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谌旭彬 短史记
编者按：作家二月河于2018年12月15日凌晨病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能够像二月河这样，可以通过自己的历史小说以及依据该历史小说改变的电视剧，将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上亿读者和观众。
可惜的是，二月河历史小说里所描述的康乾盛世，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盛世”是康雍乾三朝帝王及其御用文人自吹自擂的结果，如学者王春瑜所言：“清代的御用文人，及当代品清代御用文人余唾津津有味的流俗史家，居然艳说康、雍、乾三朝是盛世，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过是人造的幻景而已。”所谓“康乾盛世”，实际上是一个吏治极其腐败的盛世，是一个文化空前高压人人自危的盛世，是一个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的盛世——认同“康乾盛世”的当代史家戴逸，也不得不承认，“1790年，全国人均耕地只有三亩，粮食只有三石，已经不足”。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二月河曾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要歌颂康雍乾三代帝王：“我为什么要歌颂康熙雍正乾隆，因为他们对于当时民族国家的团结作出过贡献、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只要在这些方面作出贡献，地主也好，帝工将相也好，农民也好，我就是歌颂。”——也许他并不知道，“在清代之前的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并不存在‘汉奸’一词。……直到进入清代以后，由于清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人抱有强烈的敌对意识，‘汉’才逐渐变为一个民族集团的概念。在这个背景下，‘汉’中的坏人便成就了‘汉奸’一词。”（王柯，《“汉奸”考——一个拟制民族国家话语的诞生》）而雍正皇帝，恰恰正是而“汉奸”一词在清代的流行，恰恰始于二月河着力歌颂的雍正皇帝的谕旨、御批。在这些谕旨、御批中，“汉奸”的意思是“对清廷心怀不满、对清廷造成利益损害的汉人奸民”。几乎每一次出现社会冲突，当局都会条件反射式地将“汉奸作乱”视为缘故之一，这种思维源远流长，到了鸦片战争时代，当局甚至甚至喊出了“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防范汉民，要优先于防范汉兵；防范汉兵，又须优先于防范外寇）的口号。
发一篇旧文罢，略解一下《雍正王朝》之类东西的的毒罢。
文 | 谌旭彬
与明太祖朱元璋一样，雍正也是一个极其喜欢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皇帝。但二人发动群众运动的最终目的则截然相反：朱元璋用群众运动整顿胥吏，试图表面重振士大夫的尊严；雍正的群众运动，却直奔彻底摧毁儒家士大夫之尊严而去。
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
雍正六年四月初三，陕西三原县棉花贩子秦泰骑马路过河南府孟津县。在宋家山地界，装有170余两白银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风尘，满身疲惫，许是在马背上打了个盹儿，居然没有觉察。
刘姥姥进大观园，曾对贾府耗费20多两银子办就的“螃蟹宴”感叹道：“这顿饭的钱够我们庄稼人过一年了。”如此自不难理解秦泰在170两银子丢失之后的惊慌失措。他找到当地地保备了案，忍痛出了一张承诺“均分银两”的告示，并在第二天贴满了附近乡镇的大小角落。
秦泰并不知道，就在他满大街贴告示的同时，孟津县一个叫做翟世有的老贫农，正抱着他那170两银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会想到，告示贴出来的第二天，就在他几乎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翟世有那张带着些许木讷的脸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银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绝接受任何酬谢。
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的秦泰跪下给翟世有叩了几个响头，说：“今后您就是我干爹。”
两个多月以后，木讷的翟世有在他逼仄的破房子里接受了朝廷的采访。谈及拾金不昧的动力，受惊不小的翟世有战战兢兢说：“我只是想到我家老婆子，当初丢了300文钱就差点儿急死。”
