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赵景宜    来源:人间theLivings

因为学校后勤部门的摇摆,他的小书店多活了一年;但因为想多赚点钱,“清仓打折”似乎又变成了一场情怀消费的欺骗。但没有人知道,这家书店藏着老板对现实的逃离和妥协。

配图 | 单读视频-北师大男生澡堂下面的书店

1

王洲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人,穿着普通,肤色略微有些黑,讲起话来不急不慢,是那种看起来从不会发脾气的人。10年前,他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主修中国教育史。

同大部分北京海淀区的高校一样,北师大也有自己的“书店生态”,尽管不像北大周围有主打三联、商务等库存书的豆瓣书店或专注“思想、哲学”的万圣书园,但北师大周边的这些小书店也跟那些口碑在外的明星书店一样,承受着房租和电商的冲击,靠着各自不同的生存之道勉力维持着。

读研的时候,王洲曾目睹了学校周边小书店的衰落。那时北师大的校园里就开着4家书店,学校东门外还有“学而雅”和“盛世情”等几家大一点的书店,到如今只剩下“盛世情”还在,门面还被美甲店分去了大半。

“最先消失的是‘学品’,我在师大读了一年,他们就不干了,‘宏图’接了它的位置。后来一家叫‘淘书苑’的店也倒闭了”,等到王洲的墨香书店在校外开了一年多后,校园内的宏图、海琴两家书店接连倒闭,自此,“学校里一个书店都没了”。

不过这些书店的死去,并没有打击王洲的信心——他尝过甜头,大学时就爱看书的他,来到北京读研后经常去各处淘书看,在寝室里攒了两百多本书。他想到拿去卖,但又有点不好意思,同在北师大读书的女朋友知道后,便在国庆假期时,直接带着这些书在通往食堂的路上摆了个小摊。

“她很厉害,半天多时间,卖了700多块钱。”王洲想着两人在外面做家教,每小时也不过赚30块,干脆自那以后,专门抽时间去潘家园进二手书,再让女朋友摆摊卖。

32岁那年硕士毕业后,王洲找姐姐借了几万块钱,在北师大的北门租了个门面,成了书店老板,“只当是个小型创业,最多亏个房租钱”。那时候,他的“墨香书店”里,新书只是一部分,还都是三联、商务等出版社的库存书,剩下的“货”全都是各个年代的二手书,从历史、文学到生活常识、旅游地理——当然,也不嫌弃学科教辅。

“正规渠道进的库存书一般是五折,卖也只能按七八折卖。还是旧书利润高些,5块钱弄的书,10块钱卖也完全可以。”

王洲有自己的算盘,2009年10月,进好第一批书后,他就给远在宜昌的母亲秦明珍打了电话。用了两天时间安排好家里的事后,秦明珍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秦明珍没有出过远门,连省会武汉和临近的重庆都没去过。

大多数来墨香书店的顾客并不知道王洲,对于他们来说,秦明珍才更像是这家书店的“台前老板”——一年里除了春节那几天,都是她在书店照看。

秦明珍身材矮小,大半辈子都在湖北老家务农,皮肤黝黑,也不太健谈。只有小学文化的她总是自嘲“我没有文化,和文盲差不多”。第一次从北京西站出来,透过车窗,她只觉得“马路上都是车,北京好大”。

“我们家在宜昌的一个山区里,离赶集的地方都很远”,家里有5亩地,秦明珍和丈夫一起种玉米、喂猪、养羊,紧紧巴巴地让王洲和他的姐姐念上了大学。

刚来北京时,她站在书店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理,“我儿子教我摆书,让我按出版社、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教材摆,我慢慢学着”。

往后在北京的10年,书店几乎是唯一和秦明珍有关系的事情,也隔断了她的过去,把她突然推进了新的生活,她过得寂寞又充实,“早出晚归,和儿子很少碰面”。她更愿意自己忙一些,因为闲下来时会想家。

其实,2010年春节,王洲的父亲曾卖掉了家里的猪和羊,地也给别人承包了出去,也来到了北京。王洲带父母去了长城,一家三口第一次在异地过年。

“他耳朵不好,腰疼,顾不了店,但炒菜、洗衣服能帮帮我。”秦明珍说丈夫容易晕车,但很喜欢步行去天安门、动物园、北海公园这样的地方游玩,“去的地方比我多”。老头还结交了几个朋友,每天上午一块下棋。

