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旱救灾感悟（含44张照片）

云南抗旱救灾感悟（含44张照片）

时寒冰

也许，只有亲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到，水的重要性。

没有水，生命之树就将枯萎。

为了水，一位母亲不堪水桶之重坠落悬崖，留下一对孤苦的儿女；为了水，69岁的老人，蹒跚着到几公里外去挑水；整个村子的人，从早到晚，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取水，水成为生活的终极目的……这些都是我亲耳听到或亲身感受到的——当我通过亲身参与抗旱救灾，深入旱区调查，我知道了这些令人动容的事情，也找到了一些隐藏在新闻背后的导致干旱的真正原因。

尽管旱灾的报道，经常被淹没在诸如世博会这样的盛典赞美中，尽管报道大都围绕各级政府对旱情的关心展开，尽管大多数报道疏于对问题的深刻调查、了解，但一些细节依然让我感觉到，真实情况可能要严峻得多。

一旦被水困住，人就会惊慌失措。这就不难理解，在一些旱区，村落之间为争水而发生争执的原因了。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忧。

取好现金后，我决定去云南，做些实际的事情。在云南6天的经历，让我感慨万千！生命脆弱得不能缺少一滴水，让我们从此学会珍惜吧！

（1）

在昆明，我拜访了在云南信息报工作的一位河南老乡，一席谈话，让我改变了原定计划。

我原计划直接交到农民手里，资助他们打井、建水窖。老乡说：“千万别资助打井！这里是中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从不缺雨水，缺的是集水。我不久前刚去新加坡，那里人均水资源居世界倒数第二。但他们通过收集、储存雨水和把污水净化、节约用水等措施，解决了生活用水。我们这里雨季的降水大部分都流走了，由于没有通过足够的水利设施，收集、储存雨水，雨季来时防洪，雨季过后抗旱。不是大自然不善待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珍视大自然的恩赐。比起以色列、新加坡这些国家，我们这里的雨水已经够充足的了！打井是杀鸡取卵，断子孙后路。北京等城市过度利用地下水，已经在地下形成了漏斗，将来面临地面塌陷危机。你可以资助农民建造水窖，千万不要资助他们打井！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太严重了，新加坡注重环境保护，胸径1米的大树几乎人均一棵。我们现在的官员，为了让城市迅速变美，已经不愿意栽树了，而是直接从乡下移栽……”

通过老乡我知道，由于物价早已今非昔比，建造一个10立方米到12立方米的水窖，成本也由1000元钱，上升到了现在的2000元钱左右（在与村民仔细算每一笔账的时候，这一数据得到了验证——而且，这没有包括人工费用）。

我第一次到云南，昆明的熟人很少，去灾区非常需要越野车，此前通过一位朋友联系到了一辆，但不能在外过夜，必须当天返回，而租车很难租到这种车。多亏老乡帮忙，他们报社的两位记者小陈、小杨要到灾区采访，正好可以同路走一程。

于是，我与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润土互助工作组的小陶（一位热心的大学生志愿者，曾经多次去灾区送水）等一起，去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叫三岔角的村。云南当地报纸曾有这样的报道：“地处山区高地，水源匮乏。村民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用马车拉水，其中离水源最远的自然村三岔角村距离水源地足有6公里远。”

我注意到，路边的地大都是红色的，让人忍不住想起“赤日炎炎似火烧”的诗句。

车行大约4个小时，到猴街村的时候，我们接上了当地的大学生村官小简，他任猴街村村支书助理，分管三岔角自然村，与村民打交道非常有经验。我们一起吃了中午饭，他让饭馆记账的时候，我赶紧去买了单。

我们要去的三岔角村分为上、下两个自然村，上三岔角村位于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接近山顶，前段志愿者去送水，走到下三岔角村就停下了，还有大约三公里的山路比较险，司机不敢向上开了，只好通知上三岔角村的人赶着马拉的车一点点向上运。

