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看中国人
世界的整体性、广阔性、多元性，通过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旅的足迹和军士的火炮在中国展开。中国被逼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价值体系。
启蒙与侵略并存，接受与屈辱同在。
十九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严复做成了《天演论》。
社会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原则，在西方可以成为帝国列强侵略的工具，自承优秀民族而以武力逞强；在东方，则不甘于充当劣等民族而被淘汰，故可以成为救亡图存的口号。同样的理论，因接受的主体及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其效果甚至可能完全相反。
国民性问题同样如此。
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我们当今的学者可以恶意地推测作者的动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误读”它并翻译出来予以传播，都因为身在近代中国的困境引起的危机感所致。
《中国人的气质》中译最初以《支那人之气质》为名，刊发于1901年3月1日《清议报》上。“支那”一词最早为古印度对中国的称谓，后传至日本。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时，“支那”带轻侮之意。在中国，亡命日本的梁启超等人最先启用此词，此后在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流行。这些留日人士的使用，不忘国耻的用意是明显的。
发表时，有按语云：“吾邦人廉耻扫地言之痛心之外，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为耻之；吾邦人不自责，而外人责之。太史公曰：悲莫悲于伤心，吾邦不以为伤心，而外人心伤之。呜呼！言之诚堪痛心矣！”
与其说，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结论，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主动求助于他者的判断。“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耻辱”的爱国者，大勇者。
《中国人的气质》发表后，在上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界影响甚大。有人称“其言酷而实，其语迫而不可逃”。有留学生说读后形容是“山鸡对镜，自见其形”，虽情有不甘，却不能不愧其言。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新民”运动，明显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痛陈国民性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阙。此时，旅日华人及留学生掀起批判国人“奴隶性”，培养“国民性”的国民化运动，“奴隶”、“奴性”之词遂多见于华人报刊。
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精神自审的集体行动。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唾骂之，又比较各国人的特性，确认中国人为最杰出而完善者。摩罗明确指《气质》为“殖民话语”，不但打倒了一个史密斯，而且接连绊倒了在他看来跟随洋人起哄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们。
鲁迅留日时即读过《中国人的气质》，后来曾多次提及。他明确表示不尽赞同书中观点，却强调它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价值，多次建议翻译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个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国人的气质》值得翻译和阅读，认为据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把《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同中国人的变革联系到了一起。
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倡言个性解放，将戊戌—辛亥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改造国民性”付诸实践。
恰达耶夫曾热情赞美过这样的历史时期，说：“每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时期，它充满疯狂的躁动，激烈不安、草率和无目的行动。这时，人们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这是一个强烈感受的时代，广泛设想的时代，民众伟大激情的时代。民众的追求是骚动着的，没有显见的原因，但对后代而言却并非毫无益处。所有的社会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有的社会都要将其最明亮的回忆，其历史中最英勇的成分，其诗歌、其所有最有力量最丰富的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时期：这是所有的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础。否则，民族的记忆中便可能没有任何值得珍重、值得喜爱的东西；各民族也许只能去依恋他们生存其上的土地的微尘。各民族历史中这一诱人的阶段，就是这民族的青春，就是一个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代，关于这一时代的记忆，将构成各民族成年时期的欢乐和教益。”
五四时期就是这样一个青春时期。不幸的是，为时过于短暂。然而，更为不幸的是，它受到了自诩为“自由主义者”及各类爱国学者的诅咒。
说到中国的改革，鲁迅认为，第一著是扫荡旧物，造成一个使新生命能够得以诞生的机运。他指出：
“五四运动，本也是这机运的开端罢，可惜来摧折它的很不少。那事后的批评，本国人大抵不冷不热地，或者胡乱地说一通，外国人当初倒颇以为有意义，然而也有攻击的，据云是不顾及国民和历史，所以无价值。这和中国多数的胡说大致相同，因为他们自身都不是改革者。”
倘不是从改革的立场出发评价五四，那么，五四对传统价值的批判，被某些爱国学者讥为“自虐”，也就毫不足怪了。
五四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无论从西方拿来何种思想，也无论对传统文化作何种评估，都不可能是学究式的斤斤于考证，而是宏观的、整体把握的、直指核心价值的。近代官派改革家主张“中体西用”，而五四人物不但“用”“西”，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中体”之体。
陈独秀公开声称，改革的目标在于铲除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代之以近代西方的生活与思想方式。他对中国传统深恶痛绝，理由有三：一、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陷入惰性之中而不思进取；二、以家庭和社会的巨大责任义务泯灭人性；三、孔教对实利存在偏见。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鲁迅的评论几近“酷评”。