但两年后,王洲的父亲还是无法适应北京的生活,选择回老家独自一人生活去了,“他嫌这里住的地方太小,也没什么事做,花的也是儿子的钱,在老家,自己能管自己,过年还能带点腊肉来”。往后,王洲的父亲也会偶尔在空闲时到北京来,有一次他跟儿子讲,这10年来,他一共来过7次北京,每次坐在火车上,“都感觉只有我是最老的”。

丈夫走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买菜,秦明珍几乎每天24小时都是一个人待在那个几十平米的书店里——那个由单元房改成的门面,吃住都在里面。中午做饭时,她怕油烟呛走顾客,就把门关起来。

这10来年,王洲得到了很多的自由和闲暇,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是母亲给她的。这些年,秦明珍只回过两次老家,都是跟着王洲回去的,其中一次是2013年88岁的母亲过世,直接晚班飞机到武汉的机场,那是她第一次“路过省会城市”。有时候她也会想女儿,自从2009年送秦明珍来北京后,女儿再没到过北京,“想的时候就视频,太远了,也没办法”。

2

从王洲的朋友圈里,你很难判断出他是一个小书店的老板,因为上面没有一条和书店相关的动态。

许多高校附近的书店老板都会加教授和学生的微信,平时就在朋友圈分享些稀有、“有意思”的书,吸引顾客来买,但王洲从没和店里的顾客们交过朋友,也认不出哪个顾客是教授学者,“人家来买书,不可能说自己是教授呀”。

比起同行,王洲似乎也并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书店上,除了每年北师大开学时发发传单,书店很少做什么营销活动。在工作日晚上和周末,王洲都要去一家培训学校给小学生们讲奥数题,靠自己本科时的专业,赚着每月一万多块的收入。他也考虑过开个培训机构,“但家底太薄了,亏了的话承担不起”。有不少学生家长介绍孩子给王洲,想让他私下“带带”,“这样确实收入会高点,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私下和别人收费也很麻烦——不能总考虑自己利益,你要是这个时间不能安排、那个时间不能安排,学校就会怀疑你了。”

王洲有很多空闲的白天,每周他都要带着七八个编织袋,坐地铁和公交去北京的远郊,有时是去物流仓库,有时是去书商的家里。每个袋子能装一百多本书,选好书后,再叫一辆货车把书拉回书店。这么多年,他和妻子既没有考驾照也没有买车,“有台小汽车在北京更麻烦,还要交停车费,没有打滴滴方便”。

几年下来,王洲认识了几个固定合作的书商,别人去进货时永远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你说10块钱,他说不行,得15,只能慢慢谈拢价钱”,但王洲不喜欢这种方式,他一般会直接把选好的书进行分类,直接给出单本价格,“我跟他(书商)说,这一堆可以出每本10块,这一堆15,你觉得哪本书卖不了,就收走,不讨价还价,这样非常节省时间”。

时间长了,书商都跟王洲达成了默契,“做生意,总有人希望自己得到好处越多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要公平,每次好处都在你那边,别人自然不高兴。价钱,主要是看旧书品相,还有发行量多少,偏学术、且发行少的,(价格)自然高,过去人手一本的《沉思录》这种,自然就便宜”。

偶尔王洲也给自己淘些书,他的阅读趣味并不专注,更偏向某种好奇的探索。前段时间,他去潘家园收了一本安·兰德《源泉》的英文原著,“我刚从今日头条知道这个人,美国的一个女哲学家,我一问价格,才10块钱,网上可能要买到100”。(编者注:安·兰德,即艾因·兰德,俄裔美国人,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

回到自己的书店,王洲便用经验给这些旧书定价,基本上也就是随行就市:“这本书你原来定10块,一弄来就被买走了,再很难进,那下次就定贵点;要是有五六本都卖不出去,你就可以考虑定低一点。”

自己开了书店以后,王洲很少再去别的书店,只是偶尔去下野草书店——这家书店和墨香书店一样,于2009年在北师大周边开业,期间也数次因为租金问题传出要闭店,“野草的老板来过我的书店,买过电影方面的书,那个书店真正卖书的是他父亲,我们搬进北师大校内后,他父亲还来看过,但我们也只是普通的打招呼,没深谈”。

