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景宜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因为学校后勤部门的摇摆，他的小书店多活了一年；但因为想多赚点钱，“清仓打折”似乎又变成了一场情怀消费的欺骗。但没有人知道，这家书店藏着老板对现实的逃离和妥协。

配图 | 单读视频-北师大男生澡堂下面的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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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洲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肤色略微有些黑，讲起话来不急不慢，是那种看起来从不会发脾气的人。10年前，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主修中国教育史。

同大部分北京海淀区的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有自己的“书店生态”，尽管不像北大周围有主打三联、商务等库存书的豆瓣书店或专注“思想、哲学”的万圣书园，但北师大周边的这些小书店也跟那些口碑在外的明星书店一样，承受着房租和电商的冲击，靠着各自不同的生存之道勉力维持着。

读研的时候，王洲曾目睹了学校周边小书店的衰落。那时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着4家书店，学校东门外还有“学而雅”和“盛世情”等几家大一点的书店，到如今只剩下“盛世情”还在，门面还被美甲店分去了大半。

“最先消失的是‘学品’，我在师大读了一年，他们就不干了，‘宏图’接了它的位置。后来一家叫‘淘书苑’的店也倒闭了”，等到王洲的墨香书店在校外开了一年多后，校园内的宏图、海琴两家书店接连倒闭，自此，“学校里一个书店都没了”。

不过这些书店的死去，并没有打击王洲的信心——他尝过甜头，大学时就爱看书的他，来到北京读研后经常去各处淘书看，在寝室里攒了两百多本书。他想到拿去卖，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同在北师大读书的女朋友知道后，便在国庆假期时，直接带着这些书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摆了个小摊。

“她很厉害，半天多时间，卖了700多块钱。”王洲想着两人在外面做家教，每小时也不过赚30块，干脆自那以后，专门抽时间去潘家园进二手书，再让女朋友摆摊卖。

32岁那年硕士毕业后，王洲找姐姐借了几万块钱，在北师大的北门租了个门面，成了书店老板，“只当是个小型创业，最多亏个房租钱”。那时候，他的“墨香书店”里，新书只是一部分，还都是三联、商务等出版社的库存书，剩下的“货”全都是各个年代的二手书，从历史、文学到生活常识、旅游地理——当然，也不嫌弃学科教辅。

“正规渠道进的库存书一般是五折，卖也只能按七八折卖。还是旧书利润高些，5块钱弄的书，10块钱卖也完全可以。”

王洲有自己的算盘，2009年10月，进好第一批书后，他就给远在宜昌的母亲秦明珍打了电话。用了两天时间安排好家里的事后，秦明珍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秦明珍没有出过远门，连省会武汉和临近的重庆都没去过。

大多数来墨香书店的顾客并不知道王洲，对于他们来说，秦明珍才更像是这家书店的“台前老板”——一年里除了春节那几天，都是她在书店照看。

秦明珍身材矮小，大半辈子都在湖北老家务农，皮肤黝黑，也不太健谈。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总是自嘲“我没有文化，和文盲差不多”。第一次从北京西站出来，透过车窗，她只觉得“马路上都是车，北京好大”。

“我们家在宜昌的一个山区里，离赶集的地方都很远”，家里有5亩地，秦明珍和丈夫一起种玉米、喂猪、养羊，紧紧巴巴地让王洲和他的姐姐念上了大学。

刚来北京时，她站在书店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理，“我儿子教我摆书，让我按出版社、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教材摆，我慢慢学着”。

往后在北京的10年，书店几乎是唯一和秦明珍有关系的事情，也隔断了她的过去，把她突然推进了新的生活，她过得寂寞又充实，“早出晚归，和儿子很少碰面”。她更愿意自己忙一些，因为闲下来时会想家。

其实，2010年春节，王洲的父亲曾卖掉了家里的猪和羊，地也给别人承包了出去，也来到了北京。王洲带父母去了长城，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异地过年。

“他耳朵不好，腰疼，顾不了店，但炒菜、洗衣服能帮帮我。”秦明珍说丈夫容易晕车，但很喜欢步行去天安门、动物园、北海公园这样的地方游玩，“去的地方比我多”。老头还结交了几个朋友，每天上午一块下棋。

