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是1989年6月3日戒严部队接到的军令。有人持枪往前奔跑,有人驱动坦克辗过大街,也有人做了另类的选择。如果是你,你会追上去,还是默默伫立,等待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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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5日,李晓明(左起第五位)与队中同袍在天安门广场合照,那是他们在戒严令以来第一次踏足广场。
(德国之声中文网) 八九民运以流血告终,完成任务之后,20多万戒严部队军兵竟然收到官方的“纪念品”——每人一本纪念册、一只手表、一枚纪念章。掀开红色封面的纪念册,第一页写着大大的“首都卫士”四只红字,由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当年7月18日题字。
再下一页,是邓接见戒严军队干部时的一番话:“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分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麽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
这个,是中央希望所有拿过枪的军兵所记住的六四。
“我觉得历史选择了我。”2002年,六四戒严部队军官李晓明第一次把憋在心中13年的经历公诸于世。即使到了2019年,再次忆述当年片段还是忍不住在众人前哽咽起来。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是电子工程师和初中数学老师,李晓明却上了军校读大学。“因为国家免学费。我毕业也是大学生,不同的只是我上军校,他们(学运学生)上地方(大学)。所以部队称我们为学生军。”李晓明毕业后两年入伍担任中尉,中国爆发全国学运潮。25岁的他也在赶赴北京的路上,不过他是坐着军车上路。“虽然穿着军服,但我感觉跟学生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当时非常同情和赞成学生所为。如果晚两年毕业,如果我在北京上学的话,我很可能跟学生一样上街游行争取民主和反对腐化,我也一定会去。”
不幸地,军衔把他放在群众的对面;但幸运地,他的双手没有沾上鲜血。“6月3日下午我们接到指令要向天安门东边进发,师长和几个参谋穿着便衣在晚上先到天安门视察,那时部队已经开枪。回来的时候七点多,就说‘我们收不到戒严指挥部的命令’,于是我们部队一直在北京市郊区没有进去(天安门)。”李晓明形容,军官并没有向他们解释原因,“但下面的参谋明白什麽意思了,所以开始在外围消极抵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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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为北京戒严部队一员的李晓明,在今年五月到访台湾参加六四纪念活动。
“很希望老百姓堵着我们”
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实在更早时段已经出现了。李晓明回忆,在政府颁布戒严令时,有些军官因为不想参加戒严任务或反对强硬对付民众而“在队中表现不好”,令上级把他提前送返原驻地。更有人公开反对戒严并在军中宣传,军方最终安排他转业。纵然人数很少,但这些明显持反对立场的人都在清场前被调走了。
李晓明隶属的39军116师部队,早在5月22日就抵达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记得上级对所有士兵传达非常明确的指令:“谁要是开第一枪,谁就要对历史负责。”他认为这就是要防止大家开枪,而且那时大家都有枪没弹。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变——不再提不准开枪,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准时进到天安门广场”。傍晚时分,军队向军人们发子弹,李晓明说当时军队里有不同声音,各级指挥官的演绎和执行都不同。“但作为职业军人很正常地想,你发枪又发子弹,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包括开枪这个选项了。”同一时间,各种各样关于“军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过官媒在军中广传,李形容对一些同袍来说“开枪就像复仇似的”。
外面风声鹤唳,但是相反的,当天他所属的军车队以缓速行驶,每当遇到群众堵路就主动停车甚至后退,还得到群众掌声。可是入夜以后,枪声在北京市内响起,几乎再没有民众围堵他们了。他说:“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实我们部队很希望有老百姓堵着我们。我们都明白面对的是不是暴徒,而是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而且大部分当时都是和平的示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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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卫士纪念册”是官方授予20多万戒严军兵的纪念品之一。图左:纪念册由中央军委制作,封面的标志上印有“1989.6”。图右:纪念册第一页,印有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9年7月18日的题字。
被同袍押进天安门
这一夜,对许多人而言非常漫长,也有人无法活着看到六四的黎明。李晓明的39军部队一直在北京市,却比军令晚了整整一天才到达天安门。“6月5日戒严指挥部派出另一军团(38军)处长,带着一辆车,士兵架着机关枪,把我们押进去天安门广场。”
那时士兵都在清扫“案发现场”,因为清场在前一天已经结束,李没有在广场上发现尸体,但在散满一地的杂物中看到染血的裤子和棉袄,裤上更有弹孔。他引述:“有士兵跟我回报说,在地上发现好几滩血。”而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台阶和石柱都被辗毁,坦克的履带印清晰可见。这一幕,是深印脑海30年的画面。
另一个无法忘却的片段,发生在6月7日。当时他们正在执行第二阶段任务,抓捕学生领袖和“暴徒”。晚上在一所小学里驻扎休息时,对面的教室忽然传来三声巨响。李晓明和同袍马上冲出房外,目睹两名军人拖行一名倒下的军人,沿途留下一滩长长的血迹,把地面染红。原来是有士兵擦枪走火误杀同伴,但“上级说成外面有暴徒开黑枪打死他,他后来被称为烈士,军兵也没受处分,政府和军队明显在说谎”。
四年后,他终于无法忍受困扰他的矛盾感,选择离开军队。但是他发现这样还不够,他感到离开中国的必要。几年之后,他搭上了出境的飞机,一去就是二十年。离开军队和中国以后,李晓明依然带着愧疚活了30年。“虽然我没有开一枪,但作为当时服役的军人参加这个经历,当时还是觉得很内疚很惭愧。中国解放军扮演了很耻辱的角色,不是政治风波,而是犯下杀人的罪行。”
辞职书写历史
已经移居澳洲快20年的李晓明,是极少数愿意作证的加害方。他认为即便过了这麽久,六四本来的面目仍未很完整的拼凑出来。为此,本来任职电子工程师的他两年前毅然辞职,花了两年完成着书,能填补一点缺口。“作为一个见证人,我有历史责任把证据写下来。”
“特别是我两个儿子不知道这段历史,他们在澳洲长大生活未必相信。坦率讲,在今年之前很少跟他讲(六四经历)。今年我有很多采访邀请,我就叫他们Google我的名字了解一下。老大看了很有感触,为他爸爸自豪,他应该也觉得我做了正确的事。”李晓明2000年到澳洲攻读硕士,第一次公开自身经历时仍是中国籍身份。虽然后来入籍澳洲,但还是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曾经有领事馆人员接触他说:“你应该顾好自己家庭,不要参与这些活动。”为了保护中国国内的朋友,他回国时也只好尽量避谈六四。
“很多人就算有良心,最可能也只能保持沉默。”回首昔日同袍,李晓明如此慨叹。当年他所属的队伍原本是国家重点部队,但因为没有执行军令,不少长官以后也仕途平平或离开军队。
今年五月中旬,他第一次踏足台湾,用三个星期时间马不停蹄出席纪念活动。身为免于“被沉默”的人,连日来重复宣讲着这段对不少台湾人来说陌生的历史。但他最想讲的是这番话:“对受难者家属,我应该向他们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开枪杀人的凶手在法庭受审判,让死者灵魂得以安息。”
“中国经济发展了,还是个极权独裁国家。当年学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权,现在还是没有过时,要实现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往日在军车和枪口对面的运动参与者,如今与这位前军官站在同一阵线,对于未来,他们看法很相近。“我觉得早晚要平反的,这些普世价值早晚会在中国大地实现。但我今生看不看得到,坦白讲我很悲观。”
李芊(发自台北)