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婧如
来源：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在《关于流亡的省思》中，文艺批评家萨义德写道，“现代西方文化很大部分是流亡者、移民、难民的产物。”批评家乔治·斯坦纳甚至认为，20世纪西方文学这一整个类型都是“域外”的，是一种由流亡者写的和关于流亡者的文学。不可否认，二十世纪的政治动荡——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美苏冷战及其带来的意识形态对立的两大阵营等等——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一次次掀起了普通百姓与知识分子的大范围和大规模流动，使得流亡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流亡文学也由此成为了一类重要的文化现象。
知识分子的流亡在其中尤为显著，他们或被当局驱逐，或因所捍卫之物选择流亡，或多或少都承担着自我与家园割裂的强烈失落、与新环境的疏离、重构生活的迷惘，以及记忆与遗忘之间的纠缠。另一方面，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常生活、边缘化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又赋予了他们更加清醒独立的思考能力，正如萨义德在《知识分子的流亡》中指出的，“流亡有时可以提供的不同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这些使得知识分子的行业有生气。”
但更具体而言，为何流亡？流亡意味着生活在哪些方面的变动？生活的变动为流亡者的思考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流亡者如何面对自己新的身份？如何记忆在身后的家乡与人事？如何处理与新环境的关系？他们仅仅是受害者的形象吗？接下来的几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二十世纪流亡知识分子的不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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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谁失去了故乡，
就永远是个失落者”
《罪与罚的彼岸》
[奥地利]让·埃默里 著 杨小刚 译
三辉图书/鹭江出版社 2018-5
让·埃默里是奥地利裔的犹太人。1938年，他因家乡被德军占领，被迫流亡。在《罪与罚的彼岸》一书中，他记述了流亡生活的危险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经历的苦难。对他而言，流亡之途中最无法忘怀的，是故乡。故乡意味着身份认同，意味着安全感，意味着人可以充分地感知现实生活，运用母语自由交流，在熟悉的事物中拥有合理的信任。“为了不让故乡成为必需，人们必须要有一个故乡，就像人们思考时必须有形式逻辑的基础。”埃默里写道，故乡被剥夺之后，“过往之物的损失变成世界的彻底荒芜。”
纳粹上台后，托马斯·曼流亡美国，坚持参与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宣称，“我在哪里，德意志就在哪里。”这是流亡者的光荣一面。埃默里认为，家乡的替代品可以是金钱、荣誉和声望，但是，无名者没有这样的权利。流亡的无名者们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使他们不得不对现实保持更清醒和彻底的认知——“自己是被驱逐的人，而不是德国思想史上看不见的博物馆的保存者。”他们的身份伴随着故乡的逝去而注销，仿佛自己从不曾拥有过这一身份；生活也被排除在各种共同体之外，无法拥有对现实的合理权利。
埃默里以被驱逐的身份流落在外，不得不疏远母语，放弃自己熟悉的有活力的表达方式。流亡途中与身边之人的交谈，常常围绕着敌情、纳粹标语进行，无法接触任何新鲜的词汇。在危机四伏的的现实中，母语更是沉重。埃默里曾偶遇一个德国党卫军士兵，当发现这位士兵来自他的家乡、说的是家乡方言时，他感到了一股用乡音与士兵交谈的强烈渴望，最终，理智战胜了荒谬，因为他明白，故乡即敌国。如果说传统乡愁是一种自我同情，那么流亡带来的就是真正的乡愁，几乎等同于自我毁灭。
在二十世纪，随着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世界各地联系日趋紧密，故乡的内涵或许需要一次重构。但作为文化上的国际主义者，埃默里认为，人在精神上可以同时拥有许多同乡，物质上的故乡却是唯一而不可替代的——它是人们可以用感官所感知到的，是实在的、可触碰、可把握的，所以，“谁失去了故乡，就永远是个失落者。”
02
“什么是悄然坠落无人见之”
《遥远的星辰》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 张慧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1
