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琼没想到，她会成为“令人震惊体”文章的主角。刷屏朋友圈的公号文章，把她拍摄的纪录片《出·路》比作中国版的BBC纪录片 《人生七年》（“7 UP系列”），标题被耸人听闻地改成了“真实跟踪记录：中国3个阶层孩子的10年人生轨迹，结果令人震惊！”而这部纪录片背后的导演郑琼，低调地藏在大众视线之外。三种命运，像藤蔓一样缠绕在她身上
原标题《郑琼 飞出芒果街》
郑琼有一个行李箱，留了二十年，里面没装任何东西。
1989年，郑琼20岁，高考三次失利，在家待业一两年后，父母通过关系辗转把她塞进了湖北咸宁一家工厂的质量检验科。她在这家工厂已经工作了两年，每天带本闲书上班。她不甘心，想离开湖北。
母亲把她关在家里，几乎要气疯了。本来约定共同北上的闺蜜带着这个行李箱上了门：“阿姨，你就让她出去吧。以后的事您别担心，在外面实在不行她回来，有我一口饭吃，就有琼子一口饭吃。”琼子是郑琼的小名。那口行李箱，原本是闺蜜为自己北漂准备的，同样被家人拦下后，选择了放弃。她把行李箱送给了郑琼，“代替我们走吧。”母亲泣不成声，最终点头放行。
24年后，纪录片《出·路》在一百多个城市点映，郑琼是导演。这24年里，她被当作“中国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被邀请到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谈中国纪录片，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评委。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加映场映后，郑琼一身朴素地出现。全然没有刻意打扮着装的样子，挽着的发髻漏出几缕银灰的碎发，灰色袜子踏着运动式平底凉鞋，与一旁踩着高跟鞋、浑身透着精致的年轻女主持形成鲜明对比。观众很快意识到，48岁的郑琼不在乎这些。
纪录片《出·路》拍摄对象：（从左到右）袁晗寒、徐佳、马百娟 图 / 有束光
她云淡风轻甚至有点自嘲地提起了当年高考三战皆败的经历。在她的纪录片里，也有一个三战高考的咸宁男孩徐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甘肃偏远山沟的12岁女孩马百娟，一个从央美附中退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2009年，当摄像机第一次对准他们时，三个被摄者都和当年的她一样，处在自己人生的坎上。三年后、六年后，郑琼第二次、第三次记录下三个孩子的变化与命运，于是有了《出·路》。
纪录片《出·路》剧照，甘肃偏远山沟的女孩马百娟
许多人说这是中国版的BBC纪录片《人生七年》（“7 UP系列”）——尽管郑琼并没看过。最初，她只是偶然听说了袁晗寒的故事：女孩表现出了超高的艺术天赋和创造力，但学校的考试有几门不及格，认为女儿天性不适应学校教育的妈妈主动为女儿从央美附中办了退学。
“你们知道央美附中是怎样一所学校吗？考上这所中学就会附带一个北京户口，多少外地人挤破脑袋想往里面钻啊。但她们能做到这样轻易地放弃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优质教育资源。”郑琼在映后交流会上向观众解释。袁晗寒并非富二代，在北京，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
混杂着羡慕甚至些许的嫉妒，郑琼想到了自己。她当年也是这样的孩子，不知为何对学校有诸如发烧呕吐的生理性不适，虽然课外读了大量野书杂书、对文字也有异常的敏感，但成绩堪忧。和袁晗寒不一样的是，她从没想过放弃高考。生在小城镇普通家庭的她没有别的选择。之所以执着地考了三次，其实也并非完全因为考不上——本地院校够上了，但对她而言，高考最大的意义是离开家乡这个闭塞的小镇。
相较之下，袁晗寒就算是退学，也浑身散发着一股子“不着调”。纪录片里，刚退学没多久的袁晗寒对着镜头、半不正经地抱怨：“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玩儿呢，我妈给我打一个电话，说袁晗寒咱卷铺盖卷回家吧。然后我很诧异，我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我新买的小被子和小褥子，还没有睡到两天，我就要放弃它了，我觉得特别的亏。”
