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有人顺从，有人离婚，有人逃跑，甚至付出生命，直到被时代改变命运。
撰文 / 陈少远（谷雨特约撰稿人）
插画 / 李茵豆
编辑 / 秦旭东
陈树芬花了三万元，才摆脱婚姻，在她生了一个男孩后。
个头高挑、面庞姣好的外表背后，她的身份是童养媳。陈树芬16岁出嫁，丈夫是脑子有些“迟钝”的养家“哥哥”。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不知道自己生于1984年还是1985年，只知道自己属鼠。7岁时，生父母离婚，她被生父卖到莆田，价格是800元。
“我们从被送出去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我们是物品。”陈树芬白净，丰腴，双眼含笑。说这话时，她哭了，眼里晃着两汪水波，亮盈盈的，衬着她泛红的鼻头也闪着光。
“我们”是指在莆田数以万计的弃女“阿乐”（参见《莆田弃女》）。她们现在小的年龄二十多岁，大的五十多岁，其中多数是被莆田人买来作童养媳的，有的当时脐带都没掉。
在莆田山区、沿海贫困地区的村庄，这种现象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了近四十年。这些弃女早期来自福建长乐，因此得名“阿乐”，尽管后来有来自其他地方的，“阿乐”成了她们在莆田的群体性蔑称。
童养媳长大如果嫁给养家的哥哥，当地称为“留在家里”。 莆田“阿乐”规模数万，其中“留在家里”的童养媳有多少，目前也没有定论。“留在家里”的“阿乐”的成长和婚嫁，多有创痛和屈辱记忆，也不乏贫而多艰的现实无奈。
困境在新世纪初渐渐被打破。随着莆田人在全国铺开民营医院、木材贩运和打金铺子等经营网络，财富流入莆田，加之时代变迁，莆田乡土社会也发生改变。有童养媳开始摆脱宿命，可以外嫁他人，或者离婚寻求自由，比如陈树芬。
在莆田逐渐积累财富的光面之下，这是一段不该被遮蔽的历史。
离婚的
陈树芬数了数，迄今33年的人生中，她被当作物品交易了三次，才赎得现在的生活。
陈树芬至今记得生父的名字和他给自己取的名字。第一次交易时，她还叫王丽娟（音），被生父王庆林（音）交给朋友，卖到莆田埭头镇一个村庄。加上报户口花的200元，养父母在1992年一共为她花了1000元。
陈淑芬知道，自己比其他“阿乐”更贵，她不像刚出生的女婴可能养不活。养父母起初不想要她，他们想买个童养媳，从小养起来，不容易跑。是她一路跟着养父回了家，扒着井口，嚷着如果他们不买她，她就跳下去。她不愿意继续待在人贩家，他老摸她。
养父见她可怜，带她体检，证明身体正常后，买了。莆田民间尚多子多福，养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
陈树芬的生父曾在福州开扁食店，还当过学校的保安。离婚后，生父找的女朋友待陈树芬不好。她去生母的新家庭，也不被待见。
莆田的村庄遍地茅草，风吹草低，陈树芬想，自己没人要了。她跟着第一户穿过草浪来买她的人家走了。
莆田“阿乐”。
虚岁16岁被要求嫁给属蛇的小哥哥时，她第二次觉得自己是物品。
陈树芬从小就知道自己要嫁给年长6岁的他。她机灵，成绩靠前，但养父母只让她读到了五年级，怕长了见识会跑。而小哥哥幼时高烧烧坏了脑子，长大了不好讨媳妇。
辍学后，陈树芬守着家里几亩田，天没亮就起床，下田种花生地瓜，割麦子豆子，戴月而归。哥哥嫂子出门打工，她又帮着看孩子。婚前，她连埭头镇上都没去过，她想去村里亲戚办的鞋厂打零工，养父母也不让。
等她出落成娉婷的少女，养父母张罗起婚事。她反抗过。她和小哥哥从小吵到大，“在一起生活不会好的”。养父母却数着村里其他人家劝她，谁家两“兄妹”以前也“不好”，“结婚了就好了”。亲戚们也一个接一个来劝。她争不过他们。
“大人说的话必须听。”她眼里水波晃荡，鼻息也起了波澜，想解释自己当时为何挣脱不了，“你根本不懂，反驳也没用”。