但两年后，王洲的父亲还是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选择回老家独自一人生活去了，“他嫌这里住的地方太小，也没什么事做，花的也是儿子的钱，在老家，自己能管自己，过年还能带点腊肉来”。往后，王洲的父亲也会偶尔在空闲时到北京来，有一次他跟儿子讲，这10年来，他一共来过7次北京，每次坐在火车上，“都感觉只有我是最老的”。

丈夫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买菜，秦明珍几乎每天24小时都是一个人待在那个几十平米的书店里——那个由单元房改成的门面，吃住都在里面。中午做饭时，她怕油烟呛走顾客，就把门关起来。

这10来年，王洲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和闲暇，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是母亲给她的。这些年，秦明珍只回过两次老家，都是跟着王洲回去的，其中一次是2013年88岁的母亲过世，直接晚班飞机到武汉的机场，那是她第一次“路过省会城市”。有时候她也会想女儿，自从2009年送秦明珍来北京后，女儿再没到过北京，“想的时候就视频，太远了，也没办法”。

2

从王洲的朋友圈里，你很难判断出他是一个小书店的老板，因为上面没有一条和书店相关的动态。

许多高校附近的书店老板都会加教授和学生的微信，平时就在朋友圈分享些稀有、“有意思”的书，吸引顾客来买，但王洲从没和店里的顾客们交过朋友，也认不出哪个顾客是教授学者，“人家来买书，不可能说自己是教授呀”。

比起同行，王洲似乎也并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书店上，除了每年北师大开学时发发传单，书店很少做什么营销活动。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王洲都要去一家培训学校给小学生们讲奥数题，靠自己本科时的专业，赚着每月一万多块的收入。他也考虑过开个培训机构，“但家底太薄了，亏了的话承担不起”。有不少学生家长介绍孩子给王洲，想让他私下“带带”，“这样确实收入会高点，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私下和别人收费也很麻烦——不能总考虑自己利益，你要是这个时间不能安排、那个时间不能安排，学校就会怀疑你了。”

王洲有很多空闲的白天，每周他都要带着七八个编织袋，坐地铁和公交去北京的远郊，有时是去物流仓库，有时是去书商的家里。每个袋子能装一百多本书，选好书后，再叫一辆货车把书拉回书店。这么多年，他和妻子既没有考驾照也没有买车，“有台小汽车在北京更麻烦，还要交停车费，没有打滴滴方便”。

几年下来，王洲认识了几个固定合作的书商，别人去进货时永远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你说10块钱，他说不行，得15，只能慢慢谈拢价钱”，但王洲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一般会直接把选好的书进行分类，直接给出单本价格，“我跟他（书商）说，这一堆可以出每本10块，这一堆15，你觉得哪本书卖不了，就收走，不讨价还价，这样非常节省时间”。

时间长了，书商都跟王洲达成了默契，“做生意，总有人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越多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要公平，每次好处都在你那边，别人自然不高兴。价钱，主要是看旧书品相，还有发行量多少，偏学术、且发行少的，（价格）自然高，过去人手一本的《沉思录》这种，自然就便宜”。

偶尔王洲也给自己淘些书，他的阅读趣味并不专注，更偏向某种好奇的探索。前段时间，他去潘家园收了一本安·兰德《源泉》的英文原著，“我刚从今日头条知道这个人，美国的一个女哲学家，我一问价格，才10块钱，网上可能要买到100”。（编者注：安·兰德，即艾因·兰德，俄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回到自己的书店，王洲便用经验给这些旧书定价，基本上也就是随行就市：“这本书你原来定10块，一弄来就被买走了，再很难进，那下次就定贵点；要是有五六本都卖不出去，你就可以考虑定低一点。”

自己开了书店以后，王洲很少再去别的书店，只是偶尔去下野草书店——这家书店和墨香书店一样，于2009年在北师大周边开业，期间也数次因为租金问题传出要闭店，“野草的老板来过我的书店，买过电影方面的书，那个书店真正卖书的是他父亲，我们搬进北师大校内后，他父亲还来看过，但我们也只是普通的打招呼，没深谈”。

