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心研究所 | 马云退休是个坏消息吗？

马云退休已经没有疑问。唯一的悬念是多长时间过渡。

9 月 8 日晚间，马云接受阿里巴巴旗下媒体《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他将于下周一宣布阿里巴巴的“传承计划”。在此计划实施期间，马云仍将担任董事局主席。

马云表示这个计划已经准备了十年：“我与我们的高层 10 年前坐下来，问如果阿里巴巴没有了我该怎么办？我很骄傲阿里巴巴现在的治理制度、企业文化和源源不断的人才梯队，允许我走开而不至于带来破坏。”

下周一是马云的 54 岁生日。挺早的，不只是和中国企业家比。

两天前马云接受彭博采访时拿比尔·盖茨举例子时说：“我永远都无法和他一样富有，但是我能比他更早地退休。”

比尔·盖茨 2008 年正式退休，那时微软已经 33 岁。到 2014 年，盖茨才卸任微软董事长一职。到今天，人们已经很难想象没有淘宝、没有支付宝的生活，但是阿里巴巴这家公司成立至今也不过才 19 年，淘宝平台则刚刚过完 15 岁生日。

按照马云经常挂在嘴上说的，要做一家 102 年的公司，阿里巴巴没走完五分之一。

那么，马云退休算是个怎样的消息呢？

对于阿里巴巴公司本身来说，影响不会太大。

阿里巴巴现在是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其在电商行业的竞争对手京东、拼多多近期各自都遇到了挺大的问题，而扶持这些公司、与阿里巴巴全线竞争的腾讯则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游戏危机。

最近几年，马云已经与阿里巴巴日常管理脱开。转而积极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公益活动中，或者写股东信说阿里巴巴要打造一个“互联网的经济体”，要解决全球 1 亿个工作机会，服务 20 亿的消费者、为 1000 万家中小企业创造盈利。

阿里巴巴的具体运作，已经交给张勇。

2013 年 3 月，阿里巴巴宣布陆兆禧将接过马云的 CEO 职务。但接班人在 2015 年换成了张勇。

最近一个公开财务数据的季度，阿里巴巴获得 620 亿元收入，创下了三年来增速的新纪录。最近两年，阿里巴巴已经连续两年保持营收增长在 50% 以上。在新的财年，阿里巴巴的增长目标已经进一步调高至 60%。

2017 年 双十一结束之后的媒体中心现场，在舞台上做总结演讲的只有张勇一人。短暂出现的马云在台下听完张勇演讲，并没有公开说任何话。在那之前的几年，马云都是双十一现场的最后一个节目。

从既有的内部过渡来看，阿里巴巴从创始人到职业经理人的权力过渡相对平稳。光这一点在中国大企业里就相当罕见。

与此同时，马云退休仍然被解读为一个坏消息，起码不是一个好的征兆。就像《阿里巴巴：马云的商业帝国》（Alibaba: The House That Jack Ma Built）一书的作者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在消息传出后的评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是中国私营经济健康程度和远景的一个象征。不管他乐不乐意，他的退休都将被解读为不满或担忧”。

私企是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

中国财政部曾摘译美国 PIIE 智库 2016 年的报告称，当年前 11 个月，私企利润达 2.1 万亿人民币，而国企利润仅为 1.1 万亿人民币。而且由于统计口径的关系（私营企业不包含私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私企的真实利润应该是国企的 3 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也能说明这点。即使在 2015 年以后，国企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从大约 30% 提高到 38%，但其资产回报率却是从 2006 年之后一路下跌，到 2017 年仅 1.9%，远低于私企的 9.5%。

这足以说明私营企业至今依然比国企更有活力，也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国企在占据 38% 的工业资产占比的同时，它仅解决了 14.9% 的就业。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也是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马云本人的演讲在机场书店的屏幕上待了好多年：讲成功、讲创业。

马云和阿里巴巴一路走来的历史代表着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而现在，中国恰好赶上了私营经济最尴尬的时点。