路上我看到有两口人在烈日下挖水窖，就和小简、小陶下去看了看。两口干了20多天，才挖了现在的这个样子。我拿起他们的工具掘土，才发现这里的土质很硬，挖这样的一个水窖非常不容易。据村民介绍，这个计划要建的水窖大约60立方，建成需要6000多元钱。他们建这个水窖主要是想搞塑料大棚。

司机邓先生比较有经验，虽然路很难走，我也一直告诉他如果无法走了我们就步行，但他一直坚持向上开。在一个90度转弯的地方，刚转过弯向上爬坡的时候，越野车突然向下滑，我忍不住叫了一声，因为后面就是峡谷，这辆越野车是日本产的，我很担心它的刹车出现问题。所幸的是，司机非常有经验，有惊无险，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向上走。

我后来知道，这条路是上三岔角村的20多户村民，在求助当地政府得不到回应的情况下，齐心协力，在十多年前自己出钱、出工出力修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条路，他们可以用马到水源地拉水，而不是挑水。虽然，到水源地拉水来回需要两、三个小时，但毕竟一次性取的水可以达到200斤，胜过多个人挑水。在很多地方，农民之所以被水的问题痛苦地困扰，除了自然条件恶劣，政府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的原因，也与村民们不团结、不积极行动起来自救有关。一些人在等待，而不是行动——在普遍懒政的情况下，明知求助无望就应该自己想办法解决至少部分问题——这不是为谁开脱责任，而是不得不这样做！

我想起弟弟寒玉给我讲过的一件事，他曾经去南方某个贫困山区，当地的村民信仰基督教后，就祷告上帝给他们一条路。寒玉说：路是自己修的，不是求的，真正信主的人，应该主动努力而不是仅仅坐在家里祷告，信仰不应是懒惰的借口而应该是行动的动力（大意如此）。后来，村民们自己行动起来，把路修好了。

很多时候，需要痛苦地面对现实。这是后来三岔角村的村民给我的启示。在三岔角村，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当地几位村民对我说的话：前几天小简带着做慈善的好心人来送水，是他们这几十年来第一次见到政府的人到村里来。村官小简是他们30多年来见到的第一位到村里来的干部。现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但能深入到百姓中办实事的越来越稀少。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农民要那么艰苦地去取水。因为，不仅人离不开水，牲口更离开不水。这里家家户户都靠牲口耕种，而一口牲口一天要喝掉四桶水！在这种情况下，水窖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有水窖的家庭，用储备的水可以确保半年内无忧，而没有水窖的家庭，即使用车拉上来水，也没地方放——水缸的容量非常有限。

（2）

我们抵达上三岔角村时，村里冷冷清清的。村里有的人家去拉水了，有的出外打工了。村长代国银（云）在昆明打工，正在返回的路上。

我们沿着村子转了转。

村子里唯一从山上引水的水管，每天只能接3桶水，由于上面没有集水、储水的设施，水源很容易枯竭。

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水利设施的重要性。三岔角及周边多个村子，都是从照片中的这个小水塘取的水，虽然距离较远，但如果没有这个小水坝，这些村子里的人，只能到10公里外去取水！这个小水坝是上个世纪50年代建造的！这个水塘的建造，充分利用地形而建，成本应该非常低廉，但它很好地发挥了集水、储水的功能。

在（上）三岔角村，我们注意到了路边的水管，顺着水管的方向，我们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算是三岔角村生活条件好一点的，他带我们去看了刚刚修好的水窖。这个水窖很大，不是像普通的水窖那样依照模板建造。这位村民说这个水窖有40多立方，我估算50立方都不只。200多米长的水管，把他家和这个水窖连接起来。

