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学期《社会心理学》的课程作业中，给其中一个班的学生布置了批评文，要求他们以我为靶标来撰写批评文。（详见《我给学生布置了批评作业：只有草包、怂货踩容不下批评》）作业收上来后，果然批评文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不仅包括学生对我的评价，更反映了学生们的真实状况。
例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在批评文中提到了，我在课堂上举的消极、负面的批判性例子比较多，应该再多举一些积极、正面的颂扬性的例子。尽管我在课堂上反复告诫，社会心理学的进展是建立在对负面社会问题、消极社会事件，甚至社会灾难的反思和探究基础上，但他们显然不适应更多批判性的例子。
这不怪他们，中国教育规训的结果。从小学、初中、高中、高校，颂扬性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批判性的例子几乎阙如，久而久之，他们就被规训成自动化地激活颂扬性的思维，而对批判性的东西产生抵制。即使他们绝大多数都承认在我的课上受益匪浅，但我示范和要求他们批判性地思考时，他们很不适应。
这被意识形态的教育（灌输）形容成“辨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但对于强权，哪怕是灾难性的事情，也要积极地、正面地，颂扬性地看待；对待强权的敌人、对手，哪怕是建设性的事情，也要诛心地、丛林地，污名化地看待。
这种对待强权积极、正面、颂扬性的态度，对待强权的敌人、对手诛心、丛林、污名化的态度，其实就是权威型人格的典型思维方式。
记者罗洁琪昨天发的文章，《两个北交大的学生》中，讲述了她去采访前几日发生实验室爆炸案，致三名实验室的学生（一为博士生，两名硕士生）死亡的北交大，遭遇两名自称“学生”的年轻人的无理阻拦和羞辱性的盘问。
这两名学生先是在不表明身份的情况下，喝斥记者“你们什么人，为什么在我们学校乱拍乱逛？”在记者反问他们身份并告诉他们没有资格盘问记者后，男学生“大怒”，女学生也“非常愤怒”，在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利阻挠记者的情况下，胡搅蛮缠阻挠记者接触知情人。当几名中年女老师从电梯下来，这两名学生非常愤慨地走过去，并对老师说“这里有两个傻逼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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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教育所培养的权威型人格学生的一个典型示例。他们被学校组织赋予非法的权力后，忠实而虔诚地执行他们的“职责”，而对学校组织的“敌人”，记者采取无礼、粗暴、污名化的责骂。
他们是“坏”学生吗？不是。
我在社会心理学的课堂上曾经给学生们放映了改编自真实教学实验的德国影片《浪潮》，并引导他们回顾1966年那批青年学生的经历。1966年前后的那批青年学生，高中生、大学生，当时被称为“红卫兵”，也就是现时代被社会舆论指为“坏人变老了”的那批“坏人”。我让学生们思考，如果置身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下，他们可能的作为能与半个世纪前的那批青年学生有本质的差别吗？
没有差别，不会有什么差别。
权威型人格一旦形成，那就是跨时间、跨情境，具有历时稳定性的一种人格状态。权威型人格的典型特征表现为两面性，对待权力比他们大的强权者，会服从，甚至跪舔；但对权力小于他们的人，那些弱势的人群，又会表现出苛刻对待。他们在膜拜权力的同时又痛恨软弱，强权的“敌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任何试图挑战强权的“对手”，也就是挑战他们自己的“对手”。
权威型人格（Authritanrian Personality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几名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心理学家一起于1950年代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概括了反民主且具有法西斯倾向的一类人的人格。阿多诺认为，具有这一类人格的人，倾向于服从权力者制定的规范，并且践行规范所赋予的权威，借此来规避自己被归类为社会中弱势群体的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威型人格就是德国历史上第三帝国之所以能够形成以及维系所倚重的社会人格基础。
在温和的情境下，权威型人格可能表现为俗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压力的情境下，权威型人格就会如同北交大两名学生那样的面目狰狞。他们视赋予他们权威的强权的“对手”如寇，强权告诉他们防范“坏人”来“破坏”学校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记者履行职责就成为他们眼中的“坏人”“傻逼”。他们成为权威主义人格者，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批量培养的，经由学校教育批量培养出来的。
哪怕是对强权的批判，也会令他们感到不安，因为他们高度认同和附和强权，深深地恐惧归入被强权抛弃的弱势群体之中。中国的教育所蛊惑和倡导的，不就是这样的丛林法则么？或者跻身强权，或者被强权践踏，而学校组织就是强权的具象和实体。
所以，不要对北交大的两名学生感到惊诧，他们只是在尽忠职守。这样的学生有很多，很多，而只有最优秀者被赋予了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