传统行业，企业数量在减少

根据中国国家工商总局去年 9 月底的数据，中国私营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金）占比分别较 2012 年同期增加 10.8% 和 23.1%，但实际上，行业分化的现象非常严重。

一组由招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统计的数据显示，受到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影响，2016 年初至 2018 年年中，煤炭开采、黑色矿开采、有色矿开采等 11 个供给侧改革行业有约 1.1 万家公司消失，将近一成的公司消失，要么是破产、要么是被并购。其中钢铁、煤炭企业数量缩减的幅度分别超过 50%、30%。

在此期间，其他行业企业单位数上升了约 1500 家，增幅约为 0.5%。

超过 1 万家企业消失直接影响了今年 1-7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按照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当期累计值计算，今年 1-7 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减少约 3440 亿元，其中私营企业的利润总额累计减少 3946.5 亿元。而同期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是增加 28.5%，稍抵消了全行业的利润下滑部分。

去杠杆、A 股低迷，企业获得资金变得更难了

降低杠杆伴随供给侧改革同时发生。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自 2009 年（150% 左右）以来快速上升，到 2015 年时已经超越美国、达到 255%。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曾对此评论道，尽管每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制度环境不同，债务率不能只比较绝对数字，”但最近几年中国债务收入（GDP）比快速上升，提示我们风险在增加“。

招银国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最近三年的去杠杆改革中，主要受影响的仍是私营企业。由于去杠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银行收缩信贷，在资金趋紧的情况下，企业账期被迫拉长，交易风险大幅增加。自 2016 年以来，国有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从 7 天下降到 0 天左右。私营企业则从 1 天上升到 10.9 天。

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利息开支正在加大，今年 1-7 月利息支出同比上升 11.8%，同期私营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平均增速只有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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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企业在股市的融资也较往年难。据《好奇心日报》不完全统计，截止到今年 9 月 9 日，A 股共有 152 家企业提交上市申请、证监会通过 80 家、筹资额约为 1033 亿元。2017 年全年的情况则是 479 家申请、380 家通过、筹资额达 2301 亿元。

尽管今年还有三个月时间，但从目前上市申请企业数、通过率和筹资额的落后情况看，基本可以判断将全方位低于去年。而 A 股的低迷还有可能进一步压缩证监会的过审率。因为在资本市场缺乏信息、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增加上市公司数量可能导致股市里的资金更趋于分散。

今年 8 月 22 日，上交所单日成交额不足千亿元（983 亿），这是自 2016 年 1 月以来的第一次。而美国时间 8 月 23 日，仅阿里巴巴一个公司在美股的成交额就为 140.5 亿美元（953 亿元），接近上交所全部。

与此同时，企业要交的税更多了

同花顺 iFind 的统计结果显示，中国非金融类的上市公司 2017 年净利润 2 万亿元，约占全部上市公司的 55%，这是最近几年来的最佳成绩。

但当年度企业直接支付的税费为 2.28 万亿元，大约是企业净利润的 1.15 倍；当年度为员工支付的现金为 2.56 万亿元，大约是企业净利润的 1.29 倍。

如果再往前回溯两年，能看到 2016、2015 年非金融上市公司税费分笔是是利润的 1.36、1.66 倍；同期支付员工现金则是利润的 1.47、1.64 倍。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税务部门接管社保征收，企业基本都将按照员工实际工资支付社保，企业成本还将进一步增加。

另外一组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周其仁所统计的数据则显示企业税负（包括社保）增速远高于 GDP 增速：

“1995~2012 年是中国最高速成长的这段时间。我们名义上的 GDP 增长 8.6 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 8. 8倍，税收涨 16.7 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 18.8 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 28.7 倍，土地出让金涨了 64 倍。”

土地成本、劳动力的成本也在上升

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深圳最近几年正面临大批企业搬离的现状，其中包括华为和中兴。2016 年 5 月，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曾透露“近期有超过 1.5 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这是企业由于土地成本上升而调整经营的一个缩影。