纪录片《出·路》剧照，从央美附中退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
这种松弛是那时的郑琼从没有过的气质，而袁晗寒轻易拥有的选择，也是她直到现在才努力为自己争得的自由。退学后最初几个月，袁晗寒在家无所事事，大半时间看电影，或者画画、发呆。无聊久了想找点事干，想起妈妈提过想开个咖啡馆，自己去当时还没商业化的南锣鼓巷走了圈，看中个一年两万租金的门面，租下来自己粉刷、装饰、采购，做了个小酒吧。咖啡馆不赚钱就关了，再过些日子，申请到去德国杜塞尔多夫学艺术的机会……
袁晗寒很“丧”。她不是那种壮志满怀的人，好像做什么都无所谓的样子，却永远有路可走。“我没有想过，我以后的生活，比如说你想要做在哪一个阶层的人，反正我觉得不会饿死就行了。而没有人会被饿死的，如果你不想饿死，你是不会被饿死的。如果你真的那么想的话，就算你再富有，还是会饿死的。”
看着袁晗寒，郑琼有了开机拍摄的念头。
但同时，她也想找到另外的主人公：比如，和曾经的她一样把惟一的出路寄托于高考的孩子；又比如，对于“会不会饿死”这件事，拥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与认知的孩子。
纪录片《出·路》剧照，从央美附中退学的北京姑娘袁晗寒
抱着这样的想法，郑琼回到自己的高中母校，请任教的亲戚帮忙找愿意接受拍摄的复读班学生，又托公益机构的朋友帮忙，在西北贫困山区物色拍摄对象。
这些拍摄前的准备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流程。尽管第一次独立做纪录片导演，但从2004年起，她已经与好几名欧洲纪录片导演合作过，担任研究助理，负责中国部分的调研、拍摄安排。对郑琼来说，这是“偷师”的过程，常常，在拍摄结束回酒店的路上，她会一直追问欧洲的导演，诸如为什么有些场景要这样拍，为什么要那样做……最后老把对方问愣：“好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个。”
她曾好奇，纪录片导演在现场指挥调度镜头的运行、选择拍摄哪些场景，这些究竟是提前构思好的，还是到现场后才临场发挥的呢？欧洲导演给她的答案是，“纪录片电影是一个有计划的艺术。”
“这是中国导演特别大的一个误区，知道吧？有人会觉得哎呀你挺有意思的，那行，我买设备拍。它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这样子想跟拍他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也没有这个金钱。你要提前做特别多调研，要了解拍摄对象，要知道故事在哪里，要知道我要拍哪些东西。那我每次就拍一个星期或者五天，有调研有计划的，每一天拍什么都特别清楚。”
“没有钱”是郑琼重复最多的词。比如上海国际电影节时，也有观众问：“请问导演拍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郑琼不假思索：“没有钱。”台下哄笑，郑琼严肃：“我是说真的。”拍片的钱有时靠申请电影节或基金会项目资助，有时靠投资人或朋友的慷慨解囊，筹一段拍一段，没钱了就暂时放放，先忙其他项目比如组织iDOCS国际纪录片影展。
到处找钱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不得不修炼的能力。郑琼反感那些所谓卖房拍片的苦情宣传：“那不是针对影片内容质量本身的。你拍的过程再辛苦，拍出来一坨屎，有什么意义？”
她希望观众看到片子本身的“讲究”，“而不是那种所谓的什么独立导演，就自己扛着机器吭哧吭哧拍出来的。”她自己形容，“每个镜头背后都是有很多工作的，没有一个镜头是随意的，是没有用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在传递你想表达的东西。”
这“讲究”一开始就藏在对拍摄对象的选择里。考虑到画面效果，她不仅需要找到合适的人，也需要他们的生活环境具备某种视觉符号：比如西北寸草不生的贫瘠黄土，简陋的土坯平房教室，全校一共两个年级、五个学生，每个班只有两三个孩子——这就是马百娟的学校。朋友还曾给郑琼提供过另一个选择，但郑琼想想放弃了：那个孩子所在的校园贴着白瓷砖外墙，对影像工作者来说算不得理想。