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手上伤痕累累的，忍不住感动。

刚到云南的时候，我计划给那些没有水窖的人家建造水窖，我的老乡当时对我说：“那些已经建造水窖的你怎么考虑？”我愣了一下。老乡说：“已经建造水窖的，你应该给同样多的钱，不然，你的慈善活动就误导了村民，那些勤奋的走在前面的人反而因为得不到补助而被懒惰者嘲笑。你要把每个人看成正常的有缺点的人——贪婪、嫉妒、懒惰之类的弱点，是人的天性，关键是如何引导。尤其是像你这样的读书读傻了的人，要特别注意这些。”

老乡的话让我惊醒。村民那双手，让我认识到我那位河南老乡的话——那是真正的智者之语，考虑得更周到。把每个人看成正常的人，我记着这句话，并且，在这次捐建活动中，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老村长拉水回到家后，我们和他，还有另一位村民坐下来算账，建造一个10—12立方米的水窖，算下来是2000元的样子。他们算人工费的时候，我说：“人工费就别算了，我出钱，你们出力。”但我知道了确切的人工成本：管饭吃，每天30元到35元，不管饭吃，每天60元。

我原计划是每户人家直接给2000元钱，让他们自己建造水窖。村支书助理小简建议我，先让村民们自己商量一下，由他们拿出一个方案，第二天再定。我觉得有道理，而且，村里人也聚不齐，就决定先一起回去，第二天再来。

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小简跟代国银村长通话，等他回村后，召集全村的人开个会，征求每一户的意见，看看有几户愿意建造水窖，商量一下建造方案。

我们就一起返回山下。

在猴街村，村支书已经回来。他问我的计划，一位女干部坚持说服我，投资建造一个水坝，而不是给每户人家建造一个水窖。当然，建造水塘要把钱交给村委会，由他们负责建。我立即非常警觉。我坚持认为，建造小水坝或者小水塘，属于公共投资，应该由政府去做，我只捐建水窖。

我接受了小简的建议：先给每户人家1000元，等建造快完工时，每户再给1000元，用这种监督的方式，确保他们开建水窖。村支书随即给代国银村长打了电话，说了我的计划。期间，小简提出来额外给三岔角村的村长一点补助，让他组织修建水窖。我当时心里有点不快，我千里迢迢来捐助，也没有人给补助啊，但是，后来，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因为，必须把每个人当成正常人，才能最终把事情做好。

随后，村支书建议我给猴街小学捐助一个大点的水窖。他说带我去学校看看。学校就在旁边。刚从村委会出来，我鼻子一热，血一下子流出来，蹲在路边，止不住，是气候干燥的缘故。我用卫生纸捂着鼻子和他们一起去了小学。

我才知道，这里的小学生都是住校的，350名孩子来自各个不同的村落，吃水困难，有时候要去背水。得知这种情况，我毫不犹豫就答应捐建一个水窖，并且，在他们计划基础上加了两千元，主要是确保孩子们的安全和水窖清洗的方便，在水窖专设排水管道，定期清洗。我现场把钱给了他们，尽管我觉得这件事情政府早就该做，但我已经学会了面对现实作出理性的选择，否则，讲理的结果是孩子们继续面对吃水困难。

（3）

第一次到云南水土不服，大概是积食，不想吃东西。晚饭后，我们沿路寻找宾馆，鬼使神差地到了一个名为“秀峰宏园”的宾馆，原来是赵本山的“叶落归根”剧组曾经住过20多天的地方。宾馆墙壁上挂上主人一家和赵本山的合影和赵本山为宾馆题写的店名“秀峰宏园”四个大字。我将同行的另外几个人全部安置好，回房躺下就昏沉沉睡着了。

早上八点起来，我们就赶往三岔角村。路上，润土互助工作组的曾先生与我打电话，说现在的农民在分开耕作后，各自为战，缺少互助，建议我捐助的时候，唤起他们的合作精神。这个建议对我后来的捐助行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也的确如此，在缺水的时候，人的自私一面就会暴露出来。三岔角村吃水困难，要从另外一个不缺水的村子引水，那个村子坚持要收“过路费”——因为水管要走他们村子过。小简为这个事协调几次对方也坚决不同意。还有，在一个水源地，由于水越来越少，邻近的村子就把其他村子的管子拔掉了。