《2018 上半年 40 城土地市场报告》，数据显示 40 城土地出让金合计为 10453 亿元，较 2017 年、2016 年、2015 年同期分别上升 14.4%、53.3% 和 127.8%，达到历史最高。

另外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17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从 7 项具体成本负担看，中国企业反映当前成本负担重的几个领域依次为人工成本（61%）、融资成本（50%）、物流成本（49%）和水电气土地等资源要素成本（48%）。

如果按照彭文生等人对人口结构、劳动力成本和人口红利所做的研究数据，中国生产者（19-64 岁）/消费者的比例在 2015 年见顶后逐渐回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中国进入越来越少的人从事生产、消费人数越来越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就成了必然的趋势。

这带来了一个更不乐观的未来。根据 2016 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由于出生率持续降低，中国 10 – 19 岁的人口比 2005 年的时候减少了 36%，这意味着接下来 10 年步入工作的年轻人会比 10 年前少超过 1/3。

消费下滑，市场增长前景有限

在国家统计局今年公布的 5 月宏观经济数据中，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3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为未扣除价格因素）8.5%，增速创近 15 年以来新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统计了个人和企业在网上和线下的实物商品消费，以及餐饮收入。按分类计算，日化、家具、通讯器材、石油以及餐饮的收入增速高于整体平均水平。

社会消费数据大跌可能是由于消费在向网上转移的同时，容易受到电商促销的影响延后消费，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火热的房地产。大部分消费者买房透支未来十年甚至三十年现金流，背负百万计的债务，每月的还贷压力挤占了他们的消费欲望。

就算不买房子，一些地区的居民也无法避开房租的大幅上涨。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定期公布的居民消费数据，从 2013 年上半年至 2018 年上半年，居民花在住房的开支增速远高于其他分类，今年上半年同比增加 23.5%。同期北京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约为 7%、食品消费减少了 1.4%、交通和通信消费减少了 12.5%。

企业对外投资受到的限制变多了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宏观经济学家用来分析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运行情况好坏的三个重要指标，它们又被称为总需求的三驾马车。

在消费需求下滑的同时，企业对外投资也受到了更多限制。

咨询公司 Acuris 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企业 2017 年海外并购金额为 1371 亿美元，同比减少 32.8%。中国对美投资也受到了明显影响，投资金额从 2016 年的 462.3 亿美元下降到了 294 亿美元，同比减少 57.2%。

这跟中资公司之前买遍全球的形象形成了直接反差。

对中国对外投资影响更大的限制，是今年 2 月 11 日，中国发改委公布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列入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企业在这些领域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通过股权基金，都要事先取得监管部门批准。

跟万达一样，曾经的海外并购明星公司如复星、海航今天基本也都停了下来。还能获得外汇去投资的不是国企就是投资特定行业的私营企业。

互联网公司曾是最大的黑马，但创业成本也在变高

2003 年，淘宝上线，这个允许任何人上线买卖东西的平台塑造了今天的阿里巴巴。

但是相关的电商监管实际上一直是滞后的。在处理假货的问题上，消费、工商和产品行业协会往往都有发声的权利，但处理准则往往依照打补丁似的各种管理办法或者线下实体零售店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首部专门针对电商的法律《电子商务法》要到明年 1 月 1 日起才正式施行，已经离淘宝成立过去近 16 年。

这样的监管环境孵化出了中国当前最大的几个私营公司。在淘宝刚成立的 2003 年，2003 年中国境外市场上市公司市值排名前十里，只有网易一家是民营公司。今天，阿里巴巴、腾讯的市值超过了中国最大的几个国企，中移动、中石油、中海油等。

但创业的成本和风险也着实在提高。

2015 年前后，国家鼓励双创、私募和创投基金发展，加上当时处于股灾期间，需要吸引企业到当地发展。 一些地区为发展当地经济、吸引外部投资，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重庆等城市对创投企业的合伙人按照 20% 的优惠税率征收个税。

