，几百尺的空间四壁塞满书，书架摆放着他曾协助出版，但被秘密警察充公过，後来物归原主的禁书（samizdat）。他给我泡了茶，坐下来单刀直入：「你想问什麽？」就这样，我们天南地北谈了三小时。访谈间，他倚在椅上时而深思，时而配以夸张手部动作解说，偶尔拉出手巾擦鼻。虽然他是国际知名作家，但没有一种「我来教训你」的气焰。我说看完了他的英文版自传，他不忘自嘲：「读这本书会否浪费时间？」其自传全球卖了2万本，他倾向解释是受惠於文学潮流。我们虽然有语言、文化和年龄的鸿沟，但触及话题之深邃，让我庆幸在这位作家年老之时，仍能与他澄明的脑袋相遇了一个下午。
克里玛在自传中说：「我大半生活失去自由，有时是坐牢（集中营），有时是失业，持续被警察审问。我做过一段时间（14年）共产党员，当我发现这个党是没有良知并剥夺人民自由，我穷一生去为社会重建自由」。克里玛少年时被共产主义吸引，後来他那位对共产主义更狂热的父亲被无理拘捕，令他开始醒觉。克里玛今日回望：「我没有後悔加入过共产党，少年时有错觉，相信共产理想可以造福人群。」他解释，不少捷克人最初对共产主义有好感，因为苏联红军在1945年打败纳粹德军，其後1946年捷克举行的自由选举，共产党获票高达四成。至1955年後，捷克共党内进行大搜捕，国人对共产党感觉变差。
「凡是乌托邦的思想，就要压迫人民」
克里玛年轻时，曾任记者和文学杂志编辑，发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字工作有诸多限制，於是与作家们一起争取更多表达自由。至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打压後，他被逐出共产党，但仍坚持与其他作家如哈维尔继续地下写作。克里玛从书架上翻出当时他们出版的「禁书」：薄薄的牛油纸上满布打字机字体，他们用电动打字机制作复本然後拿去钉装，并透过民间人脉互相传阅，十多年间，地下书目多达数千本；另一边厢，他们亦有把文章偷运到国外出版。
官方为了阻止这些活动，不但扣起克里玛在海外出版得到的版税、还没收他的护照、驾驶执照，并切断他家的电话线，他至少四次被秘密警察审问：「我发现，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思想，凡是乌托邦的思想，就要压迫人民，这是定律；因为乌托邦在地上根本没法实现，要实现就要压制人民，是铁一般的定律」，他咬牙切齿说出「iron law」两字。
克里玛形容，那些年，圈子里至少有一百个文学家坚持站在苏联对立面。笔者讶异，作家可以如此团结，克里玛解释：「捷克有很长的民主历史，从十八世纪末（捷克在一次大战後1918年脱离奥匈帝国独立）便有民主选举，加上捷克作家一直是社会抗争的先锋。而且布拉格之春後，苏联派来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内最保守最强硬的一派，是愚蠢的政权（stupid regime），对大部分国民欠认受性。」我反问，这个他口中的「愚蠢政权」至1989才被推翻。克里玛不忘补充：「对，它撑了20年，却一夜间死亡」，克里玛的语调里，总有一种乐观的底气。
克里玛自传里提到，官方对异见作家的手段，对香港读者感觉似曾相识：1977年，异见作家包括哈维尔联署《77宪章》争取人权；官方发动市民投稿到报纸反对《77宪章》；并拉拢艺术家、演员站台支持政权。凡是民间有反对声音，官方都会发动同等声音抗衡，这画面在今日香港何其熟悉。我问克里玛，为何艺术家会支持极权，克里玛语带不屑：「有些艺术家很天真，因为艺术家大部分时间都像活在梦境中（才能创作）；加上政权会用很多方法拉拢你，用物质来贿赂你。当然，我认为艺术家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操控，忠於真相。」
我追问，艺术家是否有责任关心政治？克里玛说，这是个人选择，但生於极权国度有更大迫切性：「在不自由的社会里，牵连上政治是不可避免，作家需要争取表达自由，否则难以创作」。1989年天鹅绒革命後，哈维尔邀请他加入新政府，克里玛婉拒，他解释，既然自由已经争取了，他想回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就是写作。对於捷克民主化後的状况，克里玛觉得总的来说也算满意。
自传里亦披露，在七、八十年代，捷克异见作家一旦参与地下创作，报章就会出现文章攻击他们「与西方势力勾结」，不讨好官方路线的艺术家会丢工作，有杂志总编辑变成酒店门僮，作家变成洗窗工人；大学教授成为地铁苦力；克里玛就做过医院杂工，测量技工、扫街工人。克里玛的女儿更受父亲牵连，差点没机会读大学。克里玛回忆当时，语调平淡：「我算是较幸运一个，我在西方较有名气，他们没有抓我去坐牢，只是不断审问威吓和搜屋；其他作家被迫移民，有些坐牢一至两年。」
不想享受自己没份争取的自由 回到地狱
知识分子变身洗窗工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的内容；事实上，克里玛也把他的扫街经验写进他的小说《爱情与垃圾》里。然而克里玛却觉得，知识分子在共产铁腕下20年来受的苦，一点也不浪漫。他的自传里提到，法国着名哲学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60年代曾访问过布拉格，於会面上说过一些话：「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题目就是社会主义了，即使它是地狱，也能为文学提供上佳的题材。」当时克里玛觉得十分荒诞，在内心反驳道：「地狱当然是好题材，特别是你不用活在地狱里。」
