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Too运动引发自由主义者担忧
近半年来，美帝传来的Me Too（反性骚扰）运动，在中国内地愈演愈烈。流风所及，学术圈、媒体圈、公益圈、公知圈、同志圈，纷纷中招，几无幸免。上述圈子在当代中文语境中都属广义上的自由派（反对派、异见者），其中诸多大佬、大V和知名人士，亦常以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场域。于是有人质疑，中国版的Me Too运动可能是官方用来浑水摸鱼、转移公众对重大议题（如疫苗事件）之注意力、借以污名化自由主义群体的“白手套”工具。
很多公知圈大佬都持上述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下疫苗事件未有完结的时候，突然曝出这么多自由派阵营的性侵事件，背后肯定存在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是来分化瓦解自由派的力量的。在他们的话语中还有这样一个逻辑排序：疫苗事大，性侵事小；注目前者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注目后者纯属插科打诨无病呻吟。有人出来劝和当“公卿”，希望年轻人们不要“不分敌我”、搞无差别攻击。而要顾全大局、珍惜来之不易的泛自由主义”统一战线“；还有人担心，Me Too运动会演化成新时代的文化大革命，野火燎原，大鸣大放，道德挂帅，上纲上线。然而至少目前看来，Me Too运动的命中率、准确率高的吓人，凡被揪出来的，不是有前科的，就是惯犯。有一只老鼠，就证明早有一窝老鼠。不去除害，反责备除鼠的人，是何道理。
“老自由派”观念：Me Too运动解构宏大叙事、不识大体，是转移疫苗事件的白手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无论其所从事的公共志业如何崇高，哪怕是为了民主宪政、人权法治、普世价值而至于下狱坐牢的地步，都不能自谓具有天然的道义高地和政治正确，可免于公众对其个人道德品行的评判。Me Too运动乃是对这些公众人物提出更高的标准，期望他们所言所行足资匹配公众给予他们的信赖，以及籍此信赖加诸其身所得而成的各种光环（无论是物质的名誉的）。私德有所亏欠，于公共事业之总体价值而言，总算得上是一个缺憾；所谓的公德压倒私德、大节重于小节、将功抵过、灰色地带、”三七开“等等，皆非可以放纵油腻的理由。
把对疫苗事件的关注与对性骚扰丑闻的揭露互相对立起来，二者必取其一的态度，多少有些问题。社会的建制性罪恶是一种恶，侵犯个人身体自由同样也是一种恶。罪恶无分大小，权利不分高低，不应该在此区划出三六九等来。哪怕最终对疫苗事件的后续追踪不足，也不该由Me Too运动来背黑锅。更何况疫苗事件是全民性讨论，性侵事件则始终局限在少数群体。要求别人所关心的权利来为自己关心的权利所让道的作为，实乃在精神底层上与一言堂式的、大佬式的独裁专制思维高度同构——等不到官方主动推出“白手套”，自由派已经自己反对了自己。
“新自由派”观念：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为大众争权利。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为大众争自由。
就算是“白手套”，本质上说，“Me Too”运动对官方而言，也是一把一开两刃的剑。官方冷眼旁观也好、曲意利用也罢，均无改其是一场公民自发的权利觉醒运动的性质。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讲，出于维持稳定的需要，“Me Too”运动大概率被迫止步于更靠近公权力中心的某些部门、圈子，比如中央电视台或者高级别的政府机构。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由于权力的不对等和讯息的不透明，公共场域最后也会演化出出于策略考量（而非私仇）的、类于“围魏救赵”“打伪军不打皇军”的所谓“选择性爆料”和“选择性打假”。然而即便如此，难道责任就在年轻人身上吗？
我们当然可以预见得到“Me Too”运动对泛自由派圈层的冲击。偶像的坍塌，有利于圈层的自我净化，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扣上党同伐异、整风运动、文革批斗的帽子。Me Too运动为中国自由派中划下一条清晰的界限——自此以后，以90后00后年轻人为代表、更重视个体权益的新自由派，将和私德不彰、沉浸于宏大叙事的油腻中老年公知彻底分道扬镳。后者对前者的批评，往往是指前者的作为只是自私的小我的“个案”抗争，乃是“去政治化”的。他们永远不懂一点，没有“个案”的抗争，种种所谓足够“政治化”的宏大叙事，亦不过是虚伪的建构、精装的外壳。这一分野，有点近似于与香港本土派（本土思潮催生的年轻反对派）与泛民派（有大中华情结的传统反对派）之间的“世代之争”。相信随着“Me Too”的日渐深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的版图，会被彻底改写。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更新换代，竟是由女权运动首先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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