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对于大学四年级时候的我，其实是家常便饭。最近岳昕同学的遭遇，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六年前的大学时光。对比北大，长安大学的策略显得高明多了。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以表示对岳昕和其他被约谈同学的支持！

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同学和老师眼里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2012年2月19日，我和郑楚然等志愿者在广州发起占领男厕所行为艺术。一下子，我们的行为艺术出现在了各大媒体和新闻客户端上。朋友买了羊城晚报的报纸，并且买了一份给我留作纪念。新华社邀请我回北京接受采访，陕西的华商报为了联系上我，给我已经欠费停机的手机充了10元电话费，就是为了采访我。那时候，我在学校手持一个特别破的诺基亚应接不暇的接受各种采访。我的辅导员在媒体上看到了我的事迹，内心深深的为我感到骄傲，他做辅导员以来，我可能是最令他骄傲的学生了。后来，我出国留学需要他帮忙，他还在对我表达，有机会回学校看看，我是他的骄傲。我深感惭愧，因为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学生。

2012年2月26日，北京占领男厕所，遭到了警方的维稳。我人生第一次在德胜门附近的一个餐厅和警察吃了饭喝了茶。警察还问我是不是党员，我说否。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辅导员特别敬佩我。我是文科生，我们班31个人，30个党员（除了我）。因为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们的入党名额最多，全班入党不是梦。所以，当党支部书记短信问我要不要入党的时候，我直接回复了一个字：否。他肯定是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辅导员，因此，辅导员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女孩子。

一番喝茶调查之后，警方开始监控我的手机。知道我又要在3月8日，妇女节搞事情之后，电话直接打到我们学校校长办公室。

据辅导员说，当时打电话的人直接说，我找你们校长。

校长助理说，你有事儿可以跟我说。

对方说，我找你们校长！！！

校长当时在北京开会，不得已在党委书记的主持之下，召开了针对我这个“学生”的会议。学校也配合有关部门查阅了我的档案，我估计调查的结果是发现我这个“失足“学生还“有救”。因为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写了入党申请书，言辞恳切，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在查阅我的档案的时候，发现我父母都是农民，所以档案非常干净，不涉及什么“走资派“的背景。不料到了大四，我就变了。毕竟，我只是一个学生嘛，所以学生只是too young，too naïve. 为了“拯救”自己的学生，辅导员和副院长（女）专程打飞机来到了北京。3月7日晚上五点，我接到了辅导员的电话，他要请我吃饭，我说我们吃羊蝎子吧！餐桌上，辅导员和副院长对我的态度非常好！一边说，以后有什么工作的打算啊，我说我要去非政府组织工作。副院长问我，你要不要参军啊，我可以帮助你啊！我吓得连连说，不要不要！！！辅导员说，你想不想勤工俭学啊，每个月还有钱拿。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有钱啊，于是就答应了。其实，老师的目的很简单，把我留在学校，方便监控。

于是，我就这样，在当晚，学校领导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搞到了四张软卧，那时候车票非常紧俏，而且已经开始实名制了。我拿着一张不是写着我的名字的软卧车票，回到了西安火车站，并且在老师的专车护送之下，回到了学校。

于是，我就开始了“勤工俭学”的学生生涯。后来发现，勤工俭学每个月才120元，好少啊。我心想，我每月给你250元，你还我自由好不好？！不过我的勤工俭学和其他人不太一样，我只需要在办公室坐着，看女权主义和社会学的书籍。

三个月后，我写完了毕业论文，准备毕业。在办理毕业手续的时候，辅导员满面红光的看着我，对我说，李婷婷啊，终于要毕业了。老师很高兴！不知道老师的这种高兴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一种安心。

约谈对比：长安大学VS北京大学

我的老师的做法无疑是聪明的。长安大学原本是三个理工科学校合并组建的学校，人文气息是比较缺乏的，但是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比北京大学要好得多。第一，我们学校老师的策略，看管好自己的学生，让她顺利毕业。虽然，我被很大程度的监控，但是我的来去还是非常自由的。室友虽然被要求汇报行踪，但是室友也不会暗地里打小报告。然而，北京大学的领导们的傲慢无礼令人咋舌。半夜约谈，请家长，以毕业证相威胁，这都说明了北京大学的领导们自傲的认为已经找准了学生的命门——毕业。以为通过威胁就能够达到目的，这就是极端自傲下的一种借由权力关系的控制。然而岳昕虽然在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家庭压力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发声，让北京大学在这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中彻底的失败。短期内，北京大学的领导再也不敢轻易的约谈学生，这是好事儿。大学作为公权力的延伸，其官僚做派早已为学生皆知。岳昕是勇敢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请家长这样的套路同样被用在秋白身上。秋白是起诉教育部的主角。作为学生，学校体制里面最低级的成员，竟然挑战了教育部这个老大哥。中山大学的领导气的跳脚了，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为老大哥效忠是他做小弟应尽的义务，岂能容忍自己手底下的学生这么肆无忌惮的挑衅老大哥？于是，秋白被请家长，被出柜，被迫回老家，也遭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她的经历对于大学时代的普通学生来说，是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的。

没有限制的权力导致大学领导的傲慢

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恰恰是因为大学体制没有有效的来自于学生的力量去制衡学校，才导致了大学领导们的傲慢和愚蠢。正常的逻辑，从保护学生的角度出发，让秋白和岳昕顺利毕业，无疑是一个双赢的选择。岳昕正值大四，不日即将毕业，顺水推舟，让她顺利毕业后。她便不在学校的管理范围内，学校将会一劳永逸。任何为难一个大四应届毕业生的领导都是愚蠢的。

奈何北京大学选择了一种他们认为最好的，但是实际上却是力量的博弈充满了风险的手段去压制学生。没有严丝合缝的权力控制，总有游走在权力关系边缘的力量试图去打破这司空见惯的控制。显而易见的，这种权力关系一旦被打破，强有力的形成了一股制衡大学领导的力量，让人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