他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是撒谎国和造谣的联邦”。他十分重视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但实际上”，他发现，“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广大奴隶的身份，是中国国民性的底色。鲁迅承认，史密斯所指的“面子”问题，“是中国精神的纲领”。中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敢于正视”的勇气，以“瞒和骗”为正路；“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不认真，不切实，害怕明确，喜欢含混，好宣传和做戏；不肯研究自己，不爱听别国好处，等等，其实都同“面子”有关，身为奴隶而以准主人自居。
忍从，麻木，自欺，奴隶很容易变成奴才——即准主人——而万劫不复。鲁迅说：“奴隶与奴隶主是相同的。”所以，在鲁迅眼中经过的中国“革命”，就只是争夺一把交椅，主人变了，而宝座不变。不同的社会地位，相同的生存逻辑——这就是奴隶得以万古常新的秘密。
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惟在于革除现行的奴役性制度，使奴隶上升为人。
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鲁迅的态度最激进，也最彻底。他深知，文化不是纸面的东西，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任何宏大的主义都只能回到个人那里去。所以对他来说，所谓启蒙，终极目标就是改造国民性，也即“立人”。
鲁迅常常这样感叹说：“外国人的知道我们，常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对于外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他的反应是：一、赞赏中国的，他表示憎恶，说：“我记得‘拳乱’时候（庚子）的外人，多说中国坏，现在却常听到他们赞赏中国的古文明……我深憎恶那些赞赏。”二、批评中国的，他表示感谢，说：“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又说：“我常常想，凡是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在西方颇为知名的林语堂，于1936年出版《中国人》一书，对中国国民性也多有批评，但指出：“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
出版家张元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头一年，写成《中华民族的人格》，也说：“中国除了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他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立意在救亡时期，彰显民族精神。
三十年代，当中国沦为国民党的“党国”，辛亥—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批判的风气已然销歇。至抗战时期，民族情绪高涨，国民性格的消极面更大程度上被隐匿起来。无论是政治家的演讲、报告、著作，还是普通的“文人话语”，都是如此。
“民族性”，完全成了一个正面的、褒义的语词。在延安，能不能讽刺人民、暴露黑暗？要不要采取“民族形式”？此时已上升为文艺创作中的一个原则问题。
鲁迅一直执著于“国民性”批判，在救亡中坚持思想启蒙。他的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有多种杂文集为证。
从清末到民元革命，到清党，到左联内部，鲁迅一直使用“奴隶”一词。他明确表示反对成为异族的奴隶，但也反对做本国统治者的奴隶，做奴隶的奴隶。他从根本上质疑和反抗社会秩序的根本合法性。
逝世前，在所谓“两个口号”的论争前后，他对周扬等人的理论批评，是结合人格批判进行的，可以视作国民性批判的个别案例；又，反对当时报刊、教科书对岳飞、文天详等“民族英雄”的宣扬，是国民性—奴隶性批判在新的形势下的一种延续，有文化战略的意义。
当然，在面临抗日救亡的特定时刻，他也不忘指出：论中国人要看“筋骨和脊梁”，看“地底下”，因为那里还有掩不住的“光耀”。
在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大题目下，值得纪念的，还有储安平在抗战期间撰写的著作《英人，法人，中国人》。通过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比较，他确认，“中国为一弱国”的事实与国民性格及社会风气大有关系。最后，他表示说“一个进步的现代的中国固常为著者所追求者，……盖他实亦希望他的感触能够引起读者的共思，因而或能慨然兴起稍挽我们目前的颓风于万一”。
1957年，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分子”，六十年代不知所终。
国民性批判并不如摩罗所夸说的那样迁延不绝，流毒深广。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这类批判已经烟销火灭。
在正统的意识形态里，国家、民族、人民，这些词汇，已经上升至神圣的地位而不容亵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来受到宣传和鼓励。“民族性”、“人民性”，作为“国民性”一词的变体，因为关乎国家的形象，关于“无产阶段革命事业”的命运而受到颂扬。此时，作为批判的对象，阶级性——如所谓的“封资修”——代替了民族性，在几十年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反复接受演练。运动开始时，批判的主体——知识分子即已被迫进行“改造”，接受“武器的批判”。
所以，斥责国民性批判如何遗害深远，不过是爱国学者背向历史的一种臆想而已。
七十年代末，有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在理论上，有限的几位“高干”、“高知”讨论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像“国民性”一类文化问题，其实是与之相关的，当时却未能引起广泛关注而自然遭到搁置。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1949年之后一直没有出版过，直至1990年，仍然被出版界拒之门外。由此可见，国民性批判问题长期成为禁脔，无人可以染指。
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艺界兴起“文化热”，于是产生了一种叫“寻根文学”的文学。这种文学在主题方面，与“国民性”批判确实有某种粘连，聪明的作家大抵从文化学概念中受到启发，而不是从现实体验出发，结果将他们的作品变做了一大群愚夫愚妇的“劣根性”展览。这种文学有两大弊端：一、劣根性的造成，皆归咎于民族文化基因的遗传，传统不是落实到现实政治之中，倒是现实政治成了传统的附庸，貌似深入，实则逃避。二、因为不是从现实中来，普遍缺乏真诚、情感和血肉，情节及人物设置成了文化符号的简单拼贴，图解化、概念化。
如果国民性批判可以离开现存体制及现实生活而进行，结果不外乎哗众取宠的戏耍。
没有国民性批判，就没有国民性改造。
国民性的生成犹如冲积岛，原本来自辽远的水域；因此，对它的批判和改造是全方位的、不断深入的、持久进行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倘使工程被迫中断，必然导致国民劣根性的恶性发展，不但沉渣泛起，新的恶之花也将蓬勃地生长起来。
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恶劣的人性搅扰起来，合法性暴力、阴谋、贪婪、嫉妒、虚伪、凶残和冷酷覆盖了全社会，告密和迫害成风。人类之爱，同情心，至“文革”几被摧残殆尽，国民劣根性不但得不到批判，反而受到权力的纵容而得以疯长。
“文革”结束后，封闭已久的国门打开缺口，市场观念与国外资本乘隙而入，长驱直进，其颠覆性的力量超乎所有人的想象。不出数年，官员下海，学者经商，金钱代替圣像，为人们所供奉。权力寻租，群体腐败，官商勾结的现象比比皆是。譬如连续剧，“毒奶粉事件”最后登场，以最集中的形式，最无情面的事实暴露国民劣根性，致使举世为之震惊！
长达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既扫除了传统文化的道德规范，又摒弃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旧的已去，新的不来。所谓社会道德便呈现出一种真空状态，天下滔滔，竟不知荣耻为何物！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