有一次去公园逛书展，王洲看到了自己过去常去的盛世情书店也在摆摊，这家在北师大东门外的“老牌”书店，一楼卖打折图书，地下室卖学术书籍。王洲在摊位上认识了老板，“我们就聊聊你卖什么书、他卖什么书、什么样的书好卖。他家书店以前生意很好，现在差了一点，能做这么久，也是因为老板很喜欢这行，又比较有经验。但最后，书店可能都是亏的，只是赚到了书。”

在北师大校外的那个门面房4年的合同到期后，房东告知王洲，房租要从每月6000多元涨到1万多块。

“那时书每天卖得好的时候流水2000多块，差的时候才几百块。书店每年的利润，账面上大概两万多块，这个价，肯定租不起。”

3

2014年初，王洲一度决定关掉书店，开始做“清仓活动”，却意外地吸引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这是王洲第一次亲身了解到媒体和舆论对销售的帮助——当然，等到4年后，这家小书店在反复“开张—倒闭—又开张—再倒闭”的循环被顾客们判定为“欺骗营销”后，王洲又感到荒唐和疲惫：“遗憾？说不上。要关门，很早就在意料之中——书店本来就是夕阳产业。”

那时候，北师大的许多学生得知墨香书店要关，帮忙联系了学校和媒体，希望能在校内找个闲置位置容纳这个小书店。最终，北师大后勤部将位于“学一”教学楼地下室的“职工之家”腾了出来，“免租金”供书店使用——后来书店的门口，还一直保留着“职工之家”的招牌。

王洲说：“我们去之前，那里面就放了一张台球桌，两张兵乓球桌，很空，也没什么人来打球。”作为交换条件，王洲的书店每年要提供1万本书送给北师大的新生，同时，这里也要作为后勤员工的阅览室——北师大有1000多个后勤职工，他们是无法进入学校图书馆的。

| 王洲的书店每年要送1万本书给北师大的新生（作者供图）

这个优惠条件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妻子给王洲建议，逢年过节可以给后勤部门送些礼物表示一下，但王洲拒绝了：“合约怎么说，就怎么做，送烟和酒，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干，反倒会出问题。”

也是在书店搬进学校之后，秦明珍才终于开始和儿子媳妇同住。每天早上7点多，她都会从家里出来，从大钟寺站坐30分钟的公交去北师大，这段通勤是她难得见到日照的时候——从她走进地下室打开灯的那一刻，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在北京，秦明珍没有熟人，不知道该如何搭乘地铁，她只生活在书店和儿子之间。唯一日常能讲话的人，就是常来买书的顾客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会跟眼前这位脾气好的老人聊聊自己近况，讲些最近听到的新闻。秦明珍也很喜欢来书店的学生们，露着笑脸听他们讲话。

没人光顾时，秦明珍会整理书架，或从库房拿书出来“上新”。干活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拿本书出来看，“看看书名，想看的话翻翻，看得进去就看，看不进去就不看，反正书也多”。不过，秦明珍很少和顾客们说自己也爱看书，她还记得年轻时看过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以前我喜欢看侦探类的书，什么吸引我？那些人物脑筋特别灵活，从各方面分析、破案，太精明了”。

地下室入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书店的招牌指引，除了开学季，书店几乎无人问津。大多时候，地下室的书店里很安静，让秦明珍躲掉了很多烦恼。在学校北门开书店的那几年，她的心里总是没底，最怕工商来人检查。对方会问书店有没营业执照，刚开始，她打电话向儿子求助。对此，王洲倒是很直接：“就算来查，我也理直气壮——不是我们不办，是他们说旧书店办不了。你没有道理，我怕你什么？”

但秦明珍很难像儿子一样坦然，只有赔着笑脸跟工商装糊涂：“我说会去办的——其实心里不踏实，房子还在租着，总没有底。有时他们一个月来几次，真的有点烦。”

搬进学校地下室后的几年时间，一直平安无事——但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2018年4月，学校后勤部的老师跑来通知说：“学校准备改造这个地下室，你们要做好搬走的准备。”

王洲第二次将“清仓打折”的消息贴在了书店的墙上，北师大校园论坛“蛋蛋网”有人找了过来，帮忙做了一篇书店清仓的报道。帖子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王洲从外面上完课后来到书店，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书店里面都挤不进去了。”

那天是4月2日，作家马伯庸在上午光顾了这个小书店，发了9张带图的微博，说书店将在下月关闭，“虽我已发誓不买书了，家里摆不下，可还是没忍住……”