马百娟沿着土路步行，到达会宁县野鹊沟小学
在朋友推荐下，2009年，郑琼第一次去了甘肃会宁县，与当地教委见面，和学校校长聊天，让老师介绍情况、推荐合适的孩子接受拍摄。脸上挂着笑、眼里闪着光的12岁山里女孩马百娟，就这样第一次出现在了郑琼面前。
郑琼是喜欢这个孩子的。她形容马百娟身上有种“跟土地连接带来的喜乐感、很简单的纯粹的那种愉快”，她理解，也有过。12岁的马百娟刚上二年级，总是认认真真的，走起路来双臂有节奏地在身侧大幅挥动，念课文时节奏单一、句调平且拖，句子最后一个字永远是第一声：“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云儿去了哪里？我想知道风儿在说什么？……我想知道世界为什么这样神奇。”
与另两个被拍者最初的状态相比，马百娟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状态最好的那个。她的眉眼里透出对当下的满足感，哪怕每天上学来回要走30里地，哪怕只是走许多山路去买四本作业本，她也高高兴兴地笑、仔仔细细地数钱——三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外加两个一毛的硬币。但她的小哥哥对此的反应是：“你光费钱、钱，你就记下个钱。给钱给你呢，就知道花花花。”
马百娟家确实穷。会宁县是个靠天吃饭的贫困县，周围都是大山，天不下雨便没水没粮，曾有过十年巨旱。早些年，父亲不让马百娟读书，“念书没用，你念它干啥，念完考不上还不是回来种田吗？”学校几次上门动员，父亲最后勉强同意时，马百娟已经十岁了。
“苦怕了，也饿怕了。”距第一次拍摄三年后，马百娟的父亲从会宁县野鹊沟搬到宁夏中卫，说自己“一点不想老家”。但这第二次拍摄，郑琼意外吃了闭门羹。马百娟父亲赶她们出去：“给上两万元，你就拍，给不了两万元，你就不要纠缠。以前我不知道，早知道是私人拍摄，给上十万元我都不拍。”
郑琼没有钱再来一次了。租设备、路费、人员劳务、日常开销，经费所剩无几，她上哪拿这两万块？她决定硬碰硬，各种法子不论正邪全试一遍：请亲戚劝，让邻居议论制造舆论压力，甚至请哥哥的领导吃饭以求权力的施压……毫无效果。最后，郑琼以退为进，撂下话：“行，我们不拍了，收了走人。”
第二天，马百娟的哥哥主动打电话过来：“你们咋不来了？真不拍了？”郑琼哭笑不得。态度强硬地交涉一番后，马百娟父亲道了歉：“老粗就只看眼前的，不想日后的前途。”
郑琼顺势问起，怎么打算女儿“日后的前途”？
“尕女子长大就找个主儿，她活她的人去，再也没有什么打算。”马百娟父亲说。
马百娟在土坡上念自己的作文，她说，“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这次拍摄的画面里，15岁的马百娟眼里的光消失了，甚至显得有些钝。这个发育得有点胖的女孩，开始刻意地躲着镜头，尽可能背对、沉默。搬家后，她转学到宁夏中卫，十四五岁上小学四年级，完全无法融入班级，学习也跟不上，逐渐生了不想读的念头。不想读的背后，也有小哥哥日复一日的埋汰：“学不好还浪费钱你读书干啥……”
马家一共四个孩子，大哥一心想靠打工供俩弟妹上学，而在2009年拍过一些素材后，郑琼也曾把马百娟的故事剪成过一个小短片，在BBC播出后，加拿大Calgry有位观众写信过来愿意资助马百娟和她的小哥哥读到大学。老二曾是大哥认为的“家里惟一读书有点希望的苗子”，但头脑精明的小哥哥觉得读书无用，只想尽早打工挣钱，主动退了学；马百娟再退学，来自海外的教育资助就彻底没了戏。
2014年6月，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
马百娟的同龄女孩已经大了肚子，她们讨论着肚子的大小和软硬、产检、去哪里生孩子。马百娟站在中间，含着友善的笑意，只听不说。她还插不上嘴，但她知道不用过太久，自己就能融入这和谐的话题氛围里了。
郑琼体会过马百娟与土地连接的喜乐，却从未体会生存基准线以下的贫穷带来的焦虑。袁晗寒和马百娟的生长环境都相对小众与“极端”，她需要找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人物——也更贴近当年的自己。
尽管是自己的家乡高中母校，在咸宁的拍摄进展却没有想象中顺利。原定拍摄对象临时改了主意，郑琼不得不重新托亲戚推荐人选，再一个个面谈了解情况。她预设的理想拍摄对象很简单，“一直一直复读，就很坚定的，一心一意只想考大学”——已经两度高考失利、决定再搏一年的徐佳出现了。
