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刚出一篇中年男子图鉴文章，近期就有了《中年男子图鉴》活体案例成为了热门话题。妙语连珠的青年导师——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因为自己的精彩发言在网上火了一把。
此“道歉”一出，不仅没让舆论降温，反而又撒了一把热油，炸锅了。
得罪完全体中国女性后，俞敏洪发现舆论对自己很不利，又企图用“女性是成功男性的贤内助”的“贤妻良母”式逻辑来自我洗白。对此，当当网CEO李国庆甚至认为俞敏洪的“贤妻良母”论在家庭范畴是正确的，俞的观点是“女权论”，不用道歉。
根据俞敏洪最初的言论，现代女性挑选男性时只看钱，导致男性只会赚钱，那么当然就可以顺势将国家堕落归因为女性“一切向钱看”。然而，如果硬要说女性堕落导致国家堕落（国家正在堕落？），那么女性“堕落”的元凶又是谁呢？
俞敏洪脱离复杂的宏观环境不谈，仅仅用一个倒错的因果逻辑，通过他那飞跃的想象力和快速翻动的嘴皮子将女性的“道德水准”和国家的“兴衰成败”直接挂钩，以道德说教的口吻批判女性“拜金”，硬生生地将“国家堕落”的锅扣在女性身上，可以说是相当睿智的操作了。
“贤妻良母”体现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依据的是男权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家庭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公共领域是男性的领域；女性温柔感性，男性阳刚、独立而有理智；男性负责工作赚钱养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扮演贤妻良母，生儿育女，给男性面子，依赖男性，要温柔，要小鸟依人，爱惜自己羽毛，保持良好声誉……
主流社会对于这些符合“标准”的“完美淑女”从不吝惜赞誉，可以说东风夜放花千树，一朵比一朵好看。这种“表彰”鼓励“知性”和“优雅”，要求女性实践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背后的潜台词是——如果你不守规矩，便是“坏女人”、“荡妇”、“祸水”、“妖孽”，是导致男人堕落甚至是国家堕落的元凶。
可以说，“贤妻良母”话语本身掩盖了男权性别角色预设的不合理之处，“贤妻良母”们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下充斥着无奈、压抑和痛苦。
从古至今，大量女性被束缚在不平等的家庭内部，生儿育女，从事价值不被承认的家务劳动，依赖男性过活，不时受到家庭暴力的威胁（想想近期因家暴道歉而广泛圈粉的男星蒋劲夫），并陷入普遍的失语。
即使在女性普遍走出家庭、参与工作的现代社会，女性往往也被迫承受双重负担，要为如何兼顾家庭和工作而发愁。这对于男性似乎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家庭被认为是女性的领域，男性在家务劳动上普遍缺位，根据《2017年全球性别差异报告》显示，中国女性花费在家务劳动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多。
女性普遍从事的家庭事务看似得到社会普遍的认可和尊重，实际上家务劳动的价值长期被贬低，并受到社会和经济的高度制约。即使如今家务开始被纳入市场体系，这类工作也被普遍认为是“女性化”的低薪行业。
长期以来，“低价值”的家务劳动被看作女性的天然义务，需要女性额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无法与男性在公共领域平等竞争。而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公又会反过来加强“女性天然弱于男性”和“女性不适合职场”等性别偏见和刻板印象，加固性别不平等。
因此，女权主义反对一切将女性禁锢在家庭领域的话语，上世纪70年代美国女权蓬勃发展时期，女权主义者就猛烈抨击“贤妻良母”的观念，鼓励女性独立自主，勇敢成为职业女性或者“女强人”，接受高等教育，积极进入公共领域，积累自己的资源和话语权。如今女性逐渐从家庭走向职场，与男性同台竞争，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源和话语权，可以说，相比于女性只能在家做“贤妻良母”的时代，当前女性较高的社会地位与女性的高就业率是分不开的。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俞敏洪的言论在网上引发广泛争议，但是类似的性别歧视言论和价值观在如今的社会中并不鲜见，而且被很多人默认为正常。可以说，这些或露骨或隐蔽的性别歧视言行，是男权结构下，女性被客体化之后的必然产物。
它们往往见不得光，只在半公开半私密的小圈子里流传，没有流出公共领域形成相应的舆论——比如各大酒桌里盛行的黄色笑话；比如将女性消费文化视作“幼稚”、“低等”和“浅薄”的“圆桌派知识分子”；比如将女性看作生育工具、鼓吹三妻四妾的煮肘；比如认为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浙大冯教授；比如认为“女人不适合学哲学”的周大哲学家；比如经常打老婆而“没有羞耻感”的疯狂英语创始人李疯狂；比如要求女演员为各位影视圈大佬跳一段芳华的冯导……以上种种言行正是女性受到普遍的男权压迫的具体表现。
由于男性中心主义话语的影响，某些男性在谈论性别问题时，习惯以男权社会的性别角色作为逻辑前提，以自我为中心，言语和文字之间充满傲慢与无知。这种无知仿佛刻在DNA里，以至于当他试图挽回自己的风评时，仍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何失去了它。
男权秩序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其“常态化”，很多东西被我们当作理所当然而被接受并维护，而质疑和反思其中不合理之处的人反而会被视为反抗“常态化”的“激进分子”、“极端人士”、“疯子”。比如本次舆论事件发生后，就有部分网友表示：“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就是很大啊！”“不是每个女性都是母亲，但每个母亲都是女性呀！”“女性全都拜金，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有良心？”；比如张雨绮对俞敏洪的批判被很多人认为是“傻逼”；比如当当网CEO李国庆认为俞敏洪的“贤妻良母”是正确的女权论（李老板是不是对女权有啥误解？）。
男权规则广泛运行于社会结构各个角落里，不同阶级的男权者独立运作着各自一套男权规则，并通过某种方式自述着自己的合法性，对女性保持压迫和象征剥削，在这一点上，“有风度的高端男士”和“没素质的垃圾屌丝”其实没有太多区别，他们只是男权在不同阶级的不同体现。只不过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的资本和话语权，能够利用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让自己的种种言行“合法化”。被掩盖和修辞化的男权比直接露骨的男权更为可怕。相比于“底层屌丝”赤裸裸的性别歧视，俞敏洪们被包装成“女权”的“贤妻良母”论更容易被人接受，也更有危害。
舆论倒逼让他们不敢在公共场合说露骨的性别歧视言论的同时，也有可能让性别压迫变得更加隐蔽和精致。性别歧视除了观念歧视之外，还有结构性歧视，后者更难以解决。批判完俞敏洪的歧视言论之后，女性还是得面对性别平等状况逐年下降的现状，被无处不在的性骚扰、家庭暴力和性别歧视等问题所困扰。
脱离结构性变革的公共话语批判很难撼动男权基础。除了批判的武器之外，我们还需要武器的批判，女性需要打造自己的“武器”，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积累自己的资源和话语权，改变男性占据社会主体以及公共话语霸权的现状。
舞台上的冒犯与谢罪总是一次次地循环，大幕落下之后，我们必须回归真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