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观察：当人民日报幸临网红教授

文章标题来自习近平的讲话，内容也是千篇一律的老八股，在党报党刊发表的成千上万的文章中毫不起眼，不值一提。然而文章作者让很多人吃了一惊：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真的就是那个满口西方哲学名词和字母文字的网红青年学者吗？如果是真的，它无异于再次宣示：东西南北中，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大家争相姓党；不管说着”肇因”还是唱着嘻哈，个个都是党的人。

还没等到人们开始怀疑，吴冠军教授就自己出来证实了。他对人们的批评感到委屈和不解，提出了两种辩解：第一，原文被大幅删改。有自称知情者还替他辩解说，党报多牛啊，删改不会和作者商量的。大概也因为认同党报太牛，作为知名教授的吴冠军，非但对被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没有提出抗议，而且还满怀感激地说，”编辑真的为我争取很多”。第二，”尽管原文被改动很多，我原初的努力还在，在统一的声音里加入对忘记初心脱离群众之肇因的分析，能够在那里出来，批评只能在正说的方式下展开”。

让我吃惊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吴冠军教授这种辩解方式。他大概真的是太专心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了，不知道他的辩解比文章还要陈腐。写文章堆砌西方学术名词，故作清高地说一句”你没有看懂”，在今日中国仍然是学者装神弄鬼的法宝。但是，在党媒上拾宣传牙慧，还期待读者甘之如饴，就有些弄巧成拙了。

为了尚方宝剑忍辱负重？

在中国社会，媒体受到严厉审查。所有言论，无论出自党媒还是自媒体，都得通过或多或少的审查和自我审查。这是一个基本的背景事实。另一个事实是：和专制社会的所有领域一样，言论和媒体也分设级别：中央媒体高于地方媒体，主流党报高于部门党报，”母报”高于”子报”。从一个稍长的历史来看，《人民日报》虽然总是胡编乱造（无论是”亩产上万斤”还是”国外反华势力”），而且前后矛盾（昨天称颂林彪和江青为毛主席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今天就说他们处心积虑害死毛主席），像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它都是权力的金牙玉口，或者说滥权者的大棒（一篇”四·二六”社论就预示了一场对和平示威者的大屠杀）。

知识分子应该加入这种体制，还是看穿、鄙视、挣脱、揭露和摧毁它？这是一个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下刊物盛极一时，话语反抗地火滚滚。九十年代，网络论坛传承其衣钵。但是，在”八九”之后严控媒体的政策之下，互联网技术很快被党控制，尽管媒体平台遍地开花，但是具有政治反抗性质的”地下刊物”几近绝迹。

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加入体制，取悦皇上，拿到尚方宝剑，然后用它来斩妖除魔，或者推动体制点滴进步，一直是大多知识分子的梦想。在具体的事情上，尚方宝剑很有可能主持一下正义；但是，从稍微长远的历史来看，它本身就是维护体制的权力工具，是作恶体制的一部分。它存在的前提是，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内；一旦超越界限，就被会立即清除，例如曾任《人民日报》记者的刘宾雁先生。

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的生存智慧是假装糊涂。吴冠军教授在辩解中作忍辱负重状：想要做点事情太难了！与此同时，他又强化媒体等级制度，称同样的话在《南方周末》发表容易，在《人民日报》发表困难；”放在《南方周末》就是鼓掌，放在《人民日报》就是谩骂”。他假装不知道，《南方周末》因为发表过一些远没有他这样”党八股”的文章，早已经遭受如潮批评，并被很多曾经热爱它的读者厌弃。

不敢拒绝《人民日报》？

一位替吴冠军辩解的人质问批评者：”人民日报直接找你约稿，你是直接拒绝？谁都是抱着好一些的期待，不曾想会面目全非吧。”似乎所有人都跟吴冠军一样，对《人民日报》这种整天说着”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的权力象征战战兢兢，被”幸临”则倍感恩宠，岂敢说一个不字？被强奸（文章被删改得面目全非）只是”不曾想”式的哀怨，同时还得感谢编辑”为我争取很多”。

于是我就想起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人民日报》编辑也找我约过稿，央视《新闻会客厅》也找过我做嘉宾，因为忙我还真的都”直接拒绝”了。也有不曾”直接拒绝”的事情：央视某大型晚会邀请我做主持人串场词撰稿人，写了一部分但对方要求改动太多，也中止了合作。我还记得稿酬相当不错。

我想要跟吴冠军教授说：党媒没有那么牛，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拒绝的。既然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作为一位知识人，您要做的事情是拒绝合作，公开抗议，而不是感恩戴德–就因为它是党媒！

哪儿都是媒体

为什么被强奸仍然要顺从呢？吴冠军教授说，因为他的文章有深意藏焉！”批评只能在正说的方式下展开”。这是对党媒的进一步仰视和神化。且不说他文章中的所谓批评，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领袖们自己不知道已反复咀嚼过多少遍，而且”在那里”的批评以”邪说”的方式展开的时候太多了。自古帝王不只喜欢强奸，更对MS乐此不疲。

又想起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转发过我的一篇博客，连网文的语气都一字未改（当然，吴教授可以说海外版和国内版审查尺度不一样，不过您放心，就是发头版头条我也不会同意它随便改一个字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哪儿都是杏坛”。文章结尾说：”只要我们想要分享知识，哪儿都是杏坛；只要我们想要学习，哪儿都是鹿野苑。”几乎同时，我引申这句话，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哪儿都是媒体》，讲述自己反抗言论审查失去工作的经历。后来，香港电台电视节目《头条新闻》又以同样的题目拍摄了一部专访片。我也在西方媒体多次重复这句话。你看，我在《人民日报》埋下了多少”深意”？哎呀呀，怎么都没人理解？！

我回顾这段往事，是想重复这段话：”只要我们想传播，哪儿都是媒体；只要我们想表达，哪儿都是空间。””哪儿”也包括《人民日报》在内，但是从它的信用记录来说，应该排在末位。

有人会说，《人民日报》尽管劣迹斑斑，但它毕竟位高权重，影响巨大，在体制内藏点”深意”也许能促成更快的变化。做”国师”、”策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梦想。正是这样的梦想，阻止了变化的更快到来。真正促成变化的力量，不是对它的迎合，而是对它的反抗；不是让人认同它一言九鼎，微言大义，而是揭穿它胡言乱语，一钱不值。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现居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