朝廷的采访缘于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一道折子。当雍正皇帝借着摇曳飘忽的烛光在田折里读到关于翟世有的汇报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巨大的满足感瞬间充溢胸间。在那道长达1200余字的《世宗宪皇帝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中，雍正皇帝将这场乡野间的拾金不昧上升到了最极端的理论高度。他大发感慨地说，孟津翟世有这件事情，充分说明朕这些年来尽心竭力、耗尽心神的教化工作，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决定性、战略性的胜利，“乃风俗转移之明证，国家实在之祥瑞”，并大力称赞田文镜这些年在河南“奖劝”民风功不可没。
皇帝明确要求把这道谕旨发到京里、京外所有地方官员们手里，组织官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圣谕精神，并畅谈心得体会。皇帝说，像翟世有这样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农民，都知道戒贪知足、拾金不昧，你们这些官员们个个饱读诗书，却居然还营私舞弊、贪污腐败，难道不觉得羞愧吗？最后，皇帝决定恩赐翟世有七品顶戴，赏白银100两。责成河南府将翟世有的事迹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处。
一场“向翟世有同志学习”的全国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这年七月，田文镜再次上奏雍正说，河南地方有卖面贫人陈怀金，捡到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而且分文酬谢不取。皇帝御批表彰说：“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
雍正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上奏说，当地文安县居民卢尚义的妻子梁氏，也拾得银子六两五钱，主动无偿交还给了失主。雍正特地谕旨内阁，命赏赐梁氏大米、布帛，还额外为其题写匾额，以表彰她的“良淑”。
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有折子上奏，报告说山西朔平府百姓赵亨清拾银九两一钱，主动交还。
一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的折子上奏。李卫说，当地万全县军站的马夫刘金贵、天津守城门的大兵萧同泰，还有鸡泽县妇女王高氏全都拾金不昧，无偿送还原主。
雍正也仍然兴致盎然，继续批示：“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这些没文化、愚蠢的匹夫、匹妇们都懂得轻财尚义，慕善乐施了，可见朕登基以来整顿天下风俗的成就很不一般，看到这样的奏折，朕非常高兴。
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
作为历史上不多见的极乐衷于发动全民运动的皇帝，雍正很明白破立之道——树立正面形象的同时，也要集中力量树立反面典型。
钱名世就是这样一个“反面典型”。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里说：钱名世这样的读书人，毫无廉耻，写诗谄媚奸臣逆贼年羹尧，所以朕之前特地为其书写“名教罪人”的匾额，勒令悬挂在钱家，并下旨要求在京科甲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须赋诗一首讽刺钱名世。朕这样做，并不只是为了惩罚钱名世这样一个宵小之辈，而是想让天下臣工们都知道，这种“名教罪人”“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钱名世招致皇帝发动全国所有在京科甲出身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直接原因是牵涉年羹尧一案。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如日中天之际，钱名世赋诗八首相赠，当中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一句。这本是用了周成王年幼，周公与召伯辅佐成王分陕而治的典故，然而雍正读了却怒不可遏。其后，雍正又在钱名世诗文中发现颂扬年羹尧的句子：“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这当中也有典故：番藏“第一碑”是当年康熙皇帝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平定藏乱的功绩而立，雍正与胤禵素来不睦，即位后借口碑文没有将康熙的功绩凸现出来，对碑文内容做了许多篡改。钱名世揄扬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足够再立一块“第二碑”，雍正自然不会高兴。
不过呢，文人作诗文颂扬名臣，也只是寻常事。何况钱名世颂扬年羹尧之时，雍正也尚在给年的密折里说着“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这样的肉麻之语。何况，当日颂扬年羹尧者甚众，肉麻超过钱名世者大有人在。然而遭殃的却只是钱名世一人。
这种特别“待遇”，当然不会没有原因。真正让雍正震怒的，并不是钱名世写诗颂扬年羹尧，而是钱名世在诗中以周公、召伯颂扬年羹尧。周公、召伯之典，所蕴含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雍正是很清楚的。这种政治理想，让雍正非常地不高兴。
