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虽说自汉武帝起，就嚷嚷独尊儒术，但是，汉朝整个统治，骨子里还是秦朝严刑峻法那一套。法律之严苛，治狱之残酷，比之秦朝，不遑多让。所以，周勃贵为三公，一旦入狱，就感觉狱吏实在是太狠了。而他儿子周亚夫，立了那么大的功，稍有差池，立马要进监狱，琢磨琢磨自己受不了这个罪，干脆自杀了。只有在汉文帝时代，才稍微宽仁了几分，张释之为廷尉，也敢宽纵一点，还敢因为这个，跟皇帝争一争。到了汉武帝时代，整个又倒了过来。
所以，在汉武帝时代，真正吃香的，是酷吏，而不是儒者。要论酷吏，西汉首推张汤和杜周，这两个宝贝，都是武帝的心腹。张汤治狱，还在表面上讲究一点儒学的修饰，或多或少，还得找点法律上的理由。有了疑难案件，还会找当年的大儒，比如董仲舒他们，咨询一下意见。而杜周，则直接了当，一秉上意。揣摩好了皇帝的意思，若是要宽纵呢，他就给你找出宽纵的理由，若是要整呢，他就往死里整。
按说，杜周一直是跟着张汤的，应该能得到张汤治狱的真传，可是，一旦杜周自己当家，做了廷尉，朝廷主管刑狱的官员，就是另一个风格了。什么都不讲究，连个遮羞布也不要，上头透个风儿给他，他就一竿子插到底，雷厉风行。有人说，你一个掌管刑狱的人，不讲究公平公正，不管三尺法，专门看皇帝的脸色，这是应该的吗？杜周也不避讳，说，什么叫三尺法？三尺法还不是皇帝定的。所以，皇帝的看法，才是根本大法。
其实，张汤办案治狱，也是要看皇帝的旨意，只是，他要加一点遮羞的东西，所以，看起来，好像让人觉得感觉好点。杜周算是把事情看透了，觉得只要自己能紧跟皇上，什么遮羞布都不要，直截了当，还来得痛快。无论得罪多少人，只要皇帝不怪罪你，就保险没事。
所以，杜周为廷尉，办的案，基本上都是诏狱，专门冲各级官员下手。地方官两千石（郡太守）级别的官员，不下百余起。至于郡吏一级的，则每年都上千起案子。每个案子，不仅仅抓当事人就完了，一定要株连。不仅是当事人的家人，更重要的是要招出同党。大案子每每牵连数百人，小案子，也得扯出几十人来。哪怕你人在千里之外，也没准被证词牵进去。每抓一个人，都得让他招出同伙，不招，就大刑伺候，三木之下，何不可得？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越牵越多，京师的官员，每每六七万人受审，而加上府吏，则能达到十万人以上。所以，一旦官员发现周围人被案子牵连了，自己连忙逃跑，跑的慢，没准就也进去了。
著名的桑弘羊案，卫皇后及太子案，落到他的手里，都穷追猛打，每个案子，都扯出无数多的人。卫太子死后，朝堂竟然为之一空。卫太子未成年的孙子，都不能幸免，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然而，汉武帝这样的人，骨子里本是个寡恩刻薄之主，偏偏就是喜欢这样只对自己负责，视法律条文如废纸这样的鹰犬，觉得这样的人，才对他忠诚不二。加上汉武帝偏偏又活得长，所以，杜周一直到死，都没有遭到报应，最后，位列三公，成了御史大夫，善终于家。
哪儿讲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