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和杨曦又去了趟映秀，距离上次去有八年。

3月，蜀地山上的野樱次第开了，十年前这里的樱桃成了我们赶路的粮食。

当年从聚源中学废墟里救出来的高莹是我们此行最想见的人之一。

她家在都江堰聚源镇相对偏僻处，却能吃到在其他城市要彻夜排队的火锅，近乎被我们一桌包了全场。她听说我们不做记者了很高兴：“不做记者好啊，我不喜欢采访，不喜欢记者。”

十年前，我们看着她从废墟里抬出来，微笑着安慰扑将过去的妈妈。她因此被冠以“微笑女孩”的称号。随后被送往广州截肢治疗，之后又被送去学习幼教和音乐。在幼儿园干了一阵，因为腿脚不便，高莹“还是觉得累”。她并没有如众人所愿成为幼儿教师或音乐老师。

左图：2008年5月13日，高莹被救出来。右图：2018年3月，高莹和她的弟弟。（图/杨曦）

终须回到寻常生活

十年前，我和杨曦是报社的摄影和文字搭档，如今结婚也有八年了。期间我们换了几个工作，把我们的生活空间变成了一间民宿，对世界和生活的认识也一直在渐渐改变。

起初父母和师长都多有不解，大致是送你们俩读完研究生，竟然做“开一间小店”这种毫无门槛的事。

记录了汶川地震后7天7夜真实场景的张良在《汶川地震168小时》中说：“地震惨烈景象给一线消防员带来普遍心理冲击，九江消防参加映秀救援的30多人，超过一半的人后来选择退役。”

10年前第一批赶到震中报道的记者，还在“服役”的已是凤毛麟角。10年光景，调查新闻几乎完全消失，一个个鲜活、紧迫和惨烈的现场，都消失在自媒体夜夜笙歌的“10万+”里。

对我们来说，倒不是地震的惨烈让我们放弃了轰轰烈烈地生活，从2008年到2010年之间高频度的地震采访，一直影响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与此同时我们的职业道路也越走越窄。

2008年，智能手机还未普及，新浪微博还没出现，微信创始人还在优化QQ邮箱。人们的网络兴趣还是在开心网偷菜、抢车位。

那一年，新闻记者对现场还抱有信仰，彼此间谈论职业理想也并不觉奢侈。

上图：十年前震后的映秀镇；下图：十年后重建的映秀镇。（图/杨曦）

5月12日地震降临时，我们与大多数同行一样，两眼一抹黑要冲向震中。车开不了就徒步，山路滑坡就越岭，甚至也顾不上生理期，穿过了张良所说的“死亡之路”，反正黑灯瞎火就进了村，回头一看才知道一天走了三四十公里，那时也并无计步数晒朋友圈一说。

对于一个刚入行两年的职业记者而言，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职业驱动，像警察抓小偷，图书管理员整理图书一样，做的都是份内事。

但是，刚从地震现场回来，我就被安排进了典型行列，要给领导做报告，要加入一个宣讲团到各地祥林嫂一样说地震，为此还要封闭式训练：写演讲稿，做PPT，反复背诵，该落泪时落泪，该鼓掌时鼓掌……

我去封闭处不过一两次，已被里面的训练模式震惊，比我在地震现场看到的更不合乎情理。好在一场及时的感冒发烧，当我流着鼻涕，哑着嗓子站到训练营领导面前时，不等开口，就被解放了：“啊，你这样会传染我们团员的，你不要来了！”

当时的心情，像飞出笼的小鸟忍不住要多扑扇几次翅膀，我是蹦跳着离开的。但是，此后的宣传任务仍然频繁。

2008年5月14日，赵佳月徒步进映秀。（图/杨曦）

杨曦在“死亡之路”上拍下我休息的那张照片，被作为宣传照出现在地震后的各种场合。如果抛开宣传，那是一张我喜欢的照片，但是之后我们俩都刻意回避它，害怕别人当面提起它，在它被无限放大之后，成了我们心中扭曲的形象。

很长时间，我们不敢面对别人眼中的自己，迎着强加的名声和升职，以及身边人不理解的目光，在跑了两年“映秀线”后，我离开了这家报社，希望回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逆流，顺心

但是又不死心，离开后还想做点纯粹新闻，试着联系当时被视为最敢言的报纸。在与版面负责人约了多次后，他与我约谈的地点，是他与当时另外两位同事一起烧香的寺庙。

在他们的叙述中，三人烧香的理由各异：一位因为升迁被阻，一位因找了有夫之妇差点被打，一位因被派下乡。等到主编约见时，则指着一摞写着《XX改革再出发》的报纸说：你来以后可以多写写这样的题。那一刻，我去意已决。

与此同时，离家近一点的某大型BAT公司正在招兵买马，我很快入了职。在这家准备IPO的公司里，我的职责是企业公关，这意味着从一种宣传模式，进入另一种宣传模式，对我都像是有失自我的一种黑暗进入另一种黑暗。

但却迎来身边人的欣羡，因为获得的原始股很可观，而我并不懂，也就不太在意。

同一年，我们办了场婚礼，来了好多报社的同事。

有同事写了诗，大家一起在婚礼上诵读：“明天，我们还可以骑马射箭上天山/摇船去秦朝办报纸/一百八十个版我们的头条是佛……”每个人都读得涕泪俱下，犹如交通不便年代的一次毕业散场，好像再难相见。后来这些同事大多离开了报社，奔向创业大潮。

此前约烧香的那位同仁发来消息：“张无忌妈妈说：女人都是骗人的。”十年后，他和他的同事们都从当时那家“最敢言”的报纸转投了这家BAT公司，他们笑称，可以在这家已经上市的公司组建另一个编辑部。