钱名世很快成为举国皆知的反面典型。皇帝令在京所有科甲出身的官员集体赋诗讽刺科甲出身官员的代表人物钱名世，本有着让儒家士大夫自抽嘴巴的恶毒用心。随后，雍正又把这些讽刺诗汇集起来，交给钱名世，勒令他将其整理刊刻、出版成书，分发到全国各地公立学校，供全国知识分子学习，引以为戒。末了，皇帝还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进县知县（钱名世乃常州府武进县人氏），每逢初一、十五，须亲自去钱府查看，看看那面“名教罪人”的御赐匾额是否还稳稳当当挂在钱家大堂之上。
无论是“全民学习翟世有运动”，还是“全民批判钱名世运动”，其实质并没有区别。前者借褒奖翟世有，间接斥责儒家士大夫道德沦丧；后者借打击钱名世，直接羞辱了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想。
李绂罢官
雍正三年六月，一个叫莽鹄的巡盐御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
莽鹄说，天下钻营附势之徒，互通声气，投拜门生，未中举者藉此在考场上通融关节，已出仕者则藉此互相荐举。以往素来不睦之人，一旦拜了师生，立刻如胶似漆，彼此荐引说情，每每徇私舞弊，无视法纪。最后，莽鹄建议，朝廷应该颁布明诏，严厉禁止科举官员们之间搞门生、座主关系。
莽鹄这道奏折的出炉，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发生学子罢考事件。事件起因，是新任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因修复黄河河堤的劳役、资金不足，故要求当地绅衿也“一例当差”，和普通百姓一样出钱、服劳役。
儒户、宦户们享有豁免劳役的特权，本是帝国对知识分子们的一种优待。这项特权关系到知识分子们对皇室的向心力，同时也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所以，即使皇帝本人，也很少去轻易触犯。雍正很明白这一点，田文镜将自己的做法报告上来时，皇帝曾在御笔回批里谆谆告诫他要慎重；若只能这样办，必须提前做好当地士绅们的思想工作。
皇帝的告诫还在路上，河南已经出了事。五月二十二日，开封府当地的绅衿、武生们聚集到巡抚衙门投诉，激烈反对一例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宦户们的特权和尊严。巡抚衙门处理不及，人群又涌往学臣衙门。最后矛盾激化，出现了文、童生集体罢考事件——至此，事件的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是否参加朝廷科举，自清代开国以来，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是否认可和拥护现政权的重要标志。故而，闻知出现罢考事件的雍正暴跳如雷。
事件本身并不难平息。按常规措施抓、杀几个带头者，组织一场补考，地方又很快安定下来。朝廷很谨慎，惩戒措施没有搞株连、没有搞扩大化。但雍正心中却有了一道巨大的阴影——他惊讶地发现，在处置罢考事件的过程中，只有非科举出身的田文镜，忙前忙后异常积极；而他那些科举出身的河南同僚，几乎全部反应冷漠。譬如，当地主管教育的儒臣张廷璐平素里碰到儒户们“抗粮生事”多有庇护，此次儒生罢考，他自始至终没有半句申饬之言；开归道陈时夏，本指定由他负责审讯闹事儒生，但这位科举出身的道台大人非但不坐堂审案，反把闹事儒生请到内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称；另一位科举出身的按察使张保，则拒绝掺和到罢考事件中来，声称自己“只管人命盗案”；甚至连朝廷派去处理此事的钦差大臣，根据雍正接到的密报，也“初有沽名袒护之意”。
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虽小，但背后儒家士大夫们的“彼此为援”，却给雍正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所以，当田文镜在河南站稳脚跟，开始大肆弹劾科举出身的官员时，他得到了皇帝热烈的褒奖。雍正三年十一月，田文镜弹劾信阳州知州黄振国，皇帝立即回批鼓励：“照此秉公执法，一无避忌，放胆为去，保尔永永平安。”
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承诺做底牌，田文镜弹劾河南境内科举出身官员更加卖力。到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内的知识分子开始人心惶惶，田文镜容不下士大夫的传言愈传愈烈。
恰逢此时，原广西巡抚李绂因升任直隶总督，赴任路过河南。李绂幼称神童，康熙四十八年进士，精擅方志史学。作为理学名臣，李绂在帝国士大夫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河南暂停期间，李绂曾找到田文镜，劝其不要刻意蹂躏读书之人，田文镜矢口否认自己有这样的用心。李绂进京之后，便上了弹劾田文镜的奏折，说他“性情僻暗，信用奸邪，贤否倒置”，并举了几个田文镜一手提拔的市井无赖为官后危害百姓的例子为证。