“我们从小都没出过门，也没有地方去。”陈树芬把脸埋在手里哭。她结婚的21世纪初，村里长大的童养媳逐渐外嫁，只有她“留在家里”，和成了丈夫的小哥哥大事情闹，小事情吵。她从来没问过他是否愿意和她结婚，“他一点自己的主意也没有”。
婚是腊月二十七结的，第二年十月，儿子出生，他们还是吵。老老少少住在一个屋檐下，怎么也调和不好。儿子长到七八岁，养父同意他们离婚，条件是她要付三万元抚养费。
这是陈树芬觉得的第三次交易。这次的目标是走向自由。她先拿了一万，搬出束缚了她快二十年的家。
剩余的钱，她陆续给，甚至没有质疑过这笔钱是否该付。儿子哭着告诉她，爸妈离婚了，同学都笑他没妈妈。她心疼。
“不离婚的话，孩子是比较幸福，可是自己就会苦。”陈树芬哭着说，鼻头越来越红。
二婚丈夫是她相亲选的，老实厚道，现在在外地工作，他们每天都微信视频聊天。
陈树芬离婚不是孤例。在裁判文书网上，以“莆田”“童养媳”作关键词搜索，结果显示，从2014年至今有超过60个离婚民事判决案件。
对此，“阿乐”们各有看法。有人认为，童养媳长大后有了阅历，识破了结婚时的那些谎言。结婚时，养母劝“阿乐”，嫁出去可能遇到恶婆婆，不如留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很多没读过书的“阿乐”，繁重的农活从小干怕了，稀里糊涂就答应了。
她们中不少人结婚时还不满18岁。上户口时，养父母一般会把孩子年龄多报几岁，为着长大了能早结婚。还有长期“黑户”的，要结婚了，带一张健康证，结婚时随意报个年龄，顺便办身份证。
有“阿乐”说，少女时期，自己也幻想幸福的婚姻。但她被生父母遗弃，又被养父母“按着”，扔进了寡味的婚姻里。
童养媳在莆田本地俗称“新妇仔”。《莆田县志》记载，在1953年贯彻新婚姻法前，乞养童养媳的行为“城乡均有，农村尤多”。原因种种，有人担忧日后没钱给儿子办婚事；有人因为儿子天生有“危唇、眇目”等生理缺陷；有童养媳被抱养来则是为了补充家庭劳动力不足。
按莆田官方资料记载，在1953年前的几年，莆田山区乞养和虐待童养媳现象严重，有的乡童养媳之多，占至全乡男女婚姻关系的30%—40%。而上世纪70年代以后，抱养童养媳现象又在农村“稍微抬头”。 这是莆田官方资料对1949年后的童养媳群体少有的记录。
有“阿乐”说，选择离婚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两人没有感情基础，丈夫在外面养人，童养媳在家苦哈哈伺候公婆和拉扯孩子，不如离了。
同在异乡的“阿乐”同命相连，她们互称姐妹。陈树芬的离婚尤其让她们叫好。“自己找的，比大人做主的好。”2018年3月初，陈树芬这样比较自己的两段婚姻，她搂着和现任丈夫所生的11岁的小儿子，宠溺地亲他。
逃跑的
二十年后，逃跑的金燕玲给两个养家哥哥盖了两栋房子，事情震动了乡里。
16岁时，她在一个黑夜里跑了。养母去世后，大哥和两个姐姐要她嫁给二哥。金燕玲不愿意。
二哥6岁时发烧，落下了智力障碍。1982年，养父母花280元钱买入金燕玲时，几个月大的她，已经被转了几手了。她自小聪慧，怕她跑走，养父母没让她读过一天书。
才七八岁，邻里的大人就戏弄她和二哥，“这是你的小老公，这是你的小老婆，你们现在可以一起睡了。”二哥听不懂，呵呵傻笑，金燕玲每次都躲开，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金燕玲要跑。家里一贫如洗，经常没米下锅。贫穷是一点点积累下来的，她一进家门就生病，养父母四处借钱，费了不少劲才救活了她。她5岁时，养父死了，第二年奶奶又病逝。养母一人养五个孩子，操劳了十年，在金燕玲十五岁时也走了，留下一屁股债。
逃跑那夜，她一头扎进漫天的黑，跑出待了快十六年的村庄。她只有一个念头——找到亲生父母，如果可能，请他们帮二哥讨一个老婆。金燕玲心疼二哥，因为弱智，他从小就挨村里其他孩子打。
逃跑后，金燕玲打工之余，花了两三年自学了普通话和识字，跑去长乐寻亲。她在长乐找了工作，攒了点钱，开始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找父母，几乎走遍了长乐的十八个乡镇。为抓住一星半点线索，她心甘情愿掏钱给那些人贩子，前后数年花了十多万。