于是，那天店里一下卖掉了几万块钱的书——自打书店搬到地下室后，除了开学那几天学生们来买旧教材一天能有上万块的流水，日常一天只能进账几百块。

“墨香书店即将关闭”的消息从校内传播到社会，人们关注着这家地下室书店的死亡倒计时，很多人都来书店买书支持。

在马伯庸那条微博发布后的半个月，有政府文化部门派人到书店检查，查封了书店，以发现几本圣经和宗教类书籍为由，要求书店停业整顿两个月。两个月后，书店重新开张，王洲主动找到蛋蛋网，又请他们帮忙做了次“清仓”宣传。

清仓时，店里的新书显然比二手书更受欢迎。然而，那段时间里，很多学生都看到，一辆货车停在地下室的入口，王洲从外面进来的新书一件又一件从车厢里搬进了书店，这让大家颇感愤怒：“不是在清仓吗？怎么还在进货？”

这件事情在校园内引起里不少学生的不满，质疑老板用情怀做销售的手段。

到了2018年的10月，还有热心的学生在蛋蛋网微信后台留言，希望能继续帮助墨香书店做清仓，而蛋蛋网的编辑则直接回复：“地下室兼具消防安全功能，那里本不该做书店，有火灾隐患。他不愿出钱租地面上的房子，嫌贵，这不值得同情。”

书店还在照常营业，这更让很多人认定了，这家二手书店在“一年一度的表演”。支持书店的顾客也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作秀，不过“也不需要指责，现在实体书店本来就不容易”。

“当时进了5万块的货，配着卖，他们说我‘表演’，和这个有关系。”王洲坦然承认自己那时的所作所为，但他的不解释，让“清仓”变得暧昧起来。

不过，王洲却把导致这场闹剧的原因推给北师大后勤部门的摇摆——因为“一下有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那时书店又留下来了”，“当时他们没有很明确说什么时候要我搬走，只说做好准备，后来才说的时间，可最后又没让我走。也许他们一方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做别的用途，另一方面又觉得书店留在这也挺好”。

4

清仓风波后，王洲在书店里留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100多个顾客加了他的好友。

2019年4月，王洲又一次在店里贴了清仓告示，还用微信群发给了那些顾客，说5月底书店将彻底关闭。这个群发公告作为消息源头，口口相传，让许多人加入转发行列，其中包括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青，这一度让网上开始误传：墨香书店是吴青开的“理念书店”。

| 以讹传讹的信息让墨香书店再次引发媒体的关注

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网络上的回响带来了线下的人流。清仓那段时间，我去了北师大时，书店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几十个选好书的顾客在蜿蜒排队等着结账。外面还在不断有人涌入，但也有被里面的场景惊住的，说：“平时没这么多人，过下再来吧。”

王洲坐在收银桌上，一本一本地算价钱，似乎一点也不急躁。秦明珍无事可做，有些慌张地穿行在人群中，面带微笑，偶尔帮人找找书。我在等待结账的间隙，对王洲表明了来意，他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说罢，他唤来母亲过来收银，把我带到了后面。

我们向后走的时候，时不时有人喊他：“老板你快来，她做不了主。”这样的状况大多是如买一套《资治通鉴》，但少了几册，或者有的旧书没写上价钱。王洲告诉我：“因为我在，我妈就想以我的主意为主，我不在的话，她也可以说个价，别人能买就买，不愿意就留下。”

这一次的清仓让更多人觉得他是作秀，一个ID为“蛋蛋网主编”的微博主页上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如果这次（书店）到期还没搬走，我就打电话举报。”

4月3日，蛋蛋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篇明文《亲，这么久了，您还没搬呐？》文章，里面写道：

“今天下午，又看见了学一楼地下室二手书店的宣传。如果你在师大的日子够久，其实也用不了多久，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消息似曾相识吧？”

“我们不禁好奇想问，这么多次的deadline，是不是学校真实下达过的？”

……

质疑声音又一次涌现，王洲淡淡地跟我说，他看过声明：“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这样拖来拖去确实不好，有人觉得被欺骗了。”

我问他：“这次新书快卖完，你打算怎么办？”