在这家公司的十个月间，我变着法又去了一次映秀，其实无非是找借口回去看看那些人，心里念着新闻，所以不到一年，我又很没出息地回到杂志社做起了记者。

没几年，那家公司上市，果然兑现惊人。再一次，迎来很多人的不理解，他们说我错失了几千万，父母也有点生气，说我总是逆潮流而行。我还是很无知的样子，潮流在哪浑然不知，只知要从心而行。

地震后断裂的庙子坪大桥。（图/杨曦）

横财与横祸

说起来有点矫情，我对自己的认识是，不具备驾驭大财富的能力，连正常理个财都不会，“横财”对我来说很有可能等同于“横祸”。

我们虽然也懂得财富的意义，但一直小心翼翼地平衡着，既要让自己生活富足，又不至于招致横财或横祸。你可以说这是无能者的借口，但的确也是一种处世原则，即便暂时用来阿Q下也好。

离开报社前我心里想的是：总编辑他老人家每晚睡得好吗？为什么我总看到他们一夜白了头？

离开这家公司前，我心里想的是：那位被奉为财富之神的老总，他自由吗？幸福吗？

有一次在报社接投诉，说某高档小区旁边有一群捡垃圾的流浪汉扰民，又脏又臭，还大声说话。我去到现场，就被流浪汉嘻嘻哈哈唱着歌的祥和场景感染了，我意识到：流浪汉比我快乐！我没有写这个稿子，想着投诉人大概也是跟我一样嫉妒他们的快乐吧。

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事实上绵延数千年的“学而优”世俗教育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在西方，大学毕业选择流浪四方的年轻人大有人在。一位朋友的弟弟从意大利读完计算机硕士回国，先到藏区寺庙里与喇嘛生活了一年。你看得到，这些选择，都是在追寻他人所不能了解的意义。

社会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呈现它的丰富多元和参差百态，而我们强大的世俗标准依然是一条简单粗暴的单一生产线。最近热播的青春剧《后来的我们》，虽然讲一个单薄的爱情故事，但男主一步步走向世俗评判，将“家”理解成“房子”，把“幸福”单方面理解成物质富有，使他最终失去了女孩。

“何为良好生活”

还好老天对人的公平就在于，快乐与幸福都不是能用他人的标准来衡量的，更不可能简单用社会地位或金钱来衡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维度中，寻找着令自己安心的方式。

有一阵，与朋友的问候语是：“最近在忙啥？”后来朋友被问焦虑了，回答我：“我其实什么也没忙。人不是一定得忙点啥的。无所事事呆着也挺好。”谁说不是呢？来到这个世界，哪怕只是无所事事呆着，已然足够。

在一篇关于当年奥数天才付云皓的文章中，述及了“奥数天才坠落”。作者没有想到，付云皓作为一个人，他并没有义务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必须成为数学大家，相反他更有权利选择淡出公众视野，过自己认为平静安稳的生活，也许在这样的生活里，他有着常人无法了解的满足感。

有朋友在朋友圈评说：“干嘛得‘成功’？干嘛要一直冉冉升起？人生不是不断地进阶升级……那些站在‘顶峰’的人收获一顿安心睡眠的又有几个？作为一个人，神奇地来到世界，居然能体验荣辱、善恶、盈亏，居然能张嘴吃一颗苹果喝一杯茶，都是值得拍手称赞的奇迹。”

陈嘉映先生在他的《何为良好生活》里说：“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

上图：2008年地震后，龙凤胎云龙和云凤从山下抬水喝。云龙抬不动，大哭。 下图：2018年，云龙和云凤是初二同班同学，他们住在学校，每周末一起回家。 （图/杨曦）

我想起那几年在映秀，看着地震后的人们勉强维持的婚姻散了，离婚的又复合了，他们在废墟上唱卡拉OK，打麻将，都像是用尽最后一点时间在感受生命。

此时我们已经在苏州平江河边开拓了一片自己的生活空间。每天一早，我们去菜场买菜做早餐。寒冬的清晨，卖菜阿姨把热乎乎的咸鸭蛋塞到我手中，说：“姑娘，这早上刚煮出来的，还热着呢！”我捂着暖暖的鸭蛋，是结结实实的生活滋味。

这样每一天，我们认真种花草，做早餐，感受江南四季风物带来的不同馈赠。保持读书、写字、拍照的习惯之外，杨曦还迷上了做木工。我们想像老农走在自己菜地里的每一天，大概也是这般踏实安稳。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们：“还要开分店吗？”我们总是笑笑：“不了，不想太累。”我们不想失去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最初意义。

高莹家小区门前开满了油菜花，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高莹又咧嘴笑：“这很好看吗？我们每天看着都没感觉了！”

现在，高莹在家里学做动漫玩偶，靠卖玩偶来养活自己。2009年，震后第一次去看她，她说：“我不要采访，你们就来坐坐吧。”

高莹的弟弟地震后出生，现在正上小学，已会照顾截肢后走路一直不便的高莹。高莹谈了个男朋友在山东，谈了很久，但是对方父母始终不答应他们结婚。高莹笑着说：“毕竟我是残疾人。”高莹的父母地震后也离了婚，姐弟俩跟着母亲，租住在聚源中学原址附近的小区。

高莹最好的女同学也叫杨曦，没能从地震中生还，还有她一直暗暗喜欢的那个男生。她把每年去给同学烧纸献花当成自己活着的责任。她妈妈说：“如果你没能活下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同学给你烧纸。”高莹还是笑着回：“但是我活下来了。”

金黄的油菜花映衬着她的笑脸，每次见她这张笑脸都没有变，像十年前被抬出废墟时一样，尽管她不喜欢“微笑女孩”这个名，但这张笑脸一直没有被地震脸谱化。而面对这琐碎又跌宕的十年，我们也变得更勇敢，更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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