李绂此刻正受雍正青睐。这道弹劾折子立刻引起了他的重视——雍正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治理天下的第一要务是“用人适当”。李绂所举无赖官吏害民例证，经调查完全属实，田文镜随即受到皇帝的严厉责备。就事论事，田文镜此次被弹劾，本没有什么辩解余地。但田文镜另有反击思路。田很明白，李绂弹劾自己，其根源在于对自己蹂躏河南读书人的政策有所不满；而对科甲出身的官员，皇帝素来缺乏好感。在这二者之间，田文镜觉得大有文章可做。
所以，老谋深算的田文镜在给皇帝的密折里，非常干脆地承认了自己提拔害民官吏属于失职，接着转而大谈特谈李绂此次之所以弹劾自己，完全是科举出身官员互相党援庇护的弊俗所致——李绂自然也明白皇帝对读书人素无好感，故弹劾田文镜时，折子里绝口不涉其对读书人的折辱。为“证实”自己的指控，田文镜“考据”出了李绂与几个被折辱过的河南科举出身官员属于同科进士，以此为基础推论，指责李绂对自己的弹劾，其实质是在为这些受辱的科举出身官员鸣不平，乃是科举朋党徇私为奸。
田文镜果然抓住了雍正心思的要害。很快他就接到了自己期望中的御批指示：“今览尔此奏，（李绂的弹劾）乃无稽之谗言也……具折奏来，朕自有道理！”
“朕自有道理”的结果，是皇帝重新表态：田文镜确实用人失职，提拔了一批害民官吏，但他一心尽忠，只是被下属一时蒙蔽。皇帝非但不再追究，还派人给田文镜送去了风羊和荔枝，以资鼓励。至于李绂，他的弹劾虽然被证明是准确的，但皇帝却扣了他一顶“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的大帽子，严厉申饬并摘掉了其直隶总督的顶戴。这样是非颠倒的处置，很自然地引起了“通省臣民惊为异数”的耸动效果。
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皇帝还在酝酿一场更大的运动。到了这年十二月，李绂与田文镜的这段纠葛又被雍正翻出来大做文章。这一次，皇帝明确表态，要彻底整治科举出身的官员。理由是：但凡科举出身官员，必存在徇私结党、互相排挤的恶习。皇帝“沉痛”地说道：“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在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一道谕旨里，皇帝又说，哪怕因此而废掉千年沿袭的科举，他也在所不惜！
杨名时在劫难逃
对科甲官员有计划的打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运动从打击科甲官员领袖开始。雍正力求从一开始，就能够对科甲官员们形成巨大的震慑。已经被打倒了的李绂算是领袖之一；接下来，皇帝又看中了云贵总督杨名时。
杨名时在劫难逃。雍正在一封给宠臣鄂尔泰的谕旨里早就说过：“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李光地已死，接下来数得着的便是杨名时，自然要拿他开刀。况且，在雍正看来，自打击科甲官员运动开展后，杨名时非但不配合朝廷，连韬光养晦的觉悟都没有，反“挺身乐为领袖”；且凭着个人的声望，搞得连雍正的亲信如大学士张廷玉等人，面对杨名时居然也很“慑服尊重”。
诸多离奇的打击，狂风暴雨般砸向杨名时。撤职降级自不必说。雍正五年，杨名时奏请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本只是一件准或不准的事情，结果却被皇帝无限上纲上线。雍正说：杨名时这个混蛋，在自己即将离任的时候，才提出这样的奏请，很显然是想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声；奏请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开的题本，显然也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以便博取美誉；再者，这样的好事居然不留给后任去做，如此过分无非也是沽名钓誉。这样的人“尚得觍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这些指控，无一不是诛心之论。
雍正尚不“解恨”，接着又下了一道刻薄到了极致的旨意。皇帝说：既然杨名时想要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资产来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后，让他的儿孙们继续承办，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远承包给杨名时他们家了。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墙倒众人推。接替杨名时的云南巡抚朱纲，迅速用实际行动——弹劾杨名时任内粮仓钱库存在亏空——与杨名时划清了界限。
雍正又批示：朕知道，这些亏空是布政使常德寿的杰作，与杨名时无关，但他在任时没有弹劾常德寿，显然是表示他很乐意为这些亏空负责。所以，这些亏空必须勒令他来进行赔偿，常德寿免罪，不予追究。
雍正六年，皇帝又决定让杨名时进京当面接受训斥。沿途各地官员都接到了圣旨：杨名时进京的路上，不许任何人以礼接待，不许任何人为他鸣冤，不许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声音。必须让杨名时感到，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打击杨名时只是一个凶猛的开端。自雍正四年开始，每个上任的地方官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打压科甲官员。譬如，雍正五年，王国栋升任湖南巡抚，皇帝明确给他下达了弹劾“科甲出身的庸员”的指标。而凡有科甲官员蒙冤申诉，皇帝几乎无一例外，给他们冠以“结党怨望上司”的罪名。