“去年是5.6折卖的，其实有赚头，今年是5折卖。我们的人气是靠新书，新书没了旧书也很难处理掉。其实这次我有的时候也犹豫，要不要再进一些……”

“那你如何向人证明这次是真的关门？”

“这个不用解释，到时间我关不关，大家自然知道。”

王洲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种话术，他称自己不太会交际，对于因为清仓特意而来的顾客，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有个中年男人看到网上消息专程第一次赶过来，买了50多本书，算完总价2000多元，问王洲能不能优惠一点，“可以便宜10块钱。”说完这句，王洲就没再说话了。

那天是清明节前的工作日下午，王洲不停走出地下室，不断向新来的人解释“现在进不去了”。

清明假期的第二天，4月6日，下午1点多，按照王洲的计划，墨香书店正式停止对公众开放。当时在里面的顾客还非常多，秦明珍独自一人坐在收银桌边，直到3小时后，最后一位顾客才结完了账单。在这之前的3天里，这家地下室书店因为“清仓”涌入大量人流，卖出的书共计约14万元。

王洲此前已经和北师大后勤部门商量好，书店从这天开始不再对公众销售，剩下的库存只给大批量买书的顾客去选。

然而，墨香书店的倒计时最终却因为文化部门又一次检查而提前。4月8日，王洲被叫去谈话，当场写了检查，“就一句话，承诺不能无证经营。我很配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那之后的几天，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就被锁了起来，连王洲和秦明珍也进不去了。那天之后，还有很多不知情况的顾客来书店，“听说地下室大门的锁，被撬过一次”。

往后好几天，王洲的手机一直在响，他选择了沉默，“一个也没有接”。

后来在书店锁起来的铁门上，孤零零地贴有一张手写的告示：“书店已于上周六关门，我们联系店主未果（店主一直不接电话），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请店主看到后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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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关门后，我去了一次王洲的家，那是一个老式6层小区的顶楼，离大钟寺地铁站不远。出租屋装修简陋，但很干净，在主卧房间入口有个空空的婴儿床，靠窗户地方放了张双人坐的沙发，两个小书柜靠在墙面上。

“如果你今天不来找我，我准备上午去西山的，香山在春天和秋天有红叶时最好看。”他告诉我，这些年起码去了西山二三十趟。

在同龄人看来，王洲多少有点乏味——从不会见到他发脾气，不抽烟不打牌，除了在家翻翻书，为数不多的消遣就是一个人去北京西郊爬山。

| 书店关闭以后王洲在家中看旧书（作者供图）

大多数时间，王洲都会待在家里，躺在沙发和床上看书，在房间的书柜里能看出他内心有丰富与冒险的隐秘一面——不到200本书里，大多是不同的人物日记和外文原版的探险故事。

他向我介绍起柜子里的书：“这是讲达伽马的环球旅行……这本是凯尔达尔，他从南美洲一直到南太平洋……德索特，最先占领了美洲的佛罗里达地区……达尔文探险时的船长……涅瓦尔斯基，俄罗斯军官，在中亚探险，他很有名的……贝格尔号搞科学考察……我一般看纪实、探险的东西，也喜欢看日记，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比如知青这代人在人类历史中很独特，很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在荒野中度过青春，到老了也有很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应该选择读文科，而不是学数学。很多空闲时间，他都泡在了图书馆，他称自己那个时候是个愤青，“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改变，常和同学对发生的事，高谈阔论”。在本科毕业前，他想从海南岛，一路骑自行车去拉萨，在那里工作几年，“再出来，可能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可家人对他的计划强烈反对，在林业局工作的姐夫为此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他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最终，他留在海口做了老师——那个海岛刚结束房地产危机没几年，有大量的空房，而比起家乡来说，也是个繁华的都市，可他“对于当中学老师很厌恶，想考研，读法律系，结束感觉没有希望的生活”。

几年后，他最终打算回宜昌考公务员，姐夫又告诉他，正好有个教师考试——于是他又在家乡教了几年书，但中学教书依旧让他感到厌烦，最终，他考研来到了北师大，选了一个文科专业。

原本王洲打算以后继续读博，未来能在大学里教书，可读研时，他在课堂上碰到过学术期刊的编辑，直接推销说给多少钱就能发篇论文，“说实在的，就感觉做学术也意义不大了”。

让他最终动摇的原因是经济原因，那时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对方的父母因为家境条件反对他们的婚姻，毕业后他们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如果读博士，经济会有点困难”。