有一次去公园逛书展,王洲看到了自己过去常去的盛世情书店也在摆摊,这家在北师大东门外的“老牌”书店,一楼卖打折图书,地下室卖学术书籍。王洲在摊位上认识了老板,“我们就聊聊你卖什么书、他卖什么书、什么样的书好卖。他家书店以前生意很好,现在差了一点,能做这么久,也是因为老板很喜欢这行,又比较有经验。但最后,书店可能都是亏的,只是赚到了书。”

在北师大校外的那个门面房4年的合同到期后,房东告知王洲,房租要从每月6000多元涨到1万多块。

“那时书每天卖得好的时候流水2000多块,差的时候才几百块。书店每年的利润,账面上大概两万多块,这个价,肯定租不起。”

3

2014年初,王洲一度决定关掉书店,开始做“清仓活动”,却意外地吸引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这是王洲第一次亲身了解到媒体和舆论对销售的帮助——当然,等到4年后,这家小书店在反复“开张—倒闭—又开张—再倒闭”的循环被顾客们判定为“欺骗营销”后,王洲又感到荒唐和疲惫:“遗憾?说不上。要关门,很早就在意料之中——书店本来就是夕阳产业。”

那时候,北师大的许多学生得知墨香书店要关,帮忙联系了学校和媒体,希望能在校内找个闲置位置容纳这个小书店。最终,北师大后勤部将位于“学一”教学楼地下室的“职工之家”腾了出来,“免租金”供书店使用——后来书店的门口,还一直保留着“职工之家”的招牌。

王洲说:“我们去之前,那里面就放了一张台球桌,两张兵乓球桌,很空,也没什么人来打球。”作为交换条件,王洲的书店每年要提供1万本书送给北师大的新生,同时,这里也要作为后勤员工的阅览室——北师大有1000多个后勤职工,他们是无法进入学校图书馆的。

| 王洲的书店每年要送1万本书给北师大的新生(作者供图)

这个优惠条件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妻子给王洲建议,逢年过节可以给后勤部门送些礼物表示一下,但王洲拒绝了:“合约怎么说,就怎么做,送烟和酒,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干,反倒会出问题。”

也是在书店搬进学校之后,秦明珍才终于开始和儿子媳妇同住。每天早上7点多,她都会从家里出来,从大钟寺站坐30分钟的公交去北师大,这段通勤是她难得见到日照的时候——从她走进地下室打开灯的那一刻,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在北京,秦明珍没有熟人,不知道该如何搭乘地铁,她只生活在书店和儿子之间。唯一日常能讲话的人,就是常来买书的顾客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会跟眼前这位脾气好的老人聊聊自己近况,讲些最近听到的新闻。秦明珍也很喜欢来书店的学生们,露着笑脸听他们讲话。

没人光顾时,秦明珍会整理书架,或从库房拿书出来“上新”。干活累了,就坐在板凳上,拿本书出来看,“看看书名,想看的话翻翻,看得进去就看,看不进去就不看,反正书也多”。不过,秦明珍很少和顾客们说自己也爱看书,她还记得年轻时看过的小说《第二次握手》,“以前我喜欢看侦探类的书,什么吸引我?那些人物脑筋特别灵活,从各方面分析、破案,太精明了”。

地下室入口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书店的招牌指引,除了开学季,书店几乎无人问津。大多时候,地下室的书店里很安静,让秦明珍躲掉了很多烦恼。在学校北门开书店的那几年,她的心里总是没底,最怕工商来人检查。对方会问书店有没营业执照,刚开始,她打电话向儿子求助。对此,王洲倒是很直接:“就算来查,我也理直气壮——不是我们不办,是他们说旧书店办不了。你没有道理,我怕你什么?”

但秦明珍很难像儿子一样坦然,只有赔着笑脸跟工商装糊涂:“我说会去办的——其实心里不踏实,房子还在租着,总没有底。有时他们一个月来几次,真的有点烦。”

搬进学校地下室后的几年时间,一直平安无事——但没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2018年4月,学校后勤部的老师跑来通知说:“学校准备改造这个地下室,你们要做好搬走的准备。”

王洲第二次将“清仓打折”的消息贴在了书店的墙上,北师大校园论坛“蛋蛋网”有人找了过来,帮忙做了一篇书店清仓的报道。帖子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下午,王洲从外面上完课后来到书店,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书店里面都挤不进去了。”

那天是4月2日,作家马伯庸在上午光顾了这个小书店,发了9张带图的微博,说书店将在下月关闭,“虽我已发誓不买书了,家里摆不下,可还是没忍住……”

