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亚运的缘故也因为市政建设的缘故，这几年广州市的民间历史建筑都面临着翻新、拆迁等各种各样的命运，许多老广所熟悉的场景可能都将不复存在，由此也引发了许多争议，恩宁路或许就是当中最受关注的地方之一，很多民间的文物保护者也为此而奔走着，努力为老广们保留下原有的一切。
网络和报刊上关于民间文物保护进行问责的文章并不少，大部分的固然将矛头直指政府。固然，“穿衣戴帽”工程已经给老广们带来诸多困扰，而面临着原本熟悉的事物被拆迁的现实，怎么会心中没有怨言呢？然而，民间文物所经历的这个苦难，责任仅仅在于政府吗？我想，恐怕未必如此。
上周跑了趟黄埔横沙，熟悉广州的人应该都知道黄埔横沙有条书香街，号称是广州古私塾一条街，里边确实有不少古旧的私塾，保护相对是做得比较好的，关于书香街之前也有大批媒体进行报道过。同样是在横沙的北正街上，一路走过去，我也发现了两间私塾，一间叫佑江书室（北正街9号），一间叫金田书舍（北正街11号）。此两间私塾除了尚余门面，大门紧闭，里边看得出早已经是一片破落，其中一间的一面墙已经坍塌，有清洁工将垃圾桶搁置其间当做垃圾处理点。再向前走，则有一间较为大型的建筑，是横沙的黎氏宗祠，对比前边两间建筑来看，保存得要完好得多，并且挂有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从一些痕迹来看，这里逢年过节应该还有后代来祭拜。
同样属于民间文物，为何北正街和书香街有差别，而同样在北正街上私塾和宗祠也有着如此的差别呢？
行走于横沙，不难听到广音里参杂着不少北音，其实这在广州的城中村中并不罕见，尤其是天河石牌村更是如此，置身其中，恍若在他乡，丝毫没有老广味。原本这些地方都是以往老广们生活的地方，但是他们要么深居简出，要么早已搬出，留在这些地方的，多数是租住这里的廉价住房的外来人。那么，这和民间文物的保护又有什么关系呢？
政府对于一个民间文物是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民间文物的数量繁多，政府难以一一顾及，被忽视的也就难免历难。然而，从根本的原因来说，一个民间文物之所以历难，首先应当从家族开始问责。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部分的公共事业都和当地的大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比如书香街上的罗氏公祠，比如北正街上的黎氏宗祠，这两条街上的书室私塾等，背后都应该是有着强大的宗族关系作为支撑，否则是难以立足的。这在广东各地也是并不鲜见的，在客家地区有不少私塾甚至就开在宗祠里，先生的衣食住行都靠着大家族的供给。强烈的宗族观念就是促使广东历来公共事业较为完善的重要动力（关于这点我有观点论证，但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进入现代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的进程已经造成了家族的破碎化。原本共同生活于一地的家族，因为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各种原因，开始散落在各地，不再生活在一起。他们第一代、第二代或许尚能维系那种家族的联系，但是客家俗语中有言：“一代亲，二代表，三代闲了了”，也就说随着生殖的繁衍，那种家族的关系也就减弱，加之空间上的隔离，更使血缘的关系难以继续维系。当家族呈破碎化之时，人也就以家庭为单位重新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城市里的大部分是一个个的家庭，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联系，与传统的中国乡村的家族维系下的家庭概念，有着极大的不同。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土中国》的“家庭”一章中就有一段论述：“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事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第48页）在其“男女有别”一章中也谈到：“同性组合和家庭组合原则上是交错的，因为以生育为功能的家庭总是异性的组合。因之，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了这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
所摘引的费先生这两段论述，我认为是相当深刻的。首先是说明了传统中国社会家庭和家族的不同组织原则的关系，其次是说明了这两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对于事业的作用。由现代化所造成的家族破碎化，也就是说家族这个传统的基本社群正在逐渐消逝，对于许多生于长于城市的人而言，脑海里甚少有家族这个概念。而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家的概念仅仅止于家庭，生殖繁衍生存成为最重要的目的，在没有余力的情况下，又如何会有家族意识的觉醒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从乡村走入城市的人，往往都是一走了之，很少又再回到乡村，回到家族之中的。那些能够在离开故土后，能够回馈家族的往往都是创下一定事业的人，只有他们才会有余力为家族贡献，然而又因为空间上的隔离，这种维系只能成为一种较为短暂的反馈，当数代之后，这种家族维系是否还能够继续下去，是很难说的。
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说明，为何现在许多民间文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家族的破碎化是一个主因。在家族这个基本社群开始解体的时候，原有的家族所维持的公共事业也就随之解体，这些例子在广东随处可见，横沙何尝不是如此呢？而宗祠作为家族的标志，往往也就成为最终解体的标志，但通常来说，由于广东人强烈的宗族观念，宗祠都能够得以较为完好的保存，因为在这里依然由传统敬奉祖先的仪式在进行，这也是传统家族最后的维系。然而，数代乃至数十代之后，这些是否还能继续保存下来，是难以打包票的。
关于民间文物的处理这个问题上，为何会在民间爆发出诸多的反对声音，而某些政府依然一意孤行，这和传统社会当中出现的脱节是有着一定关系的。我们现在所缺失的环节就是传统的士绅，关于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费孝通先生的《中国士绅》一书中有着详尽的论述。今天已经不再会有士绅，但是我们需要像传统士绅那样的角色，来作为民间与官方对话的一个媒介，共产党政府尝试使用农村自治这种形式来实现，然而在无孔不入的党政操纵下，自治实际上流于形式，许多村干部不仅没有为民众与官方沟通，还沦为政府的打手，侵害民众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在我以前的文章《从托克维尔谈结社看美国格兰其运动》一文中也有提及）。由是许多地方因为征地问题、拆迁问题而造成了许多官民冲突，这实际上就是自治组织不作为所造成的。
民间文物的保护实际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由于民间文物大部分属于家族，当家族开始消失、没有代表家族利益的士绅这个特殊阶层出面，民间文物也就沦为无主之地，仍由某些既定利益集团处置了，即便部分有责任心和家族感的人站出来，以其单薄的势力，往往难以与国家机器相抗衡。而某些政府往往以国家利益、宏观角度作为借口，并不会去特别留意这些民间文物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和情感。这也就进一步致使民间文物面临着被拆迁的困境。
对于民间文物的保护，并不能只奢望于政府，在争取政府的支持的同时，唤醒民众的乡土意识、家族观念才是至关重要的。之前在梅县南口镇的桥乡村的见闻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其中最大的梅州围屋是南华又庐，被定为梅州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看守老宅子的是一位60多岁的阿姨，她也就是这个宅子主人的后人，我问她，当南华又庐在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政府是否有什么资助，她告诉我的答案是没有，而老宅子一直以来的维修保护等等费用，靠的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子子孙孙，他们遍布全国各地，还有些在国外，但是总是会时不时回来祭拜老祖宗。同样，在离南华又庐不远处，也有一座潘氏的围屋（抱歉忘了名字了），虽然没有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是里边依然住着潘氏的子孙，有他们在，宅子也就还保存得完好。相反，看看原本是佛山一绝的木板年画，由以前家族式的经营越做越窄，只剩下几个家庭在苦苦坚持，除去那些时代和政策的因素影响，许多原本属于这个家族行业的人自己都不再爱这个行业，这样的民间文物又如何能够得以生存呢？
民间文物的保护并不是止于口号的，靠不了政府，也靠不了文物工作者，真正需要的是原本与这些民间文物有着家族和感情维系的人的醒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