有一点像是西西弗斯式的玩笑，做老师本来是王洲花了近10年的时间想要逃避的东西，可毕业后，他只能选择兼职小学奥数培训老师。

“读研究生，了解教育思想，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和孩子接触要单纯点。” 王洲说，现在社会对于鼓励“快”有些过头了，“我不鼓励快”。在课堂上，提问时碰到有孩子抢先答题，他会说：“这些题目，数学家根本不需要做，他们一道题目做好几年，对问题思考更深刻才最厉害。”

“那开了10年书店不好吗？”我问。

“这有什么，和开10年的超市有什么区别？一种循规蹈矩的人生。”他说。选择开一家书店，看起来更像是王洲的一种逃离，也是一种与现实的妥协。

谈到书店关闭，王洲说“事情有点巧”，也许正好可以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

今年，他的女儿出生，养育下一代是北漂家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的10年中，他们一共只搬过两次家，其中一次是房东要卖房，但王洲的妻子一直觉得在北京没有安定感，“她觉得生活有漂泊感，有个房子起码有个退路”，毕业后，妻子先去了天津工作了两年，贷款买了套很小的房子，王洲也落户到了天津。

但他们不可能离开北京。2015年，王洲妻子在网上看了各类型楼盘信息后，一周之内，去了廊坊、燕郊看了几套房子，最终决定买下一个在廊坊“小三居”，“在一个配套很好的小区，未来会有学校、医院、公园”，好为生孩子做准备。

可如果去了廊坊，北京的书店也成了问题。一直以来，妻子对于王洲开书店从没有反对过，但也不去店里，对账目也不多过问。王洲说：“我爱人有想法，她想租个小房子，让我妈一个人在这里住，我偶尔回来进货，可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但最后可能也只能这样，因为不管收入多与少，书店对我们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

在廊坊的家去年就装修好了，房价已从8500元到了1万多元。妻子想让自己的母亲来廊坊带孩子，王洲有一些为难，“岳母到廊坊照顾我家小孩，但我爱人的姐姐也有两个小孩，这样的话岳父就要辞掉工作，去她姐姐家里，但岳父不想去”。

书店的关闭、女儿的出生，大钟寺的出租房在8月份到期，好在这些事情都凑到了一起，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了。

等书店关闭后又过了几天，王洲才回到店门口，贴了一张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200多人加他，“大多数想买书，有的询问书怎么处理。我就回复，有了消息会通知他们”。

最后，书店剩下的4万多本库存，“成本大约30多万，找到些合适的买家，大概都购500多本以上”。

王洲和妻子打算租的房子到期后就搬到廊坊生活，买一台车，然后在北京的通州找工作，“我还是做培训，她做幼儿教育，北京这样工作挺多的，小孩没必要在北京上学，基础教育在哪都一样，家庭教育更重要”。

没了书店，王洲没有理由只做兼职老师了，只得当全职老师，上课之余还要“帮忙编课程，接待家长”。他设想过人生的两种结果：“不考研就一直在那教书了，就按部就班。在宜昌，无非和别人一样，买个房，结婚养孩子——在北京也是这么回事，人生大方面都是一样的。至少现在，我的未来说不清楚，可能10年后，我不做奥数老师了。”但北京确实给了他很多机会，至少北京的薪水，能让他购买廊坊的房子，并担负20年的贷款。

这几年，秦明珍的腿得了风湿，偶尔隐隐作痛，“他们说是我长期呆在书店里的原因”。说话时，她不经意叹叹气——突然停下了书店工作，她的生活一下没了方向。今后，她要在廊坊的三居室里照顾孙女、负责家务。她有些担忧自己育儿理念会和儿子他们不同，“我怕自己带不好，过去带儿子、女儿，那时候穷得根本饭也吃不饱，现在的小孩，天啊……但带小孩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未来，刚过68岁生日的秦明珍有自己的想法——眼前的新生活与她无关，那是属于儿子、媳妇，还有尚不会讲话的孙女的，她属于过去，属于那个离集镇都很远的老家，“待多久要看我身体，现在也不太好，再过几年，我就要回家，和老头一起生活”。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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