纪录片《出·路》剧照，三战高考的咸宁男孩徐佳
徐佳不是擅长表达想法和情绪的孩子。面对郑琼的问题时，他说的往往是一些空泛的励志口号，郑琼换了种方式，让他把心里的感受写下来。第一次，徐佳写了许多和父亲有关的故事——希望徐佳上大学是父亲生前的遗愿，很大程度上，徐佳是为了已逝的父亲在坚持——但依旧没有多少表达感受的词句。郑琼看完，让徐佳写了第二次，总算有了些感受。纪录片里，徐佳描述自己心理活动的旁白，大多是这样被录下的。
“害怕失败”“恐惧”，徐佳形容自己的复读压力，“就感觉有一段时间整个人冒汗、手发抖，完全做不了题目。就是我静静地坐十分钟也改变不了，就后来一直抖。”
纪录片《出·路》剧照，三战高考的咸宁男孩徐佳
等到第三年再复读，徐佳觉得自己已经把心态“调整得比较好”了，“比较平静、不会胡思乱想”，也会自我安慰：“考不考得上其实真的无所谓。”他打心底知道自己还是在意结果，但这种自我安慰还算行之有效。
郑琼对这种隐忍的形容是，“把跟自己的感觉切断，一心去生存”。徐佳生于不富裕的农村家庭，父亲早逝，妈妈辛苦把两个男孩拉扯大，这些让徐佳身上有比同龄人更沉重的焦虑。三年后，徐佳考上湖北工业大学，但新的就业焦虑袭来……似乎永远不得放松，他总在新的焦虑中轮回。
郑琼也有过很长时间“切断感觉，一心生存”的阶段，不仅是三次高考前后心理走过的黑暗隧道，也是某种长久的不得放松的生存状态。1994年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后，她先去语言学校学了一年英语，所有钱都交了学费；第二年，她在五道口找了个月租300元的学校医院床位住下，在广告公司当销售卖广告，从报纸、商场到处抄电话号码为自己发展客户，第二、三个月就谈成了四千元的业绩。后来她学了电话销售，跳槽，单枪匹马闯进一家报社，说自己愿意帮忙做发行，不要工资，只要业绩提成，惟一的条件是给她一个电话。那是1996年底，一个月她赚了六千。
十多年来，郑琼一直是那个充满干劲、敢想敢做、学习能力超强的女强人。朋友王长田创办光线传媒找她加盟，她一听是从没接触过的电视媒体领域，“好多从来没听过的词，片头之类的，就特兴奋”，记了二十多本工作笔记，在前线做发行经营，“把公司从负数做到正数，一百多万。”然后她辞职，去安徽江西观鸟，期间又有人找上她要投资一档谈话节目，为了入账，她只好成立了一家公司……
怎样才能把公司关掉，这个问题困扰了郑琼很多年。管理公司对她来说是个巨大的拖累，但她迟迟下不了决心当机立断；就像她被迫开启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一样，她说了许多次“这是最后一年iDOCS，明年我再不折腾自己了”，然而每隔几年论坛重新启动的消息又会传出来。说被迫，是因她本无意创办，只是因为在拍摄纪录片、四处找钱的过程中，分别申请的发行资金竟比拍摄资金先申到了。从选片、谈版权、拷贝片源、翻译字幕到申请场地、活动举办许可、排片宣传、邀请嘉宾，如今除了一些志愿者外，iDOCS正式的全职组织者只有郑琼一人，她忙到昏天地暗。
很长一段时间，郑琼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她不敢享受，有许多年曾把在北京买下的房子作为公司的办公室，自己住在出租屋里；喜爱孩子的她如今年近半百，早已错过生子的年龄，自觉可能是她此生最大的遗憾。直到2010年，公司内部有人告她，突如其来的官司猛地把她敲醒了：“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2012年，郑琼终于解散了公司所有人，把房子收了回来自住。她开始有意识地一点点找回自己曾被切断的感受。
《出·路》，某种程度上也是她的自我疗愈。郑琼一开始并没意识到这点，直到有一天，一位朋友看完片子后和她说：“袁晗寒就好像现在的你自己，有很多选择，有很多自由，也有很多可以说不的自由。”
郑琼当下就哭了。似乎某种东西被戳中和点破，她明确触摸到那个对她自己来说“必须拍这部片子的理由”。断断续续拍摄的这些年里，她也一直在问自己：郑琼你忙这个片子到底是真的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还是只想证明你可以成为导演？