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
雍正如此大张旗鼓打压科甲官员，虽对外宣称是要彻底消灭徇私包庇、朋党勾结之恶习，但究其根源，却在于皇帝对儒家政治理念的彻底排斥。
清代早在皇太极时已有科举。其开设目的，范文程当年说得很清楚：“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此乃现实的功利主义目的，而非服膺于儒家政治观。
经顺治、康熙两朝近百年的发展，科举在清代渐成制度。知识分子慢慢接受爱新觉罗政权的过程，实也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慢慢复苏的过程。至康熙晚年，士大夫要求在国家事务上取得更大发言权的呼声已经很高。
然而，爱新觉罗政权毕竟不同于宋、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政权安全性方面的警惕被刻意拔高，是很自然的事情；根深蒂固的八旗制度，也是宋、明两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故而，在宋、明两代曾部分实践了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儒家政治理念，在清代却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雍正是这阻力中，最决绝的一环。
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在于以道德教化天下，“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套由各级官员组成的统治体系，实际上也是一种上下有序的道德体系——里老是所在村镇的道德楷模，知县（令）是所在县百姓的道德楷模……依此往上类推，内阁宰臣是整个朝廷的道德楷模，而居于最顶端的皇帝，则被定义为整个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否合格地扮演了这个全帝国的道德楷模，是士大夫日后评价皇帝在位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在雍正看来，这种道德体系对巩固他的统治，作用是不大的。他对“能吏”的渴求，远远高出了对道德君子的渴求。他所宠信的田文镜、李卫之辈，道德品行都很不堪。至于如宋、明那般，容忍士大夫将皇权与士权等量齐观，在雍正的立场更是绝难允许之事。
比较而言，在清代皇帝当中，雍正的尊孔力度可算最大。祭拜孔庙，为孔子加官晋爵，册封孔子后裔，对赴考的士子们嘘寒问暖，……这些方面雍正都远胜于他的前任与后任。这种高度尊孔，与对科甲官员的严厉打压，看似相悖，实则一体。雍正自述，毕生政治信条乃是“综核名实”，即区分事物、人情的虚与实。尊儒弃儒，对雍正而言只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尊儒，乃是为了将天下知识分子网罗到统治秩序当中来；而弃儒，乃是为了击碎儒家知识分子对“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这一政治理想的幻想，发动旷日持久的折辱科甲官员运动，也是为了扼杀掉这一儒家政治理想的复苏。
雍正需要孔子，但不需要孔子的思想。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是无处不在的密折制度。
人人是监视者，人人也是被监视者
密折制度，即皇帝赋予特定官员秘密奏事的特权。该制度出现于康熙年间，如江宁织造曹寅就拥有这种特权。康熙认为明代的厂卫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访的手段，故创造了密折制度。康熙对自己的判断力极为自负，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别真伪方面经验极为丰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对自己的判断力的自信，远甚于康熙。自其登基之后，密折制度即上升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虽一再鼓励臣下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参与密奏者不过百余人；雍正朝短短13年，参与密奏活动的官员多达1100多名。康熙朝61年，现存密折不过3000多件；雍正朝13年却多达22000余件。如此，不难看出雍正对密折制度的情有独钟。
获准密折奏事，是一种荣耀，说明得到了皇帝的垂青。但也有苦恼，因为雍正经常会催问最近为何没有密折上报。这样的责备屡见不鲜：
“地方事务，譬如民情、吏治、年岁的丰歉，为何没有一个字密奏上来？”
“自抵达广东以后，没有一本有实际内容的密折，难道全省就找不出一件可以跟朕说一说的事情？”
皇帝如此施压，地方官员自不敢怠慢。为了交差，许多鸡毛蒜皮之事混杂在密折里源源不断送往京城，搞得雍正不胜其烦。于是又反过来责备上密折的人。如批评南天培“不可无事频来”；批评田文镜“太觉频数，未免虚耗盘费。朕万几在御，日不暇给，亦苦纷烦”；批评葛森“无紧要应奏事件，何必徒劳往返为塞责之举”……。责备完了，雍正往往还不忘补上一句漂亮话：遇有必须密奏之事，何妨一月数次；若真无事可奏，何妨几年没有折子，朕绝不怪罪。