这不怪他们，人在极端的处境下，都会暴露自己的弱点。所以，我坚持认为，对农村的捐助，更应该用到孩子的教育上！

我们到的时候，老乡们已经陆续聚集到代国银村长家。代村长给我们讲了召集全村开会的情况，昨晚只有一户不同意建水窖，但一早又找到他说建，另外有三户已经建水窖的，一户要再建一个，另外两户已经建的希望给些补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去过的村民家，每家都贴着毛主席像。

等各家代表基本到齐，我们开始开会。小简先感谢国家，讲了政府对村民的关心，然后，讲这次捐献的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建水窖，每个接受捐助的家庭在保证书上签字，如果挪作他用资金要归还。后来，这个保证书没有用上，我们用了民主讨论、多重监督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然后，我简单地讲了几句话，感谢国家后，我说：“我从小生活在贫困的家庭，知道穷人在这个时候非常不容易，帮助你们一家建造一个水窖。来的时候，知道那条路是你们在十几年前齐心协力修建好的，我非常感动，因为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修好太不容易了！现在，在干旱面前，你们一定要重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建好水窖，保障好生活需要，然后，安心地生活、做事情。祝愿你们将来生活得幸福！”

我注意到，有两个人的情绪有点低落。他们就是已经建了水窖的，因为不需要建水窖了，感觉吃亏了，问我能否给些补助。

我当即宣布给他们两家每家补助2000元。我说：“所有的人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及早地建好水窖，储备好水，干旱的时候不心慌。勤劳的人永远不会吃亏！”

乡亲们一起鼓掌，显然，他们认同我的观点。

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建水窖的细节，讨论的结果是：组建一个建水窖领导小组，由代国银村长具体负责，统一购买、运输水泥、沙子、钢筋等材料，统一聘请一个懂粉刷等技术的专业人员。购买材料等所有明细账单，都列出来，向全村人公布，也向村官小简和代表我的闰土互助工作组的小陶公布，这样，形成多重监督的机制，使整个过程变得透明。

这样做比我原计划的直接给每家钱给好。一方面，一些家庭认识不到水窖的重要性，心存旱季将过去的侥幸心理，可能用于他用。另一方面，统一购买材料和运输成本更低，更重要的是，村子里的人有效地组织起来，人心更齐了，在困难面前，大家就拥有了更多的力量和依靠。

然后，我让乡亲们提还有什么困难，他们说是建水窖的模板不好找，小简答应帮助协调，解决他们的难题。这样，建造水窖的事情就落实了。当着全村人的面，我把钱交给了代国银村长，剩余的钱交给了润土互助组的小陶，等水窖开工后，小陶把余款全部交给三岔角村，以确保所有资金真正用到建造水窖上去。除了已经建水窖的两家各自补助2000元，另外捐助4.4万元新建22个水窖（后来清点户数的时候，多出了一户，那家刚刚分家，变成了两家）。

期间，一位村民找我，原来，他不属于这次救助的范围，他希望帮助他们村子集体建造一个水窖，由于距离水源近，他们十户人家建造一个就够用了。我爽快地答应了。为了使建水窖的事情做好，我私下给代村长和XX各自补助了1000元。毕竟，做事情需要时间成本和精力投入。而且，我怕代村长因为人多嘴杂，万一谁说什么话让他不开心而撂挑子。XX本来工资就不高，找人借建水窖的模板也需要费口舌，来往也需要交通费用等开支。另外，他们为做这件事情，也有机会成本。这一点补助不算什么，但有利于他们把事情做好。

事情结束，出现了让我感动的一幕：一位村民给了我一双鞋垫，然后，更多的鞋垫拿来，每一双鞋垫都是用针线做好的，代表着他们的心意。这种朴实的方式，成为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记忆。同行的每个人都得到了这种鞋垫，代表着村民们感恩情怀的鞋垫。

