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立学校减负 是对教育公平的促进还是妨碍？
新学期开学伊始，学校减负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起因是教育部部长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提问时，就小学放学时间提前到下午三点半的情况做出了几点回应：第一，关于三点半之后孩子由谁看管，该做些什么的问题，应该让各省自行摸索，“各出各的高招”；第二，下午三点半到五点期间，孩子的托管问题，不能只依靠学校，应该引入社会力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还在研究当中。
教育部部长最后总结说，这项“减负”政策，是党和国家给年轻父母的“大红包”。对于这种说法，有很多“年轻父母”表示，受不起这个“大红包”。自媒体人宁南山就在一篇题为《教育部，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减负政策的质疑，这篇文章很快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文章指出，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宽松教育”改革已经证明减负弊大于利，而中国正在进行的减负运动，和日本的“宽松教育”改革如出一辙，其主要策略，都是减少学生的在校时间，阻止学生学习更高难度的课程，取消考试排名，不再激励学生学习等等。这一改革带来的后果是，日本年轻人的综合素质大幅下降，反智主义在学校流行，同时也给日本家庭带来了沉重的额外教育负担。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严重滑坡，没有经济条件上私立学校的孩子，考上一流大学的机会非常渺茫，其结果，就是使日本社会进一步固化。
因此，作者认为，减负就等于国家从教育领域退出，把教育的责任和成本推给家庭，这实际是对底层最大的不公平。没有统一的教学质量和平等的教育机会，出身底层的孩子很难实现阶级的向上流动。
下午三点半放学反而增加了课外班的时间
微信公众号“土逗公社”的评论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所有的家长都反对减负吗？反对减负和支持减负的家长分别是什么样的家长？
文章认为，支持减负的家长多来自收入较高的社会中上层，而反对减负的家长则来自中下层。如果学校减少了孩子的在校时间和课业负担，有钱有闲的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参加课外班；而中下层的家庭则不得不投入更多时间和金钱来保证孩子的学习强度，让他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有机会胜出，这对于收入并不高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额外的负担。
而如果不减负，中上层家庭可能会让孩子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去课业负担较轻的私立学校，这类学校也会更加重视家长的意见。而对于中下层家庭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强度得到了保障，但他们会逐渐与中上层家庭的孩子区隔开来。
从这一意义上讲，减负问题是与社会阶级分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对于中国的现实而言，私立学校的总量受到限制，在教学上与公立学校相对统一，家长们的选择并不多，能够上得起私立学校的是极少数，于是，在减负的问题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家长的焦虑和不满。
文章进一步指出，在这个阶级流动的景观里，受到减负影响的主要是中层和底层。中层希望后代能够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优势，而对于底层来说，教育则是他们能够打翻身仗的少数机会之一。而社会的上层则几乎不会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这是因为，进入社会上层的规则，与底层进入中层的任人唯贤（meritocracy）规则不同，即便这两种规则部分重叠，上层家庭也早就通过各种途径确保了自己的孩子在最好的学校里获得最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文章还指出，“在校时间”并不等于“学习负担”，大量的研究都说明，在校时间长有利于学生，特别是弱势家庭的孩子。例如在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罪案泛滥，对于底层的孩子来说，学校构成了一个庇护所，让孩子免受负面社会因素的影响。问题在于，除了高强度的学习之外，我们还能在学校里干些什么？社会学家科尔曼的研究发现，高强度的学习并不是高质量教育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建立的关系和规范，具体到学校教育上，老师给同学提出的高标准要求，校园中的纪律和热忱的学习氛围，同学之间的相互鼓励，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对孩子都是非常有益的。
总而言之，公众反对的减负，是公立学校从学生生活中的退出，是将社会化抚养的责任重新扔回给家庭，让家庭背景决定孩子受教育的质量，换言之，是把学习从一种公共物品转化为一种私有物品，这是对社会底层的剥夺，也是公共教育最大的危机。
原标题：减负之争：是素质教育的良方，还是对底层的又一次剥夺？ | 思想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