于是,那天店里一下卖掉了几万块钱的书——自打书店搬到地下室后,除了开学那几天学生们来买旧教材一天能有上万块的流水,日常一天只能进账几百块。

“墨香书店即将关闭”的消息从校内传播到社会,人们关注着这家地下室书店的死亡倒计时,很多人都来书店买书支持。

在马伯庸那条微博发布后的半个月,有政府文化部门派人到书店检查,查封了书店,以发现几本圣经和宗教类书籍为由,要求书店停业整顿两个月。两个月后,书店重新开张,王洲主动找到蛋蛋网,又请他们帮忙做了次“清仓”宣传。

清仓时,店里的新书显然比二手书更受欢迎。然而,那段时间里,很多学生都看到,一辆货车停在地下室的入口,王洲从外面进来的新书一件又一件从车厢里搬进了书店,这让大家颇感愤怒:“不是在清仓吗?怎么还在进货?”

这件事情在校园内引起里不少学生的不满,质疑老板用情怀做销售的手段。

到了2018年的10月,还有热心的学生在蛋蛋网微信后台留言,希望能继续帮助墨香书店做清仓,而蛋蛋网的编辑则直接回复:“地下室兼具消防安全功能,那里本不该做书店,有火灾隐患。他不愿出钱租地面上的房子,嫌贵,这不值得同情。”

书店还在照常营业,这更让很多人认定了,这家二手书店在“一年一度的表演”。支持书店的顾客也觉得这是某种程度作秀,不过“也不需要指责,现在实体书店本来就不容易”。

“当时进了5万块的货,配着卖,他们说我‘表演’,和这个有关系。”王洲坦然承认自己那时的所作所为,但他的不解释,让“清仓”变得暧昧起来。

不过,王洲却把导致这场闹剧的原因推给北师大后勤部门的摇摆——因为“一下有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那时书店又留下来了”,“当时他们没有很明确说什么时候要我搬走,只说做好准备,后来才说的时间,可最后又没让我走。也许他们一方面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做别的用途,另一方面又觉得书店留在这也挺好”。

4

清仓风波后,王洲在书店里留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100多个顾客加了他的好友。

2019年4月,王洲又一次在店里贴了清仓告示,还用微信群发给了那些顾客,说5月底书店将彻底关闭。这个群发公告作为消息源头,口口相传,让许多人加入转发行列,其中包括冰心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退休教授吴青,这一度让网上开始误传:墨香书店是吴青开的“理念书店”。

| 以讹传讹的信息让墨香书店再次引发媒体的关注

互联网上的信息流再一次吸引了媒体的关注,网络上的回响带来了线下的人流。清仓那段时间,我去了北师大时,书店里面已经挤满了人,几十个选好书的顾客在蜿蜒排队等着结账。外面还在不断有人涌入,但也有被里面的场景惊住的,说:“平时没这么多人,过下再来吧。”

王洲坐在收银桌上,一本一本地算价钱,似乎一点也不急躁。秦明珍无事可做,有些慌张地穿行在人群中,面带微笑,偶尔帮人找找书。我在等待结账的间隙,对王洲表明了来意,他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聊聊。”说罢,他唤来母亲过来收银,把我带到了后面。

我们向后走的时候,时不时有人喊他:“老板你快来,她做不了主。”这样的状况大多是如买一套《资治通鉴》,但少了几册,或者有的旧书没写上价钱。王洲告诉我:“因为我在,我妈就想以我的主意为主,我不在的话,她也可以说个价,别人能买就买,不愿意就留下。”

这一次的清仓让更多人觉得他是作秀,一个ID为“蛋蛋网主编”的微博主页上对这件事愤愤不平:“如果这次(书店)到期还没搬走,我就打电话举报。”

4月3日,蛋蛋网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篇明文《亲,这么久了,您还没搬呐?》文章,里面写道:

“今天下午,又看见了学一楼地下室二手书店的宣传。如果你在师大的日子够久,其实也用不了多久,应该能感受到这个消息似曾相识吧?”

“我们不禁好奇想问,这么多次的deadline,是不是学校真实下达过的?”

……

质疑声音又一次涌现,王洲淡淡地跟我说,他看过声明:“有不同意见很正常,我们这样拖来拖去确实不好,有人觉得被欺骗了。”

我问他:“这次新书快卖完,你打算怎么办?”

“去年是5.6折卖的,其实有赚头,今年是5折卖。我们的人气是靠新书,新书没了旧书也很难处理掉。其实这次我有的时候也犹豫,要不要再进一些……”

“那你如何向人证明这次是真的关门?”