“哪扇门才是我的家？”她在这个可能的出生之地流浪了十年，涉过数次险。21岁时，为了赚钱寻亲，她轻信人言，去了阿联酋，想一个月賺三千美金。结果是骗局，经国内的朋友报警营救才回国。还有人给她介绍工作，她一个人去了，被锁进宾馆房间，几个小时后，窗外洗空调的工人救了她。
她是“阿乐”里寻亲最疯狂的一个。找得越狂热，逢年过节“一个人”的孤凄就越分明。金燕玲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摇，在找父母的十年流光了这辈子所有的泪。
在二十岁出头时的日记里，她记录了自己的心路—
花季少女、青春年华可以说是人生最有阳光与快乐的时光，而我却无法感受到快乐。
命运中刻上“童养媳”的称号，好比把我推进绝望的世界。也许离开才能决定一生、改变人生。
27岁时，她结了婚，和丈夫一起打拼做生意，日子越过越富足。生了孩子，她带着孩子继续找生父母，还是找不到回家的路。
后来，金燕玲放弃了。她带着孩子挤在热闹的寻亲场合，有人提醒她，不要没找着父母却丢了自己的孩子。她才惊觉，快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2011年，她回去找了养家的哥哥姐姐。她一直没有忘记他们。她和丈夫辛苦打拼，钱越赚越多，上酒店吃好的，想起哥哥姐姐一辈子也没吃过这样的好东西，她边吃边哭。
金燕玲帮家里还清了七八万元债，那是养父和奶奶治病欠下的，又还了二哥结婚的欠款。她走后，大哥打欠条，东家借一百，西家凑两百，帮二哥娶了媳妇。
她给两个哥哥各盖了四层小楼，照顾起还挣扎在温饱线的养家哥哥姐姐。他们连鸡不下蛋都来找她。
金燕玲说，养家给了她第二次生命，他们共度艰辛的日子，也是她在童年感受到的仅有的稀薄的亲情。找不到生父母，金燕玲把风筝线牵了一根系在养家身上。她不想再飘了，“我们本身缺乏爱，哪怕给我们一点点爱，都觉得很满足和感动”。
能像她这样逃跑的童养媳，是少数。70后的“阿乐”，多数“留在家里”了。一个1974年生的童养媳，刚十二三岁，就被养父母要求从两个哥哥中选一个。她哭着求他们，嫁她出去吧，她有多少彩礼都拿给哥哥娶老婆。养父母不肯，用手比着脖子，告诉她，如果不选哥哥，就选根绳子或选把刀子。
她选了三年，选了脾气好一点的大哥结了婚。18岁时，她生了一个女儿，还要继续生，后来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如今，她44岁，已经当了奶奶。丈夫待她很好，可她总觉得怪。提起过往，她眼眶泛红，如果当初可以读书，识了字，她肯定就跑了。现在，她只能说几个普通话的词，孩子大了，孙辈也出生了，她也不可能跑了。
还有一个70后“阿乐”，被养母从打工的地方喊回来，发现亲戚们热闹地围聚在家里，才知道那天是她和哥哥的婚礼。她嚎啕大哭，亲戚们挨个劝她，把哥哥推进屋子，再把门一关，婚就这样结了。
一个1988年生的“阿乐”，聪明、漂亮，十五六岁就被强迫和有智力障碍的养家哥哥睡在一起。初夜后，她砸了家里的东西，什么都没带就跑出了门。几天后，她跑回来了，就这样嫁在了养家，没有婚礼。
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兄妹，“过夫妻生活都很痛苦”。陈树芬刚结婚时就不让丈夫碰，丈夫碰她一下，她打他一下，两人因此经常吵架。
哥哥变老公，其中的尴尬细节，“阿乐”们不愿多提。这些70后、80后的女人回忆初嫁时叙述平淡——
“（睡）在一起，我也说不出来（什么）感觉。”
“刚开始很尴尬，现在差不多。”
“有了孩子，现在也挺好的。”
“渐渐培养了感情。”
“是尴尬，但没有反对过，因为在莆田这是正常的。”
不这样，那又能怎样呢？
离婚前，陈树芬经常哭，想逃，但不知道能去哪儿，“哭也没地方哭，没娘家，去哪儿哭呢？”她认为，如果自己不是“阿乐”，三十岁前就不会过那样的生活。她验了DNA，放入寻亲的DNA库。她觉得能找到父母的希望比其他“阿乐”更渺茫，他们现在应该各有家庭。