罗贝托·波拉尼奥1953年出生于智利，少年时随家人移居墨西哥，但在1973年重返智利，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他是智利左翼诗人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与朋友们聚集在诗社，谈论诗歌、政治和解放蓝图，支持执政的阿连德政权。后来，皮诺切特通过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波拉尼奥身处革命之中，险些被害。理想已死，要么融入新的时代，要么永远孤独。波拉尼奥选择离开。1977年他前往欧洲，在巴塞罗那打零工，直到40岁才提笔写作。革命与流亡成为了他书写不尽的主题，《遥远的星辰》便是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事。
故事以“我”的叙述展开。“我”是阿图罗·B，同样是左翼青年，热情地投身于革命和诗歌之中。政变之后，诗社解散，“我”流亡国外，决心放弃写作，“再也不愿浸淫于文学这肮脏的海洋。”但仍会通过通信、聚会、杂志书籍等方式，打听诗社成员们的下落，保持与故土的联系。在诗社成员中，备受关注和议论的一位是卡洛斯·维德尔。政变后，这位诗社积极分子一度消失，等到再次出现时，他已然成为了新政府（皮诺切特时期）所推崇的先锋艺术家。维德尔创立了“空中诗歌”，驾驶喷气机表演，在空中写下“死亡是友谊/死亡是智利/死亡是爱情/死亡是成长/死亡是洁净/死亡是我心/拿走我的心吧”，一时声名大噪。后来，他借助个人艺术展，把诱杀女诗人的证据当作公共艺术品展出，最终被新政权抛弃，开始了个人的流亡。流亡期间，他继续狂热地投身于各种怪诞、野蛮、毁灭性的艺术，但始终无法再达到早期那受欢迎受瞩目的规模，期间，他偶尔也会怀念起被政权保护的岁月。而等待他的结局，是被无名者刺杀，潦草逝去。
波拉尼奥在《遥远的星辰》开篇引用了福克纳的句子：“什么是悄然坠落无人见之。”在后革命时代，流亡意味着消失和遗忘。诗社创办者胡安·斯泰因在诗社解散后继续参与左派革命，行踪成谜。他的命运在人们的议论中，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以战士身份死去，以及归隐家乡。洛伦索流亡至欧洲后，积极融入主流，过上了平凡幸福的日子。但更多的成员则不知所终。B就这样一点点地寻找和讲述拉美革命后被流放的一代，试图还原和记忆他们曾经生活的痕迹，最后也只是“点了根烟，开始想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时间，地球变暖，越来越遥远的星辰”。
03
“这不是爱国主义情感，
而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
《哲学船事件》
[俄]别尔嘉耶夫等 著 伍宇星 译
花城出版社 2009-11
1922年8月，列宁为清剿可能对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反对派势力，将200余名俄罗斯顶尖知识分子列入黑名单，有计划地对他们展开驱逐行动。当时一批声明显赫的哲学家们分头乘坐两艘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出境，史称“哲学船”事件。本书便收录了关于这次驱逐事件的重要文件，以及当事者的回忆文章。这些“钦定”的流亡者，在离别之际，无法驱散对故土的眷念、对逝去的遗憾，以及面对即将到来的流亡生活的忐忑。作为异见者，他们的流亡和记录，是权力残酷性的重要佐证。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便在这份名单之中。他因意识形态问题受到驱逐，他认为个体是最高价值，且独立于社会、国家及外部环境，而共产主义在俄国革命中所表现出的恰恰站在其背面。在被驱逐之初，他写道，“我不想移民，而且我排斥移民界，不想跟他们汇合。但同时也有一种感觉，我将去到一个更自由的世界，能够呼吸到更自由的空气。”流亡期间，他写了许多论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文字，试图理解祖国，同时也积极融入到了一战后西欧的哲学生活中。另一名在名单上的哲学家米哈伊尔·奥索尔金写道，“在国外永远没有在‘家’的感觉……这不是爱国主义情感，而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几乎我所有的书，都是在侨居国外或在国外流放的时候写的，但只有俄罗斯的生活提供了这些书的生命材料。”
针对这次为“巩固新政权”而进行的驱逐，时为布尔什维克核心人物之一的托洛茨基曾经解释道，此为“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因为“我们驱逐的人士在政治上本来就无足轻重，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潜在的武器”。历史的讽刺在于，驱逐确实可称为苏联政权最仁慈的行动。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许多政要和知识分子都不能在苏联的大清洗时期幸免，而这些最早被驱逐的一批哲学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在异乡延续对俄罗斯历史和社会的审视与思考。那些未曾离开的人面对的是更为悲惨的命运，他们或成为国内的流亡者，比如曼德施塔姆，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遇流放和迫害，死于集中营，遗孀娜杰日达在被时刻监视的生活中每日记诵他的诗歌，使之得以留存；或者被送往劳改营，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所记述的那样，度过余生。
04
“别被同情收买，
永远当个外国人”
《流氓的归来》
[罗马尼亚] 诺曼·马内阿 著 邵文实 梁禾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08-3