“这个不用解释,到时间我关不关,大家自然知道。”

王洲的回答听起来像是一种话术,他称自己不太会交际,对于因为清仓特意而来的顾客,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情。有个中年男人看到网上消息专程第一次赶过来,买了50多本书,算完总价2000多元,问王洲能不能优惠一点,“可以便宜10块钱。”说完这句,王洲就没再说话了。

那天是清明节前的工作日下午,王洲不停走出地下室,不断向新来的人解释“现在进不去了”。

清明假期的第二天,4月6日,下午1点多,按照王洲的计划,墨香书店正式停止对公众开放。当时在里面的顾客还非常多,秦明珍独自一人坐在收银桌边,直到3小时后,最后一位顾客才结完了账单。在这之前的3天里,这家地下室书店因为“清仓”涌入大量人流,卖出的书共计约14万元。

王洲此前已经和北师大后勤部门商量好,书店从这天开始不再对公众销售,剩下的库存只给大批量买书的顾客去选。

然而,墨香书店的倒计时最终却因为文化部门又一次检查而提前。4月8日,王洲被叫去谈话,当场写了检查,“就一句话,承诺不能无证经营。我很配合,不想给学校添麻烦”。那之后的几天,通往地下室的大门就被锁了起来,连王洲和秦明珍也进不去了。那天之后,还有很多不知情况的顾客来书店,“听说地下室大门的锁,被撬过一次”。

往后好几天,王洲的手机一直在响,他选择了沉默,“一个也没有接”。

后来在书店锁起来的铁门上,孤零零地贴有一张手写的告示:“书店已于上周六关门,我们联系店主未果(店主一直不接电话),我们建了一个微信群……请店主看到后联系我们。”

5

书店关门后,我去了一次王洲的家,那是一个老式6层小区的顶楼,离大钟寺地铁站不远。出租屋装修简陋,但很干净,在主卧房间入口有个空空的婴儿床,靠窗户地方放了张双人坐的沙发,两个小书柜靠在墙面上。

“如果你今天不来找我,我准备上午去西山的,香山在春天和秋天有红叶时最好看。”他告诉我,这些年起码去了西山二三十趟。

在同龄人看来,王洲多少有点乏味——从不会见到他发脾气,不抽烟不打牌,除了在家翻翻书,为数不多的消遣就是一个人去北京西郊爬山。

| 书店关闭以后王洲在家中看旧书(作者供图)

大多数时间,王洲都会待在家里,躺在沙发和床上看书,在房间的书柜里能看出他内心有丰富与冒险的隐秘一面——不到200本书里,大多是不同的人物日记和外文原版的探险故事。

他向我介绍起柜子里的书:“这是讲达伽马的环球旅行……这本是凯尔达尔,他从南美洲一直到南太平洋……德索特,最先占领了美洲的佛罗里达地区……达尔文探险时的船长……涅瓦尔斯基,俄罗斯军官,在中亚探险,他很有名的……贝格尔号搞科学考察……我一般看纪实、探险的东西,也喜欢看日记,从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轨迹,比如知青这代人在人类历史中很独特,很少有人像他们一样,在荒野中度过青春,到老了也有很深的影响。”

他说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应该选择读文科,而不是学数学。很多空闲时间,他都泡在了图书馆,他称自己那个时候是个愤青,“对社会现状不满,想要改变,常和同学对发生的事,高谈阔论”。在本科毕业前,他想从海南岛,一路骑自行车去拉萨,在那里工作几年,“再出来,可能人生会变得不一样”。可家人对他的计划强烈反对,在林业局工作的姐夫为此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让他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最终,他留在海口做了老师——那个海岛刚结束房地产危机没几年,有大量的空房,而比起家乡来说,也是个繁华的都市,可他“对于当中学老师很厌恶,想考研,读法律系,结束感觉没有希望的生活”。

几年后,他最终打算回宜昌考公务员,姐夫又告诉他,正好有个教师考试——于是他又在家乡教了几年书,但中学教书依旧让他感到厌烦,最终,他考研来到了北师大,选了一个文科专业。

原本王洲打算以后继续读博,未来能在大学里教书,可读研时,他在课堂上碰到过学术期刊的编辑,直接推销说给多少钱就能发篇论文,“说实在的,就感觉做学术也意义不大了”。

让他最终动摇的原因是经济原因,那时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对方的父母因为家境条件反对他们的婚姻,毕业后他们拖了好几年才结婚,“如果读博士,经济会有点困难”。