她哭着提起生父，声音颤抖，“他都狠心把我卖了，我找他干吗？”她离开家乡那天，被牵着坐车离开，生父没有出现。
婚姻不顺的“阿乐”，很多也不敢离。养母说一句，离了就不要回来了，无家可归的童养媳就被“按住”了。有的童养媳跑走了，结了婚，生了孩子带去看养父母，想把养家当娘家回，兴冲冲敲开从小长大的家门，门后却是冷言和恶语。金燕玲是鲜有的个例。
被杀的
被杀的童养媳叫朱秀美。2003年2月，她丈夫朱世文用板凳打死了她。
1974年，朱世文出生在东海镇坪洋村。四岁时，父母就抱回了儿子未来的妻子。亲事定下时，朱秀美刚出生四天，从福建闽侯辗转被卖至莆田。
29岁时，朱世文已经是另一个镇乡村小学的教师骨干。他有了外遇，酒后打死了25岁的朱秀美。
因为朱秀美的童养媳身份，这起凶案当时震动舆论。朱世文称，自己和妻子都是“童养媳”这个怪胎的牺牲品。
这个血案，把很多媒体带到了偏僻的坪洋村。他们发现，这个村九百多户逾四千的居民中，有近千名童养媳。仅1987年和1988年两年，全村就抱养了六百多名童养媳。
2018年3月初，朱世文被囚十五年后的坪洋村，依旧偏僻，它位于海拔600米的坪洋山顶，盘山公路回环，从山脚驱车近半个小时才能抵达。
朱世文父母守着家里敞亮簇新的连排二层楼房，对旧案不愿多提。他们在家务农，抚养朱秀美留下的女儿。在他们口中，儿子杀妻，只是酒喝多了失了手。
乡亲们对杀人者印象模糊，对被杀者也知之甚少。在他们眼中，朱世文一向沉默寡言，不爱说话，而他和朱秀美寡味的婚姻，在村里太正常了，很多人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在朱世文的描述里，这样的婚姻“只是为了生活和繁衍后代，没什么感情可言”。婚前，他和妻子以兄妹相称，婚后争吵不断。杀妻前一年，母亲曾劝他，实在过不下去就离吧。
坪洋山位于几个城镇群间，像个贫瘠的孤岛，山下的女人不愿嫁上山来，坪洋村“全村到现在还有108个光棍”。
1949年前，坪洋村人就从山下的村庄乞养童养媳。从外地买童养媳，则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事。坪洋村一位老人回忆，从长乐等地买童养媳，是因为“便宜”。当时，一头毛猪值四十六块两毛二，一个女婴才五十元。抱个孩子回来，每户还可以多分些田，家务和农活也有人帮着干了。
上世纪70年代，坪洋村男人娶老婆，彩礼要四五百元。村里一户人家一年赚不上几十块，地里种的庄稼只够糊口。漫山遍野的茅草可以割了下山卖，但100斤只卖得8毛钱，割完一茬，要苦等着草长高才能再割一茬。
沉默的婚嫁像茅草一样，在村里一茬接着一茬长。第一批被买回来的“阿乐”长大了“留在家里”，也早早买了“阿乐”来做女儿。她们盘算，如果“阿乐”长大了，儿子看不上，当不了童养媳，还可以去其他人家换亲，小姑换嫂子。
坪洋村。
一位今年70岁的坪洋村女人，生父当年用她给儿子换了一个童养媳。她长在坪洋村，又嫁在坪洋村。上世纪70年代初，她在莆田市区旧阔口车站附近的贩婴市场，又为儿子买回一个童养媳，花了62元。如今，这个48岁的童养媳也已经当奶奶了。
一位今年66岁的坪洋村童养媳，是1952年被从山下被抱进村的。结婚后她不能生育，1974年亲自去长乐车站抱回一个女婴，“只花了70元钱”。
和坪洋村一样，1960年代后，在莆田贫困地区的其他村庄，获取童养媳的方式从乞养变为买卖，长乐等地的弃女如潮水般被购入，她们的婚姻在襁褓里就定好了。
朱世文杀妻案曝光时，有媒体质疑当地人的童养媳属于“黑收养”，莆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福利科有关负责人则反问来访记者：如果不让他们抱养童养媳，你能帮他们找到老婆吗？
买童养媳的风在坪洋村吹了三十多年。该村一位90后大学毕业生透露，在他出生的1990年代，他的童养媳母亲还抱着给他或弟弟抱童养媳的意图，从附近村落抱回一个妹妹。而就在前几年，他的一位90后“阿乐”同学，还嫁给了养家哥哥。
