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帮助了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记者蔡凌提供）
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帮助了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看到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却仍没有自由平等和人权，她在受访时反省，为什么西方没有很认真的去支持中国的异议人士? 没有很坚强的去说中国人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法国，只要提到六四天安门事件，无论是法国人或中国人，第一个都会想到著名的汉学家玛丽•侯芷明教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跟着汉学家父亲在台湾学中文，之后留学中国，看过蒋介石和毛泽东过世举国哀悼的场面，也在西单民主墙期间认识了当时的异议人士魏京生等人。八九年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她帮助了非常多流亡到法国的学运人士。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她娓娓道来对学运学生改变的观察。
八九民运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照）八九民运期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照）
记者: 1989年您在法国，当时是怎么看天安门事件?
侯芷明: “天天看电视，看天安门广场有那么多人，协合起来一起要求民主自由，要跟李鹏邓小平进行对话，都是很新鲜的现象，从来没听说过一些大学生要求跟领导人进行对话，连在西方国家，都是比较难得的状况。六四的大屠杀，不能说我们没想到会发生一个灾难，但是规模那么大的灾难，我看没有一个人能预料，担心会发生镇压，但是这样开枪杀人，这是一个很难忘记的一个灾难。”
记者: 三十年来，对于这些学运学生的流亡生活，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侯芷明：“有的人好像突然从月亮上下来，自己不太清楚究竟在哪，对他们的刺激是非常大，突然从他们的家庭国家语言文化，他们原来没有出来的打算，所以那些人适应法国的环境是非常不容易。有的人就是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看事情看得比较实际，得到了自己的一种平衡，保持他们原来的理想，又适应了他们的环境。”
“我认识的人大多数属二十年之后还不会说法语，好像在法国生活就是一个不得不这样的现象，他们就愿意在一起喝酒吃饭，然后痛痛快快的骂共产党，你就永远在这个环境里，你不会有什么进步。”
记者: 您组织了3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
“第十周年安排了很多活动，而且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游行，哎呀，那时候真的不得了，可以说比较成功的。二十周年我们得到Pierre Berger(圣罗兰)支持，拍了一个录像带，安排了座谈会，很多人来参加。然后呢，遗憾的是，法国民运之间发生了争论，民运小圈子就崩溃了，一起组织游行是不可能。后来就是越来越低调，现在我们每年就在一个小公园裡纪念六四，因为那边有一个小墓碑。”
“今年因为是三十周年，活动比较多，这个说明法国人没有忘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我因为这个感到骄傲，因为说明我们没有完全失去记忆力，而且继续关心天安门大屠杀的后果，也继续思考做过这种灾难的制度有没有改变? 它三十年前能做这个，今年还能不能再做?需要做的话，它肯定再会做，这个中国老百姓也非常清楚，所以没有第二次天安门，不可能。”
记者: 您可以谈谈三十年来奉献心力的感想吗?
“每次都这么想，世界还有很多美丽的事情，但是，中国没有得到一点进步开放，我们西方人不继续帮忙的话，他们就不光是更孤独，但是中国政府的胜利更大，所以我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感，我们不能不做，必须做，是我们的任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凌巴黎报导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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