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以来，中共官媒不断出现中国“新四大发明”的歌颂与报道，“新四大发明”就是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电子商务。在一片“厉害了，我的国”的铺天盖地宣传中，在港共奴才对中共国的科技与经济发展连番擦鞋声中，大陆有两个演讲说出了事实，并发出了对民族主义中国的逆耳之言。
一个是《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的演讲，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可是，中国偏偏有一些人说中国已经“全面超越”美国。另一个是吉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在2018年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主题是对中美贸易战的分析，他引用国歌里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说“现在，我不敢说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可以说，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
中国所谓的“新四大发明”都离不开互联网的应用，李晓指出，网路技术有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其次是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如晶片，再次才是利用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进行市场开发。中国的支付宝、电子商务，都是第三层次，即利用巨大的市场规模实现的快速扩张，跟原发性的技术创新思维、原发性的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运用别人的技术，以中国的市场规模迅速推广而成。用刘亚东的话说，就是“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
包括汽车、飞机的发动机，更包括网路的核心技术，都是中共国的痛点，长期以来，即使用“举国体制”都无法攻克。刘亚东认为基本上有三个“自古以来”即民族性的问题。
一是缺乏科学武装。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二是缺乏工匠精神。三是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
除了轻科学理论、重实用技术之外，其他两个问题，我不认为同传统有关，而是中共建政后带来的社会意识。
我比较认同李晓提出来的中共国出现了当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所说的“知识上的义和团”的倾向。李晓说：“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战中，有些学者和专家提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种提法令人匪夷所思。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何谓‘要不惜一切代价’？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时代？”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义和团精神，即是盲目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四大发明”其实就是知识上的义和团，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就是政治上的义和团。“中华民族到了新的危险的时候”不在于外在力量的入侵或制裁，而在于自身。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切危险都是自身的义和团性格带来的。
（转采自墙外楼文章，原文作者： 李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