密折最要紧的是保密。雍正屡次警告获准密折奏事之人“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汝匪浅，追悔亦莫及矣”。皇帝要求，密折和密折里的皇帝朱批，必须只有写密折的臣子和皇帝两个人知晓，还威吓说，对于那些同在一省而互相传看、两省相邻而互相通知、路过别人驻地而互相探问之人，一旦被发现，将严惩不贷。
密折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军国大事，下至市井奇谈，都可写入密折。康熙的指示是：“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雍正相信自己具备从日常琐事中发现潜伏的异动征兆的能力，故特别关心市井奇谈。
整个密折制度，如同一张巨大的间谍网，间谍们彼此隔绝，只许与皇帝单线直接联系。任何情报，无论是身边的，还是别省的，无论有没有确凿证据，都可以直接报告皇帝，由皇帝甄别。所有的间谍，等于全部处于其他间谍的监控之下。除了皇帝以外，全国所有官僚，都被这张巨大的间谍网笼罩在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身边必有皇帝的间谍，所有人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到底谁才是那个间谍。简言之，雍正时代的中高层官场，人人都是监视者，人人也都是被监视者。
比如。雍正元年，皇帝想要擢升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贵州巡抚，为此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密折回奏说毛文铨“老成谨饬”，在边境省份工作多年，处理少数民族关系很有经验，贵州苗民多，适合毛去做巡抚。毛因此受到提升。但雍正还不放心，又向其他人打听毛到任后的表现。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哈礼和毛文铨关系不和，于是在密折里大肆诋毁毛，说他“悖理之事甚多”；年羹尧的密折里也说毛“居官甚巧，操守平常”；隆科多也密折评价毛“才情平常”。最有趣的是，在贵州大定总兵官丁大杰评价毛文铨没有知人之明的密折后面，雍正留下一段显示自己早有先见之明的朱笔御批：“朕早鉴毛文铨徇隐、欺饰、卑鄙、巧诈。”已经准备罢免毛文铨了。但结果却很快峰回路转。毛文铨得到一个机会入京面圣。一番面谈之后，雍正忽然发现此人办事非常干练，完全不像密折里那些恶评所说。于是，当石礼哈再来密折诋毁毛文铨时，雍正在折子后面留下朱笔御批：“毛文铨人甚妥当历练，因未见朕，观望苍滑，不实任事则有之；今见朕知朕，受朕教训，你看他新任就是了，朕保他一个好巡抚。”当然，自己之前的先见之明也没有了。这番肯定—否定—肯定的曲折过程，当事人毛文铨一直蒙在鼓里。
这张间谍网的具体运作，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见一斑：
广州提督王绍绪是雍正宠臣鄂尔泰所推荐之人。雍正一方面觉得此人“明敏稳妥”，另一方面又觉得还有些“偏于善柔”，尤其是很可能还有些残余的士大夫沽名钓誉的坏毛病。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查，将结果写成密折报上来。石礼哈密折报告说王绍绪“志洁行清，勤于办事”，皇帝还不放心，又先后秘密咨询了两广总督孔毓珣和署理广东巡抚傅泰。
石礼哈、孔毓珣、傅泰都是皇帝在广州的眼线，共同监视王绍绪，但彼此独立，互相没有交流。傅泰等人还监视其他许多官员，譬如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楼俨等人。但傅泰本人也受到广东布政使王士俊的监视，王也是皇帝安插在广东的秘密眼线。所以就出现了傅泰评价王士俊“才具练达，办事勤敏，于藩司之职，颇称胜任”，而王士俊却评价傅泰“胸无定见，毫无可否。偶有议论，亦属平平”这样的现象。
此外，两广总督郝玉麟也负责监视傅泰、王士俊；但王士俊反过来也有监视郝玉麟并打他小报告的特权。总之，整个广东的官场，没有一人不在雍正眼线的监视之中，而且是多重监视，许多人本身既是眼线，同时也被别人监视。
雍正自诩平生治理天下的心得，无非“用人适当”四字。其做到“用人适当”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这张无比庞大的间谍网，去一一甄别所任用的官员。
雍正一朝的密折政治，可谓空前绝后。康熙时代，密折制度浅尝辄止，不成气候；乾隆登基之后，密折制度虽未废除，但新皇帝任其荒芜。史书无一例外描述雍正是极为勤政的皇帝，每日里批阅如山的奏本，睡眠极少。其中年早亡，显然有劳累过度的缘故。然回顾其执政手段，自借学习翟世有运动批判科甲官僚起，到打击钱名世、李绂、杨名时，直至打击整个科甲官僚集体，最终选择以密折制度治国，其劳累致死，岂非自寻死路？
那案头如山的密折，对雍正的自诩之言——“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伊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无疑是一种深深的嘲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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