“你在拍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逃避这个。就是你假装不问，但是你在拍的时候它会一直跳出来。你到底在拍什么？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回到，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
影像是诚实的，导演无处可藏。妈妈对郑琼说：“你就是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这件事情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三次高考失利的羞耻感成为内心隐痛，却不只是因为落榜——长久埋伏的那份不甘和不满，遗留着对自己无法离开的失望。
三次高考没能把郑琼带出咸宁，她在家赋闲的一两年，是人生中第一次最黝深的无光隧道。她大段大段地摘抄《约翰·克利斯朵夫》，每天写很多很多日记——压抑，迷茫，未知，憋闷，找不到出口……她形容自己好像被囚禁在黑暗的地牢里。
有人质疑，为什么不选择阶层差异更大的拍摄对象？片中，哪怕是生活在一线城市、拥有更多选择自由的袁晗寒，其实也属于中产阶级普通家庭。
实习中的袁晗寒
郑琼的回答是，她不想用那么极端或戏剧化的东西来刺激观众。那些魔幻现实的场景，观众心领神会地笑了；马百娟的喜乐与忧伤，观众感受到了，看到结局字幕时被她的遭遇微微刺痛了一下，“对我来说那就够了。”
她说自己“尊重生活的逻辑，尊重命运”，无意成为上帝。就像拍摄整个片子的过程中，郑琼印象最深的画面之一，与所有差距和冲突都无关，只是在甘肃会宁拍马百娟和家人的劳作时，夕阳里，一排人弯腰收稻子的安静剪影。
徐佳上大学后，她也问过徐佳：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还觉得考大学是你惟一的出路吗？
徐佳说不是。“这就好像你吃了99个饼，到第100个，你就觉得饱了，但并不是前面99个没用。他能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他跨过了高考的这一坎儿，到了更高一点的地方。”郑琼说。
找工作时在台阶上休息的徐佳
而很多年后的一天晚上，当郑琼把自己当年那些日记从头看到尾，也终于能够抱一抱当年那个小女孩。她也找到了“更高的地方”。几年前，她曾回到家乡小镇，路过小时候上学时必经的那条老街。
“街道两旁原来有豆腐店、竹器社、小卖部、杂货店、纺织店、缝纫社，惟一的文化设施就是一个大概能容纳几十人的电影院。就是这样一个偏僻封闭的小镇，我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少年时光。”
如今老街已没落，“隔三两家就有人扎堆打麻将，每个人的表情都庸懒麻木，时间仿佛在此停滞。”在医院门前的大路上，郑琼放慢脚步，来来回回地走，“秋天的风微微吹过，头顶的树叶和田里的稻穗沙沙地响”，放眼望去，生产队、医院、哪片的稻田是哪家的——什么都没有变。
她突然特别感慨。“如果一直待在那样一个小镇上，最后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除了无法忍受这酱缸一样沉闷的几代人毫无改变的生活外，还有怎样的可能性？沉沦？也许，但是很小，我想，最有可能，是疯掉，彻底地疯掉。”
小镇“地牢”里，还有很多“狱友”。她住在铁路边，铁路后边有一家百货公司批发部，批发部里有个女孩和她一样喜欢文学；常来家里听她念日记的初中闺蜜是护士，也爱浪漫幻想，“她们的精神领域其实远超过所在的地理位置。”她说起自己出去几年后，有次回来听到邻居的故事：“当她跟我说自己有婚外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特别为她高兴，根本没有去道德批判，觉得她终于可以有一口新鲜空气呼吸了。她曾经是因为对方有房之类的世俗原因结了婚。她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跟任何人谈，但是我知道，她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和精神上多么压抑的地方。”
“我后来其实是觉得，在我身上承载了他们的梦想，我替他们飞出来了。”
（感谢大象点映对本文提供的采访协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