马内阿在一生中遭遇过两次放逐。1936年，他出生于罗马尼亚，年幼时被送入纳粹集中营，逃生后，他积极投入到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写作受到监控、父亲被错误羁押，日益专制的氛围使他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感到幻灭，并最终选择离开。“5岁的时候我被流放，那是因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意识形态所致，”马内阿说，“到了50岁，由于另一个独裁者，由于他与前者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我亦处于流亡状态。”在定居美国十年之后，他承担着记忆的重负重返罗马尼亚，《流氓的归来》便是围绕着返回故乡的十二天展开。
马内阿形容自己是一个反抗权威到死的“流氓”，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真正属于的是语言。1969年，当他在罗马尼亚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时，难掩激动心情，“我终于找到了我真正的家。语言所带来的不仅是重生，而且还有一种合法化的形式、真正的公民身份，以及真正的归属感。”然而，也正因对母语的热爱，他不得不选择离开这个不容他自由写作的国度。马内阿在书中记录下了罗马尼亚女诗人对他的谴责，“我们要在自己语言环境里，坚持到最后。”而他的回应是，“为了写作，我们首先得活着。”为了守护语言而流亡，也必须承担语言的重负。在美国，马内阿坚持用母语写作，宁愿接受没有多少读者且写作不断被边缘化的事实。而同样来自中东欧极权国家、以流亡者身份写作的昆德拉、赫塔·米勒均选择以主流语言写作，事实证明，他们更好地融入了主流文学圈。
马内阿描述苦难，又努力摆脱受害者标签。在《流氓的归来》中，他写道，观众们对他扮演的“流亡者”角色有所指望，指望他卑微、多疑，而马内阿也在角色扮演过程中逐渐累积了这样的态度，他视之为“流亡的心理疗法”，尽管他自身十分渴望摆脱“流亡者”的标签，摆脱流亡生活中混乱而复杂的心境。1997年，出版商为帮他申请出版补贴想出了一个标语，“罗马尼亚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戴桂冠者与他的祖国的和解！”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并在书中引用了罗马尼亚流亡者齐奥朗的话：“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在书中，他再次提醒自己，“别被同情收买；永远当个外国人。”就如同贡布罗维奇那样，这位波兰作家在流亡阿根廷期间，常常喜欢在镜子前冲自己伸舌头。
05
“白天是故土的美丽，
夜晚是回归的恐惧”
《无知》
[捷克] 米兰·昆德拉 著 许钧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7
苏联占领捷克后，伊莱娜与丈夫流亡至法国。米兰·昆德拉写道，《奥德赛》里，尤利西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回归，荷马以桂冠颂扬他这份思乡之情，由此划定了情感道德等级。对于大多数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言，它们忠于法国大革命传统，痛斥流亡行径，视之为最可恨的背叛。然而，对于实在的、平凡的个体生活而言，苏联对捷克的占领或许是遥遥无期、永无止境的。“我们逃离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人们无法判断现时的好坏，以及自己将被引向何种未来。伊莱娜亦不能免于恐惧。但对她而言，选择流亡，意味需要面对着道德审判与加诸自身的受害者标签的苦恼。
在流亡的最初几周，伊莱娜总是做奇怪的梦，“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的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当时，她一直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不幸，但随着时间的沉淀，她开始想，这是否是“一种以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造成的幻觉”。历史曾无情地剥夺她的自由，现在，又通过流亡将自由还给她。但当她在法国生活时，又无法摆脱标签之苦，即她是“一个被逐出故土、痛苦的年轻女子”。 人们以他们对各自标签的忠实程度来评判他们，忽视了他们的真实声音，而只把他们的经历当作“流亡是一种悲剧”的证明。
捷克的政权更迭，伊莱娜在解禁后返乡寻根，不得不面对自己的记忆和开始自己的讲述。在外流亡时，流亡者们或是集中居住在一些移民地，与同胞们来往，反复讲述同样的经历，或是不与同胞来往，独自生活。前者不会淡忘记忆，后者则会在思乡之情愈浓烈的时候，记忆愈加空洞，“尤利西斯越是痛苦，他遗忘的事就越多。”伊莱娜显然是后者。当她怀着渴求和解的心情返乡时，她必须再次承受失落——她已慢慢衰老，既无法清晰地记忆故乡，也在日渐被故乡所遗忘。
《无知》是昆德拉后期的作品，成书于2000年。伊莱娜身上显然有着昆德拉的影子：为记忆和身份所缠绕，在负疚感与无能感之间徘徊。这种纠缠或可理解为与故国的和解，也可理解为根本上的缺席与疏离，但无论如何，昆德拉写道，“人的整个一生已经在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年代被决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