捐赠水窖和送水的事情结束后，我开始租车独行，对干旱情况进行调查，以获取真实的信息（下一篇文章即写调查到的情况）。直到离开云南前夕，一位读在职博士时的同学给我联系，我才想起来昆明还有同学、朋友在，这位同学是云南一家大的房地产公司经理，我在寻甸救助的时候，他也在同一天在同一县救灾。我改了机票，晚上登门拜访，谈了很久。要早联系，我就不用专门租车了。

（4）一点题外话

我所去的寻甸，属昆明管辖。事后我了解到，现在，云南最困难的地方是靠近四川的昭通等地，如果有谁愿意慈善捐赠，请往那里多奉献些爱心。

在救援的过程中，我也接触过几个在云南救援的，基本上都是点对点的救助——直接把钱或水送给灾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建筑公司，让员工捐款的时候没有人捐，说是捐款公司直接送到灾民老百姓手里，捐款一下子高出地震时最高捐助的4倍！人不是没有爱心，而是被伤得太狠了。汶川地震让人们的爱心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但善款被滥用等现实，让很多人的心冷了。而直接捐赠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有的买矿泉水快递到旱区，邮寄费用数倍于水费。我这次捐赠，仅来往机票、住宿、租车等费用，就可以再建几个水窖。

让我欣慰的是，政府已经开始重视水利，一些水渠开始建设。我看到的那个是政府投资30万的一个项目（小简介绍）。这样的水渠一旦成网络，连接起来，将在未来发挥积极作用。但30万的投入显然太少，必须有更多资金投入到水利建设当中。

回到上海，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曾引起全省关注的寻甸彝族自治县30年县庆，经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干预，取消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于3月30日举办的县庆30周年的庆典活动……用现代审美视觉和编创手法，彰显本土文化特色，以小见大，力求聚人气、豪气、大气为一体，讴歌党的改革开放、民族政策和寻甸各族人民建设美好伊甸园的伟大创举。据说还要请国内一线歌星和主持人，整个演出从舞台布置、演职员出场费的预算有消息说是1200万，明星们的出场费用就数以百万计。为了此次庆典，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镇、单位要积极参与到此次县庆活动中来，于是各单位也只有按照要求组织了演出方队，制作花车参加县庆大游行，以体现当前寻甸县的欣欣向荣和大好形势。这些单位，为了完成县委的演出任务，都拨出了专项资金让参加的机关公务员脱岗组织训练，钱多一点的单位拨了十多万钱，少的也拨个七八万，有的没有钱，只有组织学校学生进行，但也要用去五六万才够……现在县庆庆典停办了，那么不得不问寻甸县政府，筹办县庆的费用怎么处理？这个大型庆典的花费不可谓不巨大，作为全国贫困县的寻甸，在这个百年不遇的巨大旱灾面前，寻甸农村多少百姓还在饱受人畜没水喝、牲畜瘦弱、庄稼绝收，面临着没有饭吃的危险，县委县政府又从哪里筹集的这些这些款项支付巨额的演出筹备费用、巨大的宣传费用、布展搭台费用、接待招待费用？市委市政府是不是应该对此事继续追查下去呢？

2010年3月30日的《云南日报》对此事做了如下报道：
    寻甸县真诚接受舆论监督取消既定县庆活动全力抗大旱保民生

本报讯：记者昨日从昆明市有关部门获悉，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高度重视本报记者提出的情况反映和批评建议，取消了原定于3月30日举办的县庆30周年盛大庆典，目前全县正动员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抗大旱保民生工作……已准备多时的庆祝大会等一系列活动已全部停止，来自全县各乡镇的表演方队已撤回，参加演出的学生方队、各机关干部组成的表演队伍已回课堂、机关正常上学、上班。该县正组织各方面力量，全力投入抗大旱保民生的工作。

附云南之行的一些照片：

图01（下图）：在云南，我看到很多土地都是红色的，让人忍不住想起“赤日炎炎似火烧”的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