三十余年间，村里也出现过抗婚悲剧，却像风吹茅草，起了些声响，又归于岑寂。 曾经有一个15岁童养媳和邻家17岁男生恋爱，怀了孩子，但养父母坚决不同意。
她喝农药自杀，尸体从楼梯上被拖下来。埋土时，有人大声骂，这种人死得好，不如烧了撒一把灰，以后别投胎了。还有一个执意要外嫁的童养媳，出嫁那天，村里有人背后诅咒她嫁过去怀不了孕。
杀死童养媳妻子的朱世文在十五年前说，如果是自由选择的爱人，他决不会将她打死。他后悔和她结婚，但没有离婚，因为“受传统思想影响，总觉得对不起父母，想维持这个家庭”。朱世文1993年毕业于仙游师范学校，杀妻时已是学校教导主任。
也是在那个年代，坪洋村人一个带一个，下山到全国各地做糕饼生意，营生好了起来。之后长大的童养媳，逐渐有人不再“留在家里”，很多买回来的“阿乐”，也被当成了女儿养，不再重复上一辈“阿乐”的命运。
自愿的
“你觉得什么是爱情？”杨静怡被这个意外的问题问愣了，怔了几秒回答说，“我到现在还不懂。”
她32岁，留着精神的短发，面容清丽、身材高瘦，在人群里比较打眼。1986年刚出生，她就被卖到莆田。养母之前买了一个童养媳，夭折了，又买来她。杨静怡19岁结婚，嫁给养家的三哥，生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大的已经13岁了。
她曾有接近爱情的机会，都被自己斩断了。一次是在厦门上技校时，有个兵哥哥约她出去玩，她没有去。一次是同学哥哥的朋友，托人传信到厦门，说找了她三年，想见她。她想到辛劳的养母。养母多病，她不可能把她扔在莆田。“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不容易。”
养父在她十岁时过世，留下三个儿子，没有留房子。第二年，她大哥结婚，聘金花了两万三。又过几年，二哥结婚，花了一万二。在上世纪90年代末，这是两笔不小的彩礼。两个哥哥务农，没什么积蓄，养母省吃俭用，又四处借亲戚的钱，帮他们讨老婆。
怀三哥时，养母感觉像女孩，打算养大了换亲，解决一个儿子的婚事。杨静怡五六岁时，家里又买了一个童养媳，她帮着带，但养到两三岁，夭折了。
到了三哥要结婚，养母从厦门叫回杨静怡，对她说，“你也看到了，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
养母拿不出更多的钱了。杨静怡没有多说什么，三哥也沉默着。她户口簿上和户主的关系是“养女”，家人到派出所开了她和哥哥非血缘关系的证明，没有办喜酒，他们就这样成了夫妻。
莆田“阿乐”。
杨静怡知道，谈恋爱的男女有说不完的话。但她和丈夫要聊天，却怎么也聊不起来。进入青春期后，三哥出门打工，他回家的日子，她就躲在学校磨蹭到很晚才回家。养母想让他们亲密起来，常让她喊他吃饭，话头却老抛不出去，抛出了也扔不回来。
不管作为哥哥，还是丈夫，她从来没和他交流过，他是否曾喜欢过什么姑娘，打工期间有没有交过女朋友。
尴尬在生了孩子后一点点缓解，波澜却还是兴不起来。当了十多年夫妻，散了饭，他们的消遣仍是他玩手机，她在电脑上处理淘宝生意，彼此无话。
“比较有遗憾。”杨静怡说起没有尝过爱情的味道。少女时期她只觉得有人追求是件好玩的事。
等到夫妻的日子不咸不淡地过了十几年，她又想，如果在厦门多待几年，见了世面，能力也长了些，她就不会听话地“留在家里”了；或者养父没有早逝，哥哥们的婚事有人操持，可能一切都会变。
毕竟在她结婚的年头，“留在家里”的“阿乐”已经越来越少。
“她留在家里属于责任感。”另一位“阿乐”评价杨静怡的心思。杨静怡点头，“是责任”，她眼里起了一层水雾。她承认，“是为了报恩才嫁的”。童年家里困窘，但养父对她很宠爱。她不知道自己哪天生的，要选一天当生日，她会选户口本上那个日子，因为那是养父选的。
同样因为“责任”选择“留在家里”的，还有1981年生的林丽菁。她17岁时，养父病重，去世前把她叫到病床边。他要走了，希望她以后“留在家里”。他怕儿子以后到外面讨亲，如果娶到恶媳妇，妻子要挨欺负。