布拉格之春後，克里玛有机会移居美国，但最终选择「回到地狱」，不少人都责备他是傻子，他曾在自传里解释，身在美国享受自己没有份争取回来的自由，却知道同胞在国内苦苦挣扎，感觉不妥，而且他不想告别作家的创作泉源：「一个作家，离开了自己的母语就会失去一种联系，难以创作」。事实上，另一位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七、八十年代已移居法国，部分人批评昆德拉已离开太久。
走出集中营 便是自由人
克里玛童年在布拉格以北的Terezín集中营度过了4年，当时他只有十来岁。他承认，集中营的日子影响他一生。笔者後来用了一日造访Terezín，这里收容过十万人，最後活口不够十分一，其余都被送到波兰毒气室。克里玛能活下是奇蹟，他一直觉得自己幸存的「运气」令他既内疚又感恩。克里玛形容道，他人生最快乐的一刻，就是当集中营大门打开的一刻：「那刻好像梦境，我感到自由的天堂向我打开了门，我走过这道门，就成为了自由人。」说时他年迈下垂的双眼闪着光。
但克里玛午夜梦回都想起集中营的小玩伴，擦身而过就消失於人间：「集中营的岁月令我明白自由的可贵，就是後来共产党剥夺了我各种自由，我仍可用一种『自由人心态』过活，即是，在文章里只写自己看到和经历的事，不写被指派要写的东西。」
笔者屡访捷克，发现捷克人对自由的拥戴，和美国人有点差异，特别在拒绝过度资本主义上比较硬净。克里玛也认同，即使在自由社会里，人也可以活得「不自由」：「我认为自由分两种，外在的和内在的；在自由的社会里，有些人仍可能活得不自由，例如受到工作压力，传媒的影响，令人感到不自由。要得到自由，有时是要拒绝一些关系和影响，有时却要冒一定风险。」
对自己坦诚 才是自由的开端
读克里玛的自传，叫我最讶异的是，他披露了自己私生活的瑕疵。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苏联坦克入城的一刹那，克里玛写道，他当时与一位女子身处英国，而这女子并不是他的妻子；到1977年《77宪章》联署时，克里玛到最後并没有联署，部分原因是希望官方能让他女儿考上心仪的大学。这些人格的弱点，克里玛敢於披露，当笔者问到他为何把外遇都写出来，克里玛显得有点尴尬：「我决定要写出来，即使我没有把所有（婚外情）都写出来，因为发生了很久，而且我太太都知道……我希望自己在这本书里坦白，不要说谎，不想隐藏。」
捷克作家之中，从卡夫卡到哈维尔到昆德拉，大家都强调面对人性阴暗面和弱点的重要性。克里玛写过：「卡夫卡在共产主义下之所以成为禁书，只因他的性格太坦白。」克里玛指，完美是一种危险的事，而对自己坦诚，才是自由的开端：「纳粹和共产党都爱搞个人崇拜，当你说找到完美的人，或声称找到真理，就是危险的时候。」我续问，被公认为人民英雄，多次坐牢的已故总统哈维尔是好人吗？克里玛这样形容旧友：「他不是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坦诚的人（an honest man）」。
我追问，若世界上没有「真理」，那「民主和自由」算是「好」的制度吗？克里玛小心修正我：「民主只是一堆坏制度里比较像样的；至於自由，你必须为它作出定义和一些限制，我才敢说自由基本上是好东西。」
我追问：「为何人要争取自由？」克里玛显然喜欢这个题目，他眼珠一转：「因为人类生来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却是对人类自由的不断践踏，人之为人就是要扞卫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动物，好像猪，猪也活得快乐……直至牠被屠宰。」我告诉克里玛，香港有一个「港猪」名词，形容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快活人，他扬眉一笑，觉得很有趣。
克里玛从没到过中国和香港，但他的着作却在国内出版，克里玛说，深深明白一个小地方面对强大邻舍的压力：
「捷克很小，当时面对苏联的big power（他把手伸得高高），我们这个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没有放弃过抗争；香港作为中国里仍然『自由的地方』，处境一定很困难，它的面积这麽小，中国却是强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够顶住。你们必须记住要扞卫自由，因为即使你这麽小，也可倒过来影响比你大的邻舍。」
後记：克里玛今年和太太结婚已六十周年，离开时，克里玛太太开车送我到车站，她对今天捷克民主化的境况，明显比丈夫悲观：「天鹅绒革命的时候，我们很天真，认为得到民主後，社会所有问题会得到解决，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复杂得多。」克里玛太太Helena是心理分析师（此心理辅导学说在欧洲大行其道），她说，会替求诊者「解梦」：「梦境里会让人看到压抑了的阴暗面，有时，要了解自己不承认的东西，人才会得自由。」我反问：「所以有些人害怕得到自由，因为自由像赤裸一样，让人面对自己的问题，需要勇气」，克里玛太太笑着点头称是。
文、图／谭蕙芸
插画／吴浚匡
编辑／屈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