自上周开始，有关国税局将统一投资企业合伙人税率 35% 、包括对往期利润的追溯补缴税收的消息不断。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相关税收将不溯及既往、将会与此前进行新老划断。

监管愈发严格，加上国家金融战略严控风险、自上而下去杠杆、降低市场流动性，整体股权投资募集资金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德勤的数据显示，相较于 2015年，2017 年资金完成募集量下跌 148.2%。

今年 4 月资产新规出台后，对投资范围、杠杆约束、信息披露等要求更加严格。清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股权投资资金募集数额为 3800 亿元左右，同比下滑 55.8%。监管趋紧是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之一。

一个公司进入各行各业的门槛在提高

2016 年 5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规定游戏运营需要版号。只有获得了版号，游戏才可以上线收费，否则只能是不断地免费公测。

小到十几个人的工作室，大到网易、腾讯这样的上市公司，行业内的人已经习惯了版号审批。整个 2017 年中国有约 9000 个手机游戏拿到版号。

但从今年 3 月开始，游戏版号的审批戛然而止，腾讯也不能幸免。

就在腾讯总裁刘炽平对分析师表示版号有审批绿色通道、预计 9 月重新恢复没多久，新的变化来了。8 月 30 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实施网络游戏总量调控，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

当天 A 股游戏类公司市值一度缩水近百亿元，如加上在美股和港股的网易、腾讯控股、金山软件，游戏圈则一夜蒸发了约 1800 亿元市值。

受游戏影响，腾讯市值已经缩水了接近 1.3 万亿港元，比中国银行的整个上市市值还要多。

游戏业只是中国眼下行业监管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做一个互联网公司，牌照从把网站弄上线开始，就在几乎每一个你能想到的业务环节出现。ICP 备案、ICP 经营许可证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等等。

而且更难的是，企业拿到了牌照可能也不管用，因为牌照本身的解释空间也越来越大。

比如 2014 年4 月，广电总局要求视频网站停止播放《生活大爆炸》、《傲骨贤妻》、《海军罪案调查处》以及《律师本色》等四部美剧，没有提出任何下线原因。

后来，持有牌照、依规经营的视频网站，跟海外同步每周一集的放映节奏被广电总局叫停，改成整部剧集统一翻译、送审，通过之后才被允许上线播放。

滴滴在拿到了网约车牌照后，一样要按照各省市后来颁布的新要求，下线、封停不合规的车辆和司机。

做生意需要担心的不只是商业与合法

今年 5 月，离开联想集团多年、不再担任具体职务的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发出一封主题为《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的内部信，说明“5G 投票”实际情况和调查结果，申明他和华为主要创始人、总裁任正非通话，任正非力证联想投票并无问题。

一个技术领域的投票，由企业而非政府主导，联想没有支持直接竞争对手华为、而投了合作伙伴高通，被斥为“卖国”。

类似“做错事”、“说错话”惹下大麻烦的例子越来越多。年初还被称为“风口”的直播问答在一夜间消失也是如此。

曾经在微博、微信上活跃的企业家账号话越来越少，毕竟能公开说的东西也不多了。

还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

8 月底创投增税消息公布后，易凯资本 CEO 王冉发微博称“政策法规的不确定感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投资人会用各种方式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创投增税、中国游戏突然停止审批是一个例子。更早的 2014 年，微博上市时就曾在招股书里披露内容审核的风险。它也正好赶上“净网”行动，被关闭各种违法违规各类账号的同时，还被处以罚款。

到今年爱奇艺准备上市时，它在招股书里列了 100 多行解释不确定性，比如：

受制于信息披露，爱奇艺很可能在违规后才能发现自己已经违规，因为“中国的法律体系对于部分政府政策和内部规则中，一些并未及时发布或根本没有发布的条款，仍有追溯效力。”

如果一个环境处于高度不确定的状态，群体倾向就会做短期的事。

马云这时候宣布退休计划，无论字面上怎么用“传承”解释，都会更加剧信心的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