有一点像是西西弗斯式的玩笑,做老师本来是王洲花了近10年的时间想要逃避的东西,可毕业后,他只能选择兼职小学奥数培训老师。

“读研究生,了解教育思想,觉得当老师也挺好的,和孩子接触要单纯点。” 王洲说,现在社会对于鼓励“快”有些过头了,“我不鼓励快”。在课堂上,提问时碰到有孩子抢先答题,他会说:“这些题目,数学家根本不需要做,他们一道题目做好几年,对问题思考更深刻才最厉害。”

“那开了10年书店不好吗?”我问。

“这有什么,和开10年的超市有什么区别?一种循规蹈矩的人生。”他说。选择开一家书店,看起来更像是王洲的一种逃离,也是一种与现实的妥协。

谈到书店关闭,王洲说“事情有点巧”,也许正好可以化解一场可能发生的家庭矛盾。

今年,他的女儿出生,养育下一代是北漂家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的10年中,他们一共只搬过两次家,其中一次是房东要卖房,但王洲的妻子一直觉得在北京没有安定感,“她觉得生活有漂泊感,有个房子起码有个退路”,毕业后,妻子先去了天津工作了两年,贷款买了套很小的房子,王洲也落户到了天津。

但他们不可能离开北京。2015年,王洲妻子在网上看了各类型楼盘信息后,一周之内,去了廊坊、燕郊看了几套房子,最终决定买下一个在廊坊“小三居”,“在一个配套很好的小区,未来会有学校、医院、公园”,好为生孩子做准备。

可如果去了廊坊,北京的书店也成了问题。一直以来,妻子对于王洲开书店从没有反对过,但也不去店里,对账目也不多过问。王洲说:“我爱人有想法,她想租个小房子,让我妈一个人在这里住,我偶尔回来进货,可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但最后可能也只能这样,因为不管收入多与少,书店对我们家的经济肯定是有帮助的。”

在廊坊的家去年就装修好了,房价已从8500元到了1万多元。妻子想让自己的母亲来廊坊带孩子,王洲有一些为难,“岳母到廊坊照顾我家小孩,但我爱人的姐姐也有两个小孩,这样的话岳父就要辞掉工作,去她姐姐家里,但岳父不想去”。

书店的关闭、女儿的出生,大钟寺的出租房在8月份到期,好在这些事情都凑到了一起,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了。

等书店关闭后又过了几天,王洲才回到店门口,贴了一张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有200多人加他,“大多数想买书,有的询问书怎么处理。我就回复,有了消息会通知他们”。

最后,书店剩下的4万多本库存,“成本大约30多万,找到些合适的买家,大概都购500多本以上”。

王洲和妻子打算租的房子到期后就搬到廊坊生活,买一台车,然后在北京的通州找工作,“我还是做培训,她做幼儿教育,北京这样工作挺多的,小孩没必要在北京上学,基础教育在哪都一样,家庭教育更重要”。

没了书店,王洲没有理由只做兼职老师了,只得当全职老师,上课之余还要“帮忙编课程,接待家长”。他设想过人生的两种结果:“不考研就一直在那教书了,就按部就班。在宜昌,无非和别人一样,买个房,结婚养孩子——在北京也是这么回事,人生大方面都是一样的。至少现在,我的未来说不清楚,可能10年后,我不做奥数老师了。”但北京确实给了他很多机会,至少北京的薪水,能让他购买廊坊的房子,并担负20年的贷款。

这几年,秦明珍的腿得了风湿,偶尔隐隐作痛,“他们说是我长期呆在书店里的原因”。说话时,她不经意叹叹气——突然停下了书店工作,她的生活一下没了方向。今后,她要在廊坊的三居室里照顾孙女、负责家务。她有些担忧自己育儿理念会和儿子他们不同,“我怕自己带不好,过去带儿子、女儿,那时候穷得根本饭也吃不饱,现在的小孩,天啊……但带小孩是我们的义务”。

对于未来,刚过68岁生日的秦明珍有自己的想法——眼前的新生活与她无关,那是属于儿子、媳妇,还有尚不会讲话的孙女的,她属于过去,属于那个离集镇都很远的老家,“待多久要看我身体,现在也不太好,再过几年,我就要回家,和老头一起生活”。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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