养父哭着求她，林丽菁不忍拒绝。她跟着哭，想着自己的命就这样了。她曾幻想过找一个中意的人，嫁出去。当时村里逐渐有80后“阿乐”外嫁。但养父都这么说了，她很乖，哥哥也很乖，事就定下来了。
很多童养媳婚姻的产生并没有经历激烈的挣扎，选择“留在家里”多和养父母有关，因为——
“怕老妈伤心”；
“老妈说如果嫁出去，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老妈说以后嫁出去，你婆婆对你不好，你不要回来。我吓怕了，就留在家里了 ”；
“养父母问我愿意吗，看他们也很期待的样子，糊里糊涂就嫁了”；
“养父养母非常疼我，比自己的子女还要疼，前面也不肯，最终还是松了口”；
“上面的大嫂对她不怎么样，他们不怎么见怪就说让我留在家里，我看他们也是蛮可怜的（就答应了）”……
新世纪前的莆田，成村成村的“阿乐”都留在了家里，童养媳婚姻成了正常的事。即使是想抗争的60后、70后，也不敢打外嫁的主意了。如果她们吵和闹，会被骂“没人性”，她们的命都是被捡回来的，应该对养父母“感恩戴德”。
确实有“阿乐”为了回报养父母的恩情，留在了家里。这在2005年莆田某乡镇党委书记回应《半月谈》采访时，曾有印证——当时的年代，长大的“童养媳”自由恋爱的已经较多，但也有为报答养育之恩和“哥哥”结婚，对此他们没有权力干预，“只要她们口头表示自愿，我们就要给她们办结婚手续”。
时任福建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郭延同期接受《半月谈》采访则认为，“童养媳”现象严重违反了《婚姻法》关于婚姻自由的有关条款，侵害了妇女儿童权益，“对人性是一种摧残”。基层组织也应加强对“童养媳”尤其是未婚“童养媳”的教育，鼓励她们婚姻自主。“作为‘童养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用一生的幸福来报答养育之恩。”
不过，现实残酷的是，就算相亲嫁出去，“阿乐”在莆田也比别人矮一截。“阿乐”要外嫁，就要拿了彩礼给哥哥娶媳妇，但她们在婚姻市场“不值钱”，想外嫁出去不容易。
随着莆田人在全国把生意越做越远，外出的哥哥赚够了彩礼钱，不愿娶童养媳妹妹了。80后、90后的“阿乐”外嫁的情况，随年份推移而增多，并呈地区差异。在乡民专务莆田系医院的东庄镇、垄断全国九成木材交易的忠门镇、打金门店包揽全国三分之一零售份额的北高镇，“阿乐”外嫁的情况就开始得较早。
60后、70后的“阿乐”羡慕80后、90后，时代不一样了，她们的日子过好了，有的选了，可以嫁出去，也可以选嫁给谁。而留在家里的“十对有八对不幸福”，像是在熬日头，“随便过过就可以，像过家家似的”。童养媳的婆家也是娘家，但没有娘家人撑腰，老公在外面也会“放荡一点”。
莆田人现在离乡离土的营生方式，比此前的时代更容易“化解尴尬”。女人留在家里带孩子，孝敬既是公婆又是养父母的老人，男人则出门做生意，近年关才回来，过了元宵就出门了。他们一年见不上多少日子，打电话就聊聊孩子和老人，日头一天一天过，孩子大了，老人老了，他们也忘了早年的尴尬。
坪洋村那个有童养媳母亲的大学毕业生，曾把家乡这种婚配方式告诉外省同学。同学惊呼，这不是恶劣的贩人行为吗？但他从小所见，村里这样的家庭遍地都是，生活并不像《盲山》里演的，“拐了外面的女人来，整个村庄都在维护刁民”。
“只能说我能理解，当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能接受。”他说，母亲没接受过什么教育，父亲从小长在村里，思维见识都有局限，他们的婚姻和那个年代的其他农村家庭一样，都是“为了生活”。即使母亲也为他抱回了童养媳，他理解这并非个体的迂腐，而是她长在那样的环境里，在当时看不到未来，以为村庄还会一直穷下去。
而一位受过不少教育的“阿乐”，聊起在中国近代史上受尽苦难和轻辱的妇女。她说，“